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朱竞问

问：您对20世纪的印象是什么？

答：20世纪前50年，中国战乱频仍；后50年也充满灾祸，中国人民经受了许多苦难。但是，中国在这100年里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又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尽管从活生生的个体来看，亿万中国人承受了历史的蹂躏，肩着历史的重负，但从这三次飞跃看，中华民族在前进。

问：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

答：我认为存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窄义的，常常局限在人文领域。但是，知识分子精神应当不受具体职业和社会位置的限制。知识分子精神体现为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利益团体、超越个体物质需求的理想状态，是一种“气”，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知识分子精神并不等于知识分子的符号。事实上，在不少人那里，不管是学历、职称、学识甚至智商都不能成为其拥有知识分子精神的证明，只能显示一种外在和内在的错位，甚至成为一种反讽。知识分子精神是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在如今的中国，我们缺失、因而需要树立和张扬的正是知识分子精神。

问：您最心仪哪一种知识分子？

答：我一直认为，所谓知识分子不能离社会和民众的需要太远。有人在评价老舍40年代的戏剧创作时说，如果他当时不写那么些抗战的戏剧，也许能成为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认为这只能是后人关于历史机遇的一种思考，而不能作为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的评判。当然，我也有文章批评老舍式创作的拥抱时代，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知识分子具有深厚人文关怀的期待。对终极目标的关怀往往是通过对眼前目标的关注来体现的，知识分子不应当远离现世的苦与乐，不应当成为学术机器——尽管学术机器也是社会需要的一种。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的工作视为纯粹的饭碗，或至多视为一种寻求归属与得到尊重的需要，那他就是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但是，我也看不起迂腐、卫道、泥古、不识变通的人。在我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既应当超越普通民众之上，又应当与普通民众形成同构。

问：您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答：用到“最”字，外延就不好把握。但是鲁迅的优秀是无可置疑的。鲁迅有思想，有文化，有文采；也有爱心，有气节，有性格。同时，他也有知识分子理应得到的相对来说较为优渥的生活条件。鲁迅的生前死后都有那么多人爱他或恨他，充分证明着他的历史性存在。应该说，鲁迅的境界堪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楷模。至于他的偏激、偏颇甚至刻薄，其实无损他的形象。20世纪末掀起的一股对鲁迅批判之风，更多地只是出自于一种解构的需要，并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评说。

问：您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

答：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自然不乏痛苦和耻辱的记忆。面对这个题目，我脑海里最先闪回的是下乡当知青前夜与父亲告别的一幕。

那时父亲被关押批斗，不让回家，但是可以自己到职工食堂去买饭吃。母亲一定是想制造一个我跟父亲道别的机会，那天让我去送饭票。

晚上，开过上山下乡誓师大会，我来到那间由办公室改造成的囚室，见到了已多日不见的父亲。因为看守一直在旁坐着，而且以我当时刚满17岁的年龄，不习惯也不善于表达感情，所以，交给父亲饭票和告诉他明天我就要下乡的事之后，望着他憔悴的脸，我就不知该说什么了。

那时候，最担心的是父亲自杀。因不堪羞辱而自赴黄泉的事在我们周围不断地发生，可是用性命依然无法换回清白，那些以死抗争的行为几乎毫无例外地定性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不记得当时自己是用什么样的词语委婉表达了我的担心，突然，我看见大颗的泪珠从父亲的眼中涌出来。我从来没见过父亲的眼泪，记得奶奶去世的时候，父亲走在送灵柩的队伍前面，脸上写满悲痛，但是没有眼泪。我成人之后极少哭，应当与父亲这种形象在我心中的定格有关系。但是在那个初秋的夜晚，父亲哭了。他哽咽着说：你们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不会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从父亲的囚室出来，走在秋夜的月光下，我心中既有宽慰，又有后悔。我觉得自己对父亲的担心后面藏着自私，平添了父亲几分痛苦。

但是，在那个年代里痛苦和耻辱是家常便饭。恢复高考制度后，我进了大学，跟同学们熟悉后才知道，我所看到的和经受过的其实不算什么。我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只学了一年半的中学课程就被赶到农村去了，但是我的同学却有没进过中学大门的。我的父亲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有的同学却连自己也在监狱里呆过。我认识到，痛苦和耻辱是属于时代的，所以我不为自己悲哀。

问：您认为当前博士、硕士的论文存在什么问题？

答：我主编的杂志发过不少博士、硕士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两种倾向：一是立足点偏低，尤其是一些硕士，总是仰视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以归纳其“意义”和“特色”为自己结构文章的要义。这也许是受老师的教学方法和对范例的分析方式的影响。我觉得做学问还是要有一点颠覆精神为好，尤其是年轻人，要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第二，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现象依然存在，或引文一段接一段，或新名词轰炸，其实真正的好文章并不以外貌吓人。

问：您是否认为我国的大学教育存在体制方面的问题？

答：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大学教育一直没有形成一种优秀的学统，有时靠政治太近，有时靠经济太近，偏偏与文化的传承若即若离。我曾在20世纪80年代当过几年大学老师，当时的感觉就是大学与一般的行政事业单位没什么大的不同，各种掣肘、各种矛盾、各种尴尬、各种束缚同样存在，有的甚至更为突出。但是比起许多其他部门和单位，大学的经费却更加紧张。我认为，我们必须重新检讨现行的教育体制，包括大学教育体制。大学不但是教给学生知识的殿堂，还应当是孕育新思想新文化的堡垒，我们的体制创新要从这个目标着眼。还有，目前我们的大学教育体制不利于产生教育家，而我们缺少的正是真正的有自己的教育思想的教育家。

问：您认为对作家、批评家而言，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答：撇开天赋的因素不说，我心目中作为作家、批评家的最重要素质有：第一，自由的心灵。总想着“文以载道”之类，想着迎合或者闪避，思维和想象就没有办法活跃起来。第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不要把写作异化为向社会索取和交换的形式、手段，尤其是在大学任教者，应当摈弃为职称写作的陋习。而且，批评家不应当做廉价的吹鼓手。第三，踏踏实实的文风。现在有些批评家和理论家提笔就摆开建构理论框架的架势，动辄从头说起，重复罗列资料不厌其烦，注释也是多多益善。我以为，一个好的批评家、理论家应当淡化这种“摆谱”的意识和心态。以上所说，只是理想境界，因为这些素质受到种种外在因素的制约，要具备它们并不容易，我揣摩自己同样也是难以做到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向这些方面去努力。

问：文学是您终生的事业吗？如离开，您最想干什么？

答：现在有许多青年——尤其是女青年，都在征婚启事中宣称自己热爱文学，也许其中有的只是偶尔躺在床上翻阅几本流行杂志为自己催眠而已。由此看来，文学依然是高贵的，尽管近年来它的汇率一直下跌。我现在的职业是编辑，文学是我终生的爱好。我不认为热爱文学就应当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非职业化的创作和研究常常别有洞天，有出人意料的成就。但是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一个人的生命中不能没有文学，不能没有文学精神和文学素养。文学的意蕴应当弥漫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