历史剧：时代的心情

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社会时不时地在历史的堆积层中翻找可以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截断戟可以用来论证王朝的更替，一座荒冢可以演绎委婉的爱情，一则野史传说可以激励或者安慰今日的心情。

历史剧正是一把这样的铁锹，它东一下西一下地挖掘寻觅，把一些久远的物事找出来，髹上现代色彩的漆，用以满足不同社会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不同时期的历史剧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正处内忧外患之中，历史剧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南冠草》，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还有在延安上演的《逼上梁山》等，都激情澎湃地抒发了时代的愤懑和呼喊。郭沫若谈到《屈原》的创作时就说，他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

到了六十年代，田汉的《关汉卿》、《谢瑶环》，吴晗的《海瑞罢官》依然在以古人之口为民请命。孟超的《李慧娘》尽管没有很明显的影射痕迹，却也寄托了对爱情、自由以及权势的看法。但是在当时意识形态的沉重压迫下，这种传统很快就走到了它的反面。在郭沫若的《蔡文姬》、曹禺的《胆剑篇》、《王昭君》那里，借古喻今的立足点已经转换为歌功颂德、图解政策，既切断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在历史剧创作中的延续，却也因其说教的可憎面目，成为商业化社会反拨“文以载道”传统的祭旗之物。

此后，“戏说”登场统领天下。风从香港来。

这时，舞台剧的市场份额已经大量割让给影响力大得多的电视连续剧。香港的“戏说” 电视连续剧颠覆史实，也颠覆经典名著、古代神话、民间故事。在戏说康熙、戏说乾隆的同时，还戏说《西游记》、《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

其实，“戏说”并非纯粹的儿戏，它有商业社会和市民文化的时代背景。当它以游戏的态度解构历史、解构经典的同时，既给人们以乐趣，也嘲弄、动摇甚至颠覆着现有的秩序和观念，迎合着某种社会心理，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戏说”因其荒诞为正统文化不齿，但是“戏说”的市场份额却让正统文化中人垂涎。

面对香港人的强劲“戏说”风，我们的艺术家们有了自己的新选择。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一种新的、不容忽视的历史剧创作现象开始出现在荧屏。《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以及“微服私访”之类的“帝王戏”连续热播荧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曾问过好些电视观众：为什么喜欢《雍正王朝》、《康熙王朝》还有《天下粮仓》等？他们的回答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好看；二，可以知道历史。

这样的回答或许道出了这些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的价值取向。

“好看”，是艺术的追求之一，它可以丰富人民的生活。但是艺术的追求不能止于“好看”，对于艺术家来说，“好看”的载体中所寄寓的文化内涵是至关重要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历史题材电视剧显然告别了《屈原》、《海瑞罢官》式的锋芒，也没有了《关汉卿》、《谢瑶环》式的凝重，它们缺少与“好看”并不矛盾的内在的精神力量。

如果说通过观看《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可以知道历史”，那只能是缘木求鱼。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从史实角度去考究这几部电视连续剧藏在正剧外衣下的“戏说”成分，因为那毕竟只属于技术的层面。当我们以文化的视角审视这些电视连续剧时，就发现它们不但因精神力量的缺失而苍白，而且有着历史观方面的重大缺陷。

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也常常从尘封的历史中寻找诗情，留下了许多以英国封建君主为主角的历史剧，比如《约翰王》、《亨利四世》、《理查二世》等，共有九部之多，构成了一部连续的历史。但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君主多是暴君或者昏君，在他们身上展示了封建制度的没落，折射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而我们当下走红的几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却非常慷慨地给了那些封建帝王许多“溢美之词”，大力张扬他们的“英主”形象，至于他们作为封建王朝代表的残忍、落后、昏庸、愚昧、独裁的一面，却“为尊者讳”，被轻易地抹去。雍正时代知识分子因文字狱抛洒的鲜血竟然也一片淡然。“明君”、“清官”的人治理想更加清晰。在世界民主潮流日益高涨的今天，在清理封建遗毒依然任重道远的中国，还在用这种笔法描绘封建帝王，并且拥有不少观众，不能不说是深深的不幸。

中国历史上被引为自豪的康乾盛世，正处于全球变局之中，正是那个时期，西方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清朝统治者却陶醉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孕育了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苦果。中国的理论界一度非常关注曾经横亘在我们祖先面前的这道历史的坎，将康乾盛世称之为“落日的辉煌”。我们的以正剧面目出现的历史剧为什么不能站在中华民族命运的高度去演绎这段历史？为什么不可以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加深邃的历史沧桑感？难道以这样的立意就无法结构“好看”的戏剧冲突？

有人会说，追寻文化深度的文艺观早已过时，能够娱乐大众就行了。这种说法正好道出了当下这批走红历史剧的实质。它们是商业社会的产物，为大众消费而制作，隶属于流行文化。虽然它们以历史正剧的面目登台，但是实际上只是歌颂帝王将相的旧戏与商业时代“戏说”的勾结和妥协。

如果说历史剧体现的是时代的心情，那么，中国的历史剧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体现的是激愤；六十年代体现的是沉郁和扭曲；“戏说”体现的是反叛；当下的历史剧体现的是讨好——它们曲着腰站在市场的矮檐下。

历史永远可以作为人类在前路迷茫时的反顾。但是我们常常在这种反顾中感受到历史的悲哀和艺术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