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海风网络版 粤海论丛 | ||
| 徐南铁文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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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收包容是现代岭南文化的生命所在。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岭南文化都呈现出一种兼容的常态，以宽阔的胸怀拥抱南北来风，吸纳新鲜空气。它的兼收包容也浸润着一种世俗化的宽容精神。正是这种兼容的特性，使岭南文化从历代南迁的移民身上不断摄取营养。依赖这不竭的营养之流，岭南文化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创造着辉煌。 一、 兼容：岭南文化的生命所在
岭南文化是土著文化、各个时期的移民文化以及海外文化在交流、碰撞、激荡、整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样的大融汇，必然以兼容精神为前提，是兼收并蓄的结果。同时，这种大融汇又使岭南文化在看似庞杂的体系中保持着对各种文化形态的灵敏触角，时常处于一种极具兼容性的动态之中。 正是由于岭南文化能对各种不同的文化流派甚至异质文化保持较为开通的态度，敢于和善于吸收各种文化的养分以丰富自己，所以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也正是因此，岭南文化虽然是一种年轻的文化形态，却能够在古老而壮观的中华文化大系统中展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辉煌。 从某种意义上说，兼容性是岭南文化的生命所在，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1. 对内对外的两个扇面 岭南的地理位置对岭南文化兼容性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岭南背倚五岭，面向大海，处于一个山与海之间的过渡地带。从文化范畴来说，则是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中间阶段。这种地理位置既决定了岭南文化的边缘性，也决定了岭南文化在不同文化碰撞中的兼容特色。 这一点，不但在岭南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得以充分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天幕之下，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于向外的扇面，我们可以从20世纪末广东与香港的密切关联之中直接感受到岭南文化所蕴涵的那一种吸纳和兼容。 从改革开放的起步开始，岭南文化的这种吸纳和兼容就得以凸现—— 1998年，划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发生了一件后来被史家看重的事：农民们自行将集体的土地分给个人耕种。几位引头人当时签下的契约如今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其实，与此同时，广东也发生了一件其意义不亚于小岗村分地的事情，只不过岭南文化的不善张扬和它的远离舆论中心使这件事没有广泛传播而已。 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顺德的容奇镇，诞生了一家小制衣厂。在那时的中国，它是一个纯粹的异数。这家制衣厂由镇党委出面，请来香港商人，原料、销售都由港商负责，生产设备也由港商提供。这种与外商的合作模式就是后来风行一时的“两头在外”，但是在当时，它却是一种离经叛道。所以，当时的容奇镇党委要求：所有来自香港的设备、原材料的包装物一律不得流失在外，全部集中起来，在派出所的监督下销毁。同时规定，不得随意与香港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接触——与小岗村人分地之前的签字画押一样，这种小心翼翼当然是当时的政治气氛所致。 如果说小岗村的分地是改革的前奏，容奇镇的办厂就是开放的先声。但是，同样是冒风险，是悲壮之举，同样是寻找新路，算得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先探索，容奇镇的着眼点就与小岗村不同，路径也不相同。 小岗村的探索思路找得到历代农民起义的影子，它是向最原始的农民的诉求复归； 容奇镇的探索却将眼光投向了异质文化滋养出来的事物。 对于当时主流文化所不能容忍的模式，容奇镇不受政治成见的束缚，悄然引进，这是时事所迫，但又与岭南文化长期形成的不作茧自缚的兼容精神有关。 改革开放春风吹来，国门打开，广东更是充分利用了香港这个国际性城市的优势，创立了“前店后厂”的模式，把自己的发展之路与香港紧紧连在一起。 香港虽然与广东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但是却与广东有着千丝万缕的有形或无形的关联。这一点，是促成岭南文化接受香港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更深层的文化原因则在于岭南文化的兼容机制。在文化的相互渗透过程中，人们经常可以感受到一股排斥和抵制的力量，但是在岭南，更多的是吸纳而不是排斥。这种心态有力地助长了岭南文化兼容的广度、深度和速度。 改革开放的20年间，广东实际利用的外资达1000多亿美圆，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以上。它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外贸出口连续十几年位居全国第一。这种成绩的取得，与岭南文化的兼容气度不无关系。 有人认为，广东关于香港传递的海外异质文化的兼容是高位文化影响低位文化的规律在起作用。这种说法尽管不无道理，但是却忽略了岭南文化的特殊个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岭南文化作为一个开放体系，为引入一切与自己有用的新事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岭南文化对内张开的那个扇面，正可以用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的大潮滚滚而来，广东先行一步，令全国瞩目。一时间，到广东找工作和到广东参观的人络绎不绝。80 年代初深圳曾有一个粗略的统计，每天进入深圳的人次已超过10万。到90 年代初，全国各地不同级别的政府机关和大型企业在广州共设立900多个办事处。还有不少州、县也纷纷在广州建立联络处。在当时，各地到外埠建立办事机构的首选即北京和广州。大量的人流、物流涌向广东，连接了广东与内地的纽带。但是，尽管先行一步，在改革开放中先声夺人，广东却从未拒绝内地。80年代中后期，邻省某些地区曾有过设立关卡阻止物流通向广东的举措，比如某邻省有一次出口板鸭，由于外商要求高，规定每只板鸭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重量范围内，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因而刷下来一批板鸭，交售板鸭的乡镇作坊、小企业只好自己销售。但是主管部门却规定不能销往广东。但是广东却从未有过类似的反举措。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广东一直是接受内地人流、物流的广阔土地。 岭南文化立于两个扇面的交接点上，面对着欧风美雨，背靠着中华传统文化。它以宽阔的胸怀拥抱南北来风，不断地吸取新的空气，调节自己，证实着自己的独特存在。 2. 舶来品的登陆码头 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这种创新不但体现在科技领域，也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各种新事物潮水般涌进人们的视野，编织着新生活的梦。 进入20世纪90年代，工程师知识的半衰期已经缩短到5年。无论是物质生产技术还是思想、行为方式、精神文化的层面，都充满躁动，不断产生新的内容。面对这个多元的世界和脚步纷纭的时代，独立发展之路已经越来越不可能走通，人类必须综合利用各种形态的文化所取得的成果，才能迎接新的世纪。因而，开放、交流和兼容已经成为时代的品质，甚至决定着命运。 正是基于这种大背景，有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认为，现代世界正在出现西方文化的“东方化”和东方文化的“西方化”趋势，从而将交流和兼容问题提高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这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并不相悖，它们各自描绘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现状的一个侧面。 广东处于东西方文明相交的锋面上，它或许可以成为一道屏障，成为一种阻隔；或许可以担当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者，成为一种连接。 历史证明，广东走的是第二条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物质领域的或者精神领域的舶来品就是在广东这个码头登岸，然后渐次走向内陆，走向中国的腹地。比如说，香港的衣着、发型、娱乐方式、消费潮流等等都是经广东这一座“桥”走进来的。显然，岭南文化个性中的丰富兼容精神在这种历史性的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今天每年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主要窗口。岭南文化的兼容个性就在与国外异质文化的不断接触、碰撞和交融中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广州最先打开涉外星级宾馆的大门，允许老百姓自由出入参观。这样一种可以与外国人平等相处和自由来往的观念，无疑是我们兼容外国文化优秀成分的重要前提。在这里，岭南文化的平民气质和它关于社会等级观念的淡薄产生了重要作用，构成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我们可以取历史的一个细部，以比较研究的方式考察岭南文化的个性—— 改革开放之初，出租车作为一种新的旧事物进入了市民社会。而在此之前，出租车只是城市里的凤毛麟角。而且，租用之前必须预约。1988年12月，广东人将“多层次集资建车队，出租小汽车全国首创‘扬手即停’、昼夜服务”列为广州改革开放十大成就之一。“打的”的称谓则早已随着“的士”一起走进千家万户，走进老百姓的世俗生活，成为最常用的词语之一，报章书籍电视等传媒关于“的士”、“打的”更是用得烂熟。但是在东方大都会上海，“的士”这个外来词却有一度被列入另册。直到1986年，上海市政府还规定：不能使用这个“不规范”的词，继续标有“的士”字样的出租车不准上街运营。 [1] “的士”一词终于登堂入室，在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里谋得一席之地。虽然从规范用语这一角度来说，上海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规范的改变总是滞后的。但是我们却从中透视了广东面对新事物的态度。 通过对粤语的历史和现状的解读，我们可以体察岭南文化的兼容之路。 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曾引用大量例证指出：中国的南方型汉语尤其是客家话，相对于今天的北方话来说，更接近于历史上的中原汉语。他的最有力例证之一，就是古代汉语中状语后置的语法已经基本在今天的北方话中消失，但是却完好地保留在粤语等南方型汉语之中 。[2] 这种语言现象，无疑证明着中国古代大量移民的南下以及他们对岭南文化的影响，也证明着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兼容的过程。 今天的粤语依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广东的青少年之中，“中西合流”的语言现象十分普遍。比如将“打球”说成、写成“打波”（BALL），将小商店说成、写成“士多”（STORE），将老板说成、写成“波士”（BOSS），尺寸是“塞士”（SIZE），“好开心”说成“好HAPPY”，“低级”叫“低CLASS”，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外，还有“T恤”、“镭射”、“曲奇”、“蛋达”、“迷你”、“卡拉OK”等现成汉语词汇难以替代的词，以及“酷”、“另类”等很难在规范汉语中找到非常确切的对应的新词。 广东的传媒对这种现象持较为宽松的态度，甚至偶尔也玩一把。这种现象究竟是好是坏，道德家、社会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各有说法。但是仅从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则可以感受到一种多元兼容的文化性格在起作用。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日本每年创造出的新词达到6000多个。这些新词大多未能流传定型，但是必然有一部分积淀下来，逐步进入日本语的词库。众所周知，日本人善于模仿、引进，这些新词实际上都是由英文改造而成，它们表现了日本年轻一代的开放心态和追求。 1999年版的《词海》已经收录了几百条直接用英文字母的词。有语言学家认为，有些词就是不能翻译的，新版《词海》没有更多的收录，是一个遗憾。[3] 这个现象充分显示了一种兼容性质的发展趋势。而岭南是这种趋势的突出载体。 岭南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百越文化以及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的因子，也接受了外来文化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的一些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包容的特征。这决定了岭南文化面对外来的、异质的文化总能够积极主动地加以引入、吸收和消化。 所以，当国门打开，对外交流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岭南文化就能及时张开兼容的怀抱，迎接八面来风。 3. 市场经济时代的哲学 岭南文化的兼容性不是一个独立存在。它与岭南文化的其它特色相辅相成，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一道亮丽风景。 但是，兼容既是一种文化品质，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哲学。 80年代，广东就强调投资环境，就设立外商办事一条街，那都是岭南文化的兼容性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反映。 兼容首先体现为宽容。 岭南文化历来有厚实的宽容精神。陈白沙反对明代各学派的门户之见，批评说：“今之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4] 陈澧则言之切切：“窃冀后之君子，祛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也。”[5] 能有宽容之心，则有兼收之志。如梁启超说：“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而后进一步强调：“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6] 岭南文化一直是在冲和、平稳的气氛之中发展，比如曾在中原学界盛行一时的汉学、宋学之争就未能在岭南掀起大的风浪。这种氛围和传统显然为岭南文化的兼收并蓄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在20世纪末的改革开放新时代里，岭南文化渊远流长的宽容精神有了新的展现。改革开放之初，当大多数人无法转过思想的急弯时，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成功地缓解了历史前进的脚步与社会观念相对滞后构成的矛盾。这既是政治理论上的高瞻远瞩，也是方法 论上的开拓。“不争论”也就是相安无事，宽容以待，广东对此深有体会。 在广东，人们信奉的是“求实”精神而不是某种旗号，所以，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方才低落下去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在广东就一直没有市场。 在“姓社姓资”话语甚嚣尘上之际，有的新闻媒体将特区比附为旧中国的租界；有些有相当级别的领导人视察深圳后说：除了那面红旗之外，其它的都变了色。那时候，广东的干部中间曾经流行一句“箴言”，叫做“夹着尾巴做人”，意思就是不张扬，不在名分、言辞之上论短长。但是，广东依然遵循邓小平的道路，坚持开放，坚持学习国外一切于我们有用的东西。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摆脱了那种罢黜百家，以我为尊的心态，才有可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才有可能不断拓展，使生命永远充满活力。 当市场经济时代终于来到中国大地的时候，人们对于兼容的认识又得以深入一层。市场经济不尚空谈，强调竞争，但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却往往不是你死我活的，不一定体现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市场经济是在激烈竞争中的共存和平衡，竞争各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是有效的竞争手段，不管出自谁，都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 计划经济排斥兼容，市场经济却鼓励兼容。岭南文化的兼容特征使广东着力呼喊并且迅速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和框架的进程中，广东又占先机。 兼容性为广东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与香港的紧密合作，广东经济的发展有较好的前景。美国学者、广东研究专家傅高义虽然对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的前途持保留态度，但在他那本著名的研究广东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之中，他依然相信：“香港与广东的天然合作，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决一雌雄。”[7] 这或许就是文化的兼容在经济生活中的良好作用。 今天，兼容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号和不变的追求。当邓小平70年代末从美国开会和从日本考察回来，决定要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搞改革开放时，兼容就已经注定要成为精神之旗，甚至成为某种时尚。 但是，引进资金和项目不一定就是兼容，也不一定能够兼容。真正的文化兼容需要胸襟，需要气度，需要拿来主义的勇气，需要对于自己的扬弃。从某种角度看，兼容也就是否定自己，至少是否定自己的某些部分，这并不是一件易事。只有在高扬实事求是大旗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有意识的兼容才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注释: [1] 见叶国泉、罗康宁《广东语言也开放》，载《开放时代》1994年第二期 [2] 见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金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见《北京青年报》1999年10月24日 [4] 《与湛民泽》 [5] 《汉儒通义序》 [6] 《清代学术概论》 [7]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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