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阳关有粤人

为了给纪录片《母亲河》撰稿，我同广州电视台的两位编导计划在长江、黄河和珠江两岸走一走。首先我们从空中沿黄河而上，来到宁夏。

飞机在晚上九点多到银川，宁夏电视台的几位朋友一直在机场等。一起吃晚饭，西北汉子豪爽，啤酒是一打一打要的，要牛肉串一开口就是50支，当然白酒、羊肉更是少不了。酒酣耳热之中听他们讲宁夏的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听到了黄超雄这个名字，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广东人。

第二天，我们就去拜访这位塞上的广东人。

已经是五月上旬，珠江三角洲正是起龙舟时节，石榴花红似火，天气早可以用得上“热”字了。但是银川却还是仲春，风儿吹在身上有一种柔软、迷蒙的感觉。从黄超雄办公室的大玻璃窗望出去，天色蔚蓝，上面缀着几丝淡淡的白云。

黄超雄个子不高，穿一件格子夹克。他是广东台山人，1962年从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来到宁夏，如今已经整整40年。他很高兴地跟我们讲了几句广东白话，可是就连我这个新客家都听得出其中有久违而造成的生疏。谁言“乡音未改”？数十年的流云足以擦去人生多少记忆！

据黄超雄说，40年间他曾经有过三次机会调回广东，但是他最终都放弃了。最近的一次是1984年，那年头，在外地工作的广东人纷纷向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家乡调，黄超雄也准备回去。广东方面已经万事具备，但是面对宁夏人的热情挽留，他却不好意思走。他跟我们说：“40年了，对这片土地，对这里的人毕竟有了感情。”

黄超雄曾经担任区建设厅的总工程师、厅长，参与了银川市的总体建设规划设计。他用俗谚形容过去的银川市：“一条街，两栋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他是和着银川的前进脚步走过来的，为宁夏近年的发展感到骄傲。他的生命已经和宁夏浇铸在一起。

我们没想到的是，在宁夏的粤人远不止黄超雄一个，是一群，而且是有组织的一群。1993年，在银川的广东人成立了一个同乡会组织，后来定名为“宁夏粤人科技经济工作者协会”。黄超雄担任会长。

当天晚上，“协会”的理事会请我们在长相忆宾馆的潮天苑大酒楼吃饭。那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饭局。每到一个人，着重介绍的不是职务或职称，而是籍贯：是广府，是潮汕，或是客家。其中一位白发老人说，他每天深夜都要收听粤剧或粤曲节目。他们的心底永远有珠江的波涛？

黄超雄只是放弃了回广东的机会，但是年轻的一辈却是特地从广东赶来闯世界的，其中尤多建筑、装修行业中人。西部开发于他们来说真个是大有用武之地。有的年轻人已经在当地娶妻生子，做了长期奋斗的打算。

这些人的血液里已经呼啸着塞外的风，一端起酒杯就活像西北的汉子。自治区副主席冯炯华是顺德人，海量，划拳的手势很优雅，声音抑扬动听。潮天苑大酒楼的经理是个年轻的胖子，潮汕人，极能喝，也极能调动气氛，有他在，大家的酒杯就停不下来。我们原以为来到广东人的酒桌上，就可以张扬“随意”二字，没想到这是一些西北化了的广东人，在他们身上，酒已经有了不同于在广东的涵义。于是我们只有跟着频频举杯，以西北的酒解读广东的心情。

饭后，协会的秘书长熊维彪盛情邀我们到协会办公室坐一坐。当时近乎要“醉卧沙场”，所以我们只稍坐片刻就告辞了，只记得办公室外的楼道昏暗、不甚干净，办公室里面却整洁温馨，墙上有黄超雄的书法。  

早几年广东流行一种说法：广东人不愿离开脚下的土地，除非去香港。随着广东的进一步发展，又有人说，广东人现在就连香港也不愿去了。在银川的那个夜晚，我真想请大家都来看看西出阳关的粤人。

第二天早晨在下榻的宾馆吃早餐，因为吃饭的人少，我们与餐厅的服务员阿红随便聊了一会。阿红19岁，脸蛋红扑扑的。她是一年前只身从内蒙到银川来打工的，她的理想是到广州去看看。她问我们有没有去过广州，还问我们：广州有没有银川繁荣？

当阿红向往着珠江的时候，却有人离开珠江，在黄河边的黄土地上深深扎下了自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