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移民：岭南文化的不竭源流

岭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历代移民的脚印写在一起，密切而不可分。

改革开放以来，对广东影响最为深远的，恐怕莫过于大批人才的南下。南下大潮不但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对岭南 文化的新构成、新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伴随着移民脚步的，是岭南文化的一再兼容。

与古代岭南被动地接收京城遭贬谪的官宦、南下的难民流民不同，今天的兼容已经成为岭南一种有意识的主动追求，成为一种双向的需要和选择。因而，兼容作为岭南文化的特色，在新的时代得到了更进一步和更为完善的体现，为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有力推动。

1. 20世纪末的南下大潮

回望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移民的一个最基本流向是由中原向南方迁徙。20世纪的70年代与80年代之交，中国再次掀起移民之潮，潮头直指广东。

“移民”一词，本是指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但是当今的人们在使用这个词时，界定已大大放松。1998年底至1999年初，广东电视台播出20集电视专题片《世纪移民》，其“移民”的概念就已经笼统化，不限于已定居的南下者，而把那些处于浮悬状态的南下者也列入了视野。

由于“移民”这一概念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归入“南下者”的大范畴，我们在考察南下者时，已经难以以户籍作为统计依据，所以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移民和准移民的数字非常难以统计。尽管许多部门通过各自的渠道有过数字公布，但相互之间差距很大，不足为据。

但是移民的数字也不是无迹可求。下面两条材料就可以作为说明——

一是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广州市区年平均净迁入人口三万多，超过年平均自然增长人口的四分之一。用一种不够严谨然而较为直观的表述方法说，这种状况相当于：当广州人生出8个孩子的同时，就有10个外地人迁入了广州。 另一条资料是：某市场监测机构对广州人的籍贯作过调查，结果表明，广州市户籍人口中，有12•6 % 的人籍贯属于广东省以外。其中以湖南、广西、湖北、浙江、江西为多，仅湖南籍的人就占了2 % 。[1]

南下大潮的汹涌澎湃，可以最直观地在广州火车站真切感受。每年春节前后，那里都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代表性景观，总要运送旅客1000多万人次。1998年1月25 日的《广州日报》头版头条甚至打出过这样的标题——广铁告急、广州告急，铁道部下令：全国支援广州大疏运。

可以说，南下大潮已经成为广东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变的风景，是历史对于岭南文化兼容性的一次大检验。

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涌入广东的人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知识分子；一是打工者。他们从不同层面充实和影响着岭南文化，推动着岭南文化走向新的境界、新的阶段。

前面所引的某市场监测机构的调查，还对广州市的移民作了一些有关数据统计，发现他们中间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19•6 %，是本地原住居民的2•8倍；除此之外，拥有全日制大学学历的占18•6 % ，是原住居民的1•5倍。

《广州日报》的报道则说：“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省个私企业中已有博士、硕士、中高级工程师职称者达3•2万多人。”[2]

尽管这些数字不是真正统计意义上的数字，但已足以表明，知识分子已经是南下移民之中引人注目的群体。

这让人想到1600多年前，八王之乱使北方流民大量涌过长江，其中裹挟了大批知识分子，人们用“过江名士多如鲫”来形容当时情形，以致“过江之鲫”成为一个成语，保留在我们的词库之中，让我们时时念及历史，念及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今天进入广东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受局势所迫，但其来势决不亚于1600多年前的南渡情景。

有时候，社会生活场景的悄然变化最能说明一种演进。中山医科大学的一位上海籍教授对于50年代考入广州读大学时的事记忆犹新-—上课时，老师问学生们：“讲普通话还是讲广州话？同意讲广州话的举手 ！”结果是举起的手一大片。于是老师就用白话讲授，苦了那些听不懂广州话的学生。[3] 但是在今天的广东高校里，情况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会讲广州话的教师却比比皆是，他们都是乘着改革开放之风南下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在一些学校、研究机关和政府部门里，因为北方人太多，粤语已经难以流行，不得不退出正式场合和许多社交场合。

这样一个小小细节折射了时代的变迁。这种变迁是岭南文化走向开放和扩大兼容的反映。

大量年轻知识分子融入岭南文化圈，是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他们为岭南文化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的文化品格将在岭南文化的沃土上长出具有嫁接色彩的新芽。

目前在广东的学术界，热心于岭南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群中，已经积聚了许多新移民。他们以广阔的视野、比较的目光探究岭南文化的内涵和得失，印证着自己南下的选择。他们具有本土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热情和特别的视角，对于岭南文化的未来发展作了许多理论的总结和铺垫。这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以及今后仍将步其后尘的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南下，将改变岭南文化的有机构成，调整岭南文化的内涵，把岭南文化建设成为更加适应现代社会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

打工者阶层则从社会的根本层面，以最世俗的普及方式，在广东的大小城镇推广北方文化。

199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的广东人口中，拥有本地户口者占93•94 % ，这个比例是全国最低的。而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不一致者却从1982年普查时的50万增加到380万，8年间增加了6•62倍，同一时间里，北京只增加了2•54倍。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自1997年7月到1998年7月，在广东办理暂住登记的流动人员超过1150万，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在珠江三角洲的乡镇，外来人口成倍超过本地人口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东莞市的常住人口为145万，但是该市所接纳的外来劳动力也达到145万。这些外来工为广东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也为自己的青春岁月找到了价值。据东莞市的统计，1998年，在东莞的打工仔打工妹仅通过邮局汇回内地的资金就达113•3亿元。

实际上，外来的打工者已经成为广东不可或缺的经济建设力量，也成为广东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散布甚至充斥了珠江三角洲的每一个角落，岭南文化不但包容了这些外来者和他们身上所携带的与岭南文化不同的文化因子，而且也在适应他们，与他们形成融洽的同构。

2. 新碰撞、新融汇、新气象

文化的激撞往往会掀起大波大澜，但是文化的融合却和风细雨，潜移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东吸收了大量的新移民，这些被称为“新客家”的人，迅速适应了岭南文化的氛围，同时也将不同的文化因子带入广东，对岭南文化形成了有力的碰撞。他们在努力融入广东文化背景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出由自己原先生活环境所形成的、与原先生活环境较为适应的一些文化诉求。这些文化诉求无疑影响着岭南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

由于岭南文化的兼容性，也由于南下的移民大多对广东别样的风情表示认同，并且抱有重新适应的思想准备，所以，岭南文化在与移民交会之际，融合的一面大大胜于冲突的一面，终于造成了20世纪末岭南文化的一轮大融合。这一轮融合的过程并不长，但是依然在继续，在对广东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大量移民的南下脚印杂乱纷陈，但是却富有文化的含义。从第一批新移民踏上南中国这块热土开始，广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就打上了移民的文化烙印，例如：

酒楼食肆里的菜式花样翻新。由于人口的构成复杂，商家为了迎合不同的需求，不断推出新的菜式。标榜各种菜系的餐馆更是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大丰富了广东饮食的构成，繁荣了广东的饮食业。

普通话真正进入普及阶段。在广东推行普通话曾被认为是难上之难，但是由于移民的大量介入和经济交往面的扩大，普通话的使用由被动的推行变为主动的需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更有推动作用，今天，普通话在广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

与此相应的是粤语歌曲的退潮。曾经被视为时髦的粤语歌曲如今虽然在内地还有不小市场，在广东却已大大降低热度。相反，中国歌坛的西北风倒是从广州刮起。

此外，大量的新移民还强化了广东经济、文化与内地的联系，那些原先在内地任职的南下者与内地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每每能够促成一些经济文化项目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移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在悄然影响岭南文化。近年来，广东人明显较以前更关心政治，更热爱读书，更注重文化形象，更重视外界对自己的评价，可以说，这与文化的相互影响不无关系。这种影响对岭南文化的重商性作出了有效的调节和补充。

传媒的发达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广东的传媒是一块许多南下青年渴望的沃土。在广州，曾经有一大批准移民活跃在媒体里，因而形成了一个新词叫“流浪记者”。这些人用自己的笔或顺应或反拨着岭南文化的“章程”。另外，根据从广东省文化厅得来的材料，近年来，外地许多文艺从业人员纷纷南下，仅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就已有4000多人。其中具有一级或者二级演员职称的不下200人。据深圳方面的报道，来深圳的外地文艺从业人员也达到2000多人。这些人以文化艺术的形式表述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和感受，他们的南移，自然为岭南文化的新发展施以较多的影响。
新移民不但在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而且形成了中国的移民大城市——深圳。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曾有过依矿山、工厂或者围绕垦边发展移民城市的先例，但那都是有组织的迁徙，而且并未形成过像深圳这样大的城市。深圳数百万市民中，有绝对的多数是自发自愿的移民，其中很大部分还是经历过许多曲折方才得以进入这座城市。有组织的移民很自然地会与当地居民之间产生文化的壁垒，而且一旦有可能，就会出现返原籍之潮。比如五十年代的支援边疆和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这样。但是自发自愿的移民却容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融合。

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的建立，为岭南文化增添了更加繁富的内容。尽管它因为市民构成的原因，具有较广州更为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但它毕竟不可能是独立于岭南的一块飞地。深圳的文化界人士在各种场合尤为强调深圳的年轻、现代和不定型，以此区别于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这与岭南文化的的标榜同出一辙，证明了一种极具广泛意义的兼容。

注释:

[1] 《羊城晚报》1998年12月12日

[2] 《广州日报》1999年11月3日

[3] 见《南天之光》，徐南铁主编，新世纪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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