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1999年初，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

这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农历还是正月，木棉花就开了。

那时候，中共顺德市委、市政府还没有迁址，大院里，一左一右两棵高大的木棉树举着火把，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左边的一棵欣欣向荣，满枝红艳。右边的一棵比较逊色，除了花朵少之外，花的色泽也淡了许多，给人一种红酒兑了太多冰的感觉。

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打趣说：办公大楼的左边是团市委，使得木棉树也血气方刚；右边是人大，老人为主，所以平和许多。

事实上，这是因为左边的一棵是这里原生的，建办公大楼之前就挺立在这里；右边一棵却是为了配对，为了审美意义上的平衡，才走进这个院子。

我们很难想象这棵树当年启程时切断与旧土壤联系的痛楚，也很难想象它落入陌生土壤拥抱时的不适和忧伤。

它一定呼喊过，挣扎过，为了这一段生命。

但是，地底下的故事，地上的人怎么知道呢？

正是在这年春天，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这本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近40万字的书，录取1978年12月至1998年12月发生在南粤大地的重要事件，显然是想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纷纭杂沓脚印的全纪录。

可是关于顺德产权制度改革引起的种种争议和留下的种种印迹，却被这本书小心地放在了视野之外。

此前，新华社曾于1998年12月15日发布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这篇“大事记”没有记载顺德和其它一些地方早期的所有制改革尝试，这当然与它的权威性地位所带来的审慎不无关系。可是广东却在这样一本厚厚的书里回避自己的历史，不免为我们展示了史学的尴尬。

我们的“大事记”大多习惯于记载有定评的事，决不愿意卷入是非之争。产权制度改革尽管已被中共十五大所肯定，成为社会发展的题中之义，但是产权制度改革之路在当下的中国依然见仁见智，曲折迂回，风风雨雨自当留待后人评说。

顺德的名字与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写在一起，它也是一个有待历史评说的角色。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顺德时而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繁荣象征，时而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它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两种大走势的突出代表：成功地致富；大胆地创新。

为中国修正史的人也许不会给地只有800平方公里、人只有百万的顺德留下很多笔墨。

但珠江三角洲这个小小的亮点似乎专为历史的躁动而生，数度牵扯着20世纪末中国的变革神经。人们曾经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个奇怪的称呼——“可怕的顺德人”，其中包含的是褒是贬，是由衷的钦佩还是自叹弗如，真是很难说得清楚。

当历史的脚步正在跨越两个千年之际，中共顺德市委、市政府这座以蓝白两色为主调的办公大楼沐浴在春日的阳光里，安详、静谧。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场波及全国、令国人瞩目而且时毁时誉的产权制度改革浪潮，就是在这座楼里酝酿而发。

它承受过多少疑问、质难？

它曾经多少次陷在困惑和焦虑之中？

作为历史对于先行者的补偿，它又赢得过多少沉甸甸的赞叹和称颂？

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到来时，顺德市委、市政府搬离这里，迁往新址。留在这座楼里的每一条回廊、每一扇窗子，都成为旧时的印记。

流光滔滔汨汨远去，往事如过眼云烟。

但是，改革的是是非非依然纠结于历史记忆的深处……

同样是1999年春天，我与正在中共顺德市委书记任上的陈用志邂逅于春寒料峭的北京城。

当时陈用志正脱产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一年。顺德的基层干部认为，他一学完就会升迁，离开顺德。

在中国老百姓眼里，进中共中央党校的人要不就是有问题，要不就是要提拔。民间评论家中曾有人以为陈用志属于前者，但是半年多过去，看看不象，于是开始坚信他属于后者。特别是陈用志在学习期间又回顺德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亮了一下相，民间评论家更加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陈用志没有问题。

民间评论家的活跃实在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景观，各种各样的话题都有民间版本。这些版本尽管有时很离奇，有时简直让人误以为该版本的制造者列席了政治局会议，所以再高层的传闻说起来也头头是道。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是特定时期某种社会心态的曲折反映。

关于陈用志的猜测似乎表明顺德人的某种不安，表明关于顺德改革的评价尚未尘埃落定。或许，它也是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的大思路至今还不能够清晰确定的间接表现。

我问陈用志：当年率先搞产权制度改革，你承受了怎样的压力？

陈用志一言以蔽之：

“改革的压力不可想像，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当然他后来还是做了形容——

他说：这场改革给了我满头白发，至少短我十年命。

我望望他一头的茂密青丝，有些不解。

“那是染过的。每两个月要染一次。”

陈用志生于1950年，正当盛年。看上去他喜欢暖色调，米色的西服里面是一件鲜红的毛衣，再加一条明黄领带，与北京灰蒙蒙的早春有些反差。染发对于他来说似乎是早了一点。

接下来他又给了我一个形容——

“华宝”事件期间，一个半月里，比死父亲还痛苦。

“华宝”事件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情结，当然是陈用志的痛处。不过，这样的形容对于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来说仍不免有些惊心动魄。

但是历史的前进就是在一个个活生生个体的祭献中得以完成。

当一颗流星划过沉沉的天幕，它是一道美丽的弧光，也是一条伤痕。

人们记得，1994年10月，国务院旗下的大报《经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批评顺德的“华宝”产权转让。

人们也记得，三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的秋天，顺德的名字下刹时间堆积了许多辉煌的报道和赞扬，大小传媒争说顺德包括产权转让在内的综合改革。《人民日报》用之一、之二、之三的方式，连续三天刊登四五千字的长篇报道。《人民日报·华南新闻版》更是以“实事求是的顺德人”为总标题，接连发表了11篇记者专访。似乎以事实说话的新闻笔法让人意犹未尽，编辑又在每篇专访之前加了编辑点评。至于全国地方传媒对顺德的改革话题更是趋之若骛。

顺德是个盛产新闻的地方。

在20世纪末叶的中国，顺德似乎是一个异端。

异端其实也就是旷野上的卓然特立。

要探究中国的未来走向，要把握蕴藏在亿万中国人心中的脉动和渴望，要审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巨手顺着社会经络逐渐触摸的历史深处，要度量中国老百姓和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的心灵世界，也许，我们应当解读顺德。

当然，我并不准备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剖析顺德，我关注的是文化背景，是那快土地上活生生的现实。

我很想知道，顺德究竟体现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精神？

在产权制度改革之类时令话语下面，它是否包含着一些永恒因而值得我们探究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