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剧的意义探求

 ——关于《外来媳妇本地郎》

一部通俗短剧，播了360多集，赢得大量受众，且势头未减。《外来媳妇本地郎》的成绩确实令人关注。

尽管有人主张不必探究它的时代意义，认为它仅仅凭群众欢迎这一条就可以论输赢。但是我认为，这反而体现了对这类通俗作品内涵的文化忽略，表现了另一种深层次的不信任和排斥。

实际上，《外来媳妇本地郎》有其文化内涵，并非“轻松”、“好看”就能简单概括，它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及观念变迁。

它的成功首先有社会的原因。

广东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这类轻喜剧作品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原材料，同时，广东市民社会的成长则为它准备了广阔的市场。

其次是文化的原因。

在我们这个时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较量已经颇有时日，两者之间已经由壁垒分明的相互排斥开始转为排斥与交融两种状态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向已成大势。这为《外来媳妇本地郎》这样的不追究微言大义，但是健康、向上的市民化、生活化节目提供了理想的发展空间。

第三是岭南文化的原因。

岭南文化注重世俗性，弥漫着欢快、轻松。这正为《外来媳妇本地郎》这种类型的市民节目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是世俗的，走的是通俗化路子，所以特别看重娱乐性的效果，讲究巧思。我对《外来媳妇本地郎》较为感兴趣的是，它将普通话与粤语同处于一个时空之中，营造了一种特别的文化氛围。

四川火锅的走向全国，发明鸳鸯火锅者功不可没。《外来媳妇本地郎》是不是也有这种创新的心思？广东戏剧常常在注重方言的亲和力时失去粤方言以外地区受众的理解和关爱，顾此失彼，《外来媳妇本地郎》显然想另辟蹊径，尝试开发一片共同地带。

但是语言氛围的营造毕竟是次要的。我想，《外来媳妇本地郎》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人物格局，以创造出这样的双语共存现象，最早的创意应当不是源于语言的需要，而是希望通过一家里头有两种文化、两种观念的不同载体，体现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是深刻的，折射了社会的变革。但是因为发生在同一个屋顶之下，这种矛盾与冲突又是善意的，因而充满喜剧色彩。我们不能不为这样的人物关系建构和这样的艺术创意击节叫好。

如今这种创作本意已经有所淡化。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事，在漫长的360集里用同一种方式玩同一个主题，恐怕任什么高手都难以为继。于是，本来就是为收视率而生的《外来媳妇本地郎》彻底摆脱了主流文化关于“意义”的追求，一心一意在市井生活中寻找话题。“外地”和“本地”的人物关系已经可有可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却又是一种似乎无法改变的遗憾。

尽管如此，《外来媳妇本地郎》的开创意义仍然不可忽视。它体现了广东电视面对境外电视节目冲击时的责任意识。在与香港电视节目的阵地争夺战中，它创造的收视率足以傲视周边。但是它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貌。与香港电视片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外来媳妇本地郎》没有港式的“无厘头”，没有过多地纠结于插科打诨。它以老百姓喜欢的样式为表，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为里。

当然，《外来媳妇本地郎》尚存在一个深化主题的任务。有一些专家指出，《外来媳妇本地郎》其实是有自己的社会含义的。他们举“减肥”的一场戏为例，说：改革开放之前物资匮乏，吃饱已属不易，哪有什么肥可减！所以评说这场戏透视了时代的进步。而其他各集也是如此。我很同意这样分析。但是这种分析毕竟属于评论家的延伸解读，不是观众的感受。为什么不可以将这样并非说教的生活感悟直接植入剧情或人物之口？既然定位于市井百姓，就不必将创作的意蕴隐藏太深，不必寄望于再三回味，完全可以直白一点。我想，这里恐怕不单是创作手法的问题，还有编导的追求止于何处的问题。在我看来，不论是文艺的创作者还是评论者，改变过去鄙视大众文化的态度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艺术对生活内涵的挖掘却永无止境。解构，毕竟不是通俗喜剧的任务。

既要为高收视率高兴，又不能以高收视率满足。这也许是我们应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