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春天的故事
　

就好像一个人的生命从严格意义来说应该从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开始，而不是从呱呱落地起算，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在1993年酝酿展开的，但是它的一切一切，都在前一个春天就已经注定。

春天年年有，但是，1992年的春天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却不同寻常。

这一年春天，邓小平南巡。

关于邓小平南巡所造成的影响，《交锋》一书如此形容：

“受到困扰和阻碍的改革开放有如冲开了闸门的激流，汪洋澎湃，顺流而东。

“经济发展亦有如搏战激流的鲤鱼，冲天跃起，跳上新台阶，跃过了龙门。”

因此，小平南巡被史家认为是当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号角。

改革开放的正反双方经过十几年犬牙交错的拉锯，天平终于再一次倾向正方。

姓社姓资的话语已经面临历史的遗弃。

经济的发展势在必行。

南巡途中，邓小平在深圳种了一棵树。

身边的人告诉他，这种树叫“发财树”。

邓小平马上应答说：祝全国人民发财！

所谓“发财树”，是广东人喜爱的一种观赏树。不管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家庭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其叶长卵形，簇生，树冠圆形，状如伞。其干挺直，树皮白中泛绿。由于其树干柔韧，可塑性大，广东的园艺师常常将几棵发财树紧贴着种在一起，然后加以软化处理，把它们像编辫子一样编起来，再加上刻意的芟除修整。最后，它就长成一束青绿的树干顶着一蓬翠叶的脆生生模样，颇为好看。

“发财树”对土质要求不高，摆在室内，几个月也不会枯黄。它的繁殖既可播种亦可插条。也许，它就为此而成为发财的祝福？

我曾经特地就此请教过广州园林科学研究所的总工程师。

这位女工程师告诉我：“发财树”的学名叫“马拉巴利”，属木棉科，是热带和亚热带树种，半荫生。两广、云南及南洋各地均有分布。

但她不知道人们何以将它与发财连在一起。作为科学家，她熟知植物世界，却不知道人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向植物世界延伸。

在“顺德十景”之一的陈村“花卉世界”，我曾就此问题问过几个卖花木的老板，他们都嗫嗫嚅嚅，语焉不详。

有一个台湾女老板，她的花棚里尤多发财树，千姿百态，气象各异。其中有一种只有十几厘米高，拇指粗的树干上抽出嫩绿的枝条，栽在小花钵里，十分有趣。我以为这位女老板一定能够给我一个关于发财树名字的解释，没想到她也说只是随俗而已，并不知道这个名字的起源。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在海南兴隆的热带植物园第一次听到对“发财树”这个名字的完整解释。

领我们参观的那个黎族姑娘说——

这种树的叶子相互之间呈“八”字，而且人们将几棵树编在一起时，它们的树干组合成了一个个阿拉伯数字的“8”字。“八”与“发”谐音，所以人们称这种满身都是“八”的树为“发财树”。

就在那次，我还知道了“发财树”果实含淀粉很多，像栗子，因而另有一个别名叫“瓜栗”。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同我一样，没有看过发财树的果实。我们注意到的只是它的名字。

我在《词海》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都没有找到“马拉巴利”的踪迹。不知道是我的查找方法不对，还是因为这厮在茫茫的植物海洋中并不是什么很值得一说的角色。

但是，它既然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有了一个俗名，也就理所当然地有了一种新的象征意义。

邓小平亲手种了一棵发财树，以祝大家发财——这无疑是某种时代精神的概括。

尽管发财是人类永远摆脱不了的最为深切的愿望，但是在某种价值观念的话语系统中，它却似乎是恶名。中国的老百姓曾经喜欢把“发财”两字写入自己的名号，因而中国人的户口本上曾经有过许许多多叫“发财”、“财发”或者“家财”、“家发”的孩子，但是革命之风吹过，这些名字就如秋天的黄叶，纷纷飘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发财同情欲一样，一度成为中国人藏得最深的心理。

如今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中也听到了“发财”二字。此情此景通过媒介，象一阵风刮过中国大地，走进了中国人原本还有些疑惑不定的心中，成为可以大胆发展经济的一个信号。

那是一个具有历史分野意义的春天。

在那个春天里，天空显得特别开阔，生命力显得特别旺盛。

邓小平刚刚回到北京，2月24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

接下来的3月立即涌起了大团大团的春意。国务院批准海南吸收外资开发洋浦经济开发区；批准设立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黑河等四个边境城市。北京首次向海内外出让土地使用权。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作为中国开放度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投入运营。

一个月里有这么多值得记录的事件，却没有使历史满足，社会需要更广泛的推动。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11000字的长文，报道邓小平南巡期间在深圳和珠海的足迹和讲话。这篇报道的题目化用了一句古诗，叫做“东方风来满眼春”，非常贴切地将政治形势与时令糅合在一起。

这股东风浩浩荡荡，暖气逼人。《羊城晚报》当天就转载了这篇报道。几天后，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大报几乎都在头版套红转载，霎时将拍天的春潮推向了极至。

告别毛泽东时代之后，已很久没有见到这种热烈景观。

改革获得了新的推动力。

许许多多历史的观望者明白自己又慢了半拍，如梦初醒，即以中国式的蜂拥大步登场。因而，那一段轰轰烈烈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又派生了此后令人尴尬的“投资热”、“开发区热”等等——如果研究中国政治体制和这种政治体制养成的中国国民性，这显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

在那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春天里，人人都在原野上追逐春风，播撒种子。

那个春天给顺德带来了什么？

顺德人在苏醒的土地上种下的是一棵什么树苗？

春天的故事里，有关于顺德的一段小插曲。

邓小平南巡广东只到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城市，就是在广州，也只不过在火车站接见了省市领导。　　　　

但是，1月29日，他从珠海北上的途中却在顺德作了停顿。他走进顺德容奇镇的珠江冰箱厂坐了一小会，并关切地就这家企业问了一些话。

在中国的政治话语系统中，领袖级人物将脚印留在哪里就是对那里的一种表态。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到来，当然是企业的幸事，也是顺德的幸事。

我们的正史大多不提邓小平在顺德的逗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这样记载：“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

广州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一部78万字的共和国历史记录《潮落潮起》，写完邓小平在深圳、珠海的行程之后，笔墨一甩就到了上海，也略去了在顺德的短暂停留。

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

邓小平的行程表中并没有在顺德停留的计划，那是一次即兴安排。当车队行至珠江冰箱厂附近时，有陪同人员提议下车小便，于是车队就近进了珠江冰箱厂的办公大楼。

传说认为，这其实是陪同人员的一个小小“花招”，意在请邓小平看看顺德，看看这一块不是特区但同样蓬勃向上的地方，看看他的理论在珠江三角洲农村的实践。

还有人补充说：陪同人员是应顺德有关人士之请才在此地提议小憩的。顺德的领导和珠江冰箱厂的头儿们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了。从中规中矩的接待来看足以证明着一点。

1994年11月4日的《顺德报》刊登了何敏和的回忆文章。何敏和时任中共佛山市委副书记，曾任中共顺德县委书记。他在文章里说：

1992年1月29日这天，早春的南国阳光明媚，早在珠江冰箱厂等候的佛山市、顺德县、容奇镇及冰箱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以极其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顺德确实在等候邓小平。

据顺德市委一位常委告诉我，前一天晚上，顺德就接到省里的电话，说可能有重要接待任务，要县里的主要领导不要外出。

当天上午，全程陪同邓小平南巡广东的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打来电话，要求县委常委、副县长等领导不要离开。顺德的头儿们应命齐聚珠江冰箱厂，等待着历史作出新的启示。政协主席周富添因癌症住院，正打着点滴，也被拉来了。

邓小平来了。但是邓小平似乎对珠江冰箱厂并不了解。在一些宣传材料里，有这么一种描述——

邓小平看到珠江冰箱厂的宏大气魄，又听说它是乡镇企业，非常惊喜，还重复问了一句：是乡镇企业？

据陈开枝回忆，在珠江冰箱厂，邓小平曾经问：这个企业是什么级别？陈开枝回答说：如果按照行政级别套，它连股级都不到；但是从实力和影响看，它相当于集团军。

有关记载说，当天上午，邓小平还在珠海接见了当地五套班子负责人以及专程前往珠海看望邓小平的佛山、中山两市领导，下午才驱车离开珠海。如果返程中原本就有在顺德驻足的计划，佛山市的领导想必就不需经过顺德赶到珠海去了。

由于当事人回忆的过滤，也由于人们会因为种种原因对史实保持一定距离，历史总是具有扑朔迷离的色彩。

就连邓小平在珠江冰箱厂的活动都有不同说法。

据1998年2月21日的《顺德报》报道，当年珠江冰箱厂的总经理、后来任“科龙”集团总裁的潘宁回忆说：小平坐着轮椅从我们厂区的南大门进来，他看完研究所、车间、厂区之后，我向他作了简单汇报。他非常激动地对我们讲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

但是，其它报道都只提到邓小平在接待室，没有说到看研究所、车间、厂区的事。我问过“科龙”的好些员工，他们也说，除了接待室，邓小平没去其它地方。关于“厂区”好解释，进了大门就算入了厂区，车间和研究所却无法笼统解释。

就连这样显而易见的史实都有不同说法，又何况没有浮出水面的东西呢？

《广州日报》的记者曾经在采访深圳图书馆之后感慨：那里竟然没有当年深圳建特区时的各种意见争鸣，没有1979年在深圳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的资料。

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就是一张满布填空题和选择题的试卷，在岁月烟尘的覆盖下，静静等候着回望的目光。

陈开枝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作一点遐想，见出一些端倪。

陈开枝在《邓公南巡》青铜雕像揭幕仪式上对记者说：“当时我极力推荐小平来顺德珠江冰箱厂看一看。现在看来，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小平在那里原计划安排20分钟时间，没想到他看后情绪非常激动，结果大大超过了时间。”

陈开枝的“极力推荐”，不就是邓小平驻足顺德的机缘之一？

这种“极力推荐”是以顺德的发展为基础的，它看上去充满了历史的随机性，却隐含着深意，切合了历史不可逆转的必然，也包容了广东、尤其是顺德人的殷切期望。

至于顺德人有没有用某种形式表达这种期望，我们不得而知。

顺德人当然不甚喜欢“小便”这种说法，认为不严肃。

市委的干部对我说：从珠海去广州，到珠江冰箱厂一带正好一半左右路程，休息一下非常正常。而且，一路上多少高级酒店，比如中山市，还有我们的四星级的“仙泉”，哪里不可以休息，为什么要在珠江冰箱厂？

有人更是认为，“小便”之说只不过是“科龙”的市场竞争对手因为妒忌而瞎编排的故事。

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老百姓倒是喜欢这个故事。它表现了农民式的幽默和狡黠，很合老百姓的口味。

也许我们没有必要深究它的真实性。野史总是与正史并存的，关键在于它是否符合历史总趋势的真实，是否符合人物性格的真实。

至少，现实中的顺德人与故事中所描写的一样有那种精明和智慧。

至少，这个故事的内涵和结果并不违背邓小平的总体构思，对改革开放大局不无好处。

1998年春天，为了拍一部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的专题片，我同广东省电视台的摄制人员来到顺德容奇镇，追寻邓小平当年的足迹。

昔日的珠江冰箱厂早已扩展为雄踞一方的科龙集团，除了“容声”冰箱之外，更以“科龙”空调机闻名遐迩。

“科龙”总部的办公楼气派非凡，那是珠江冰箱厂时期已经造就的景象。

在接待室，我刚坐下，接待人员就告诉我，我现在坐的位子，正好是当年邓小平坐的——他们对于当年的事记得非常清楚。

“科龙”集团的冰箱公司副总经理彭绮玲穿着一身工作衣被叫到了接待室。

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珠江三角洲的典型女性，能干而不擅辞令。她的介绍显然经过无数次演练，开始部分已具有程式化的意味。

她说：1992年小平同志来到我们厂，步入接待室，红光满面，脚步很稳，非常精神。

她当时是企管部部长，那天负责茶水供应，亲手为邓小平奉上一杯茶。

“茶房”角色没有说话的机会，但是却能近距离观察场中情景。所以彭绮玲描述起细部来非常具体。

她说：先是市长坐在小平同志身边汇报。市长讲完，换位置，让潘宁坐到小平同志身边汇报。欧广源（当时的佛山市委书记，后任广东省副省长，曾任顺德县委书记）坐在小平同志对面，他问小平同志，您1984年来过顺德，您还认不认得我？小平同志说，那我们是老朋友了。他问欧广源多大，然后说，我八十几岁，大你一半。世界是你们的。

说到最后，彭绮玲又用具有官方色彩的语言作结。她说：“邓小平声音洪亮。场面非常活跃。”

摄制组开始在周围拍空镜头，我独自在大厅徘徊。

空旷的大厅里是一尊邓小平全身青铜雕像。

铜像题字：邓公南巡。1997年2月立。

它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尊以那个特别历史时期的“南巡”为题材的塑像。

铜像后面的墙上有几个镏金大字：发展才是硬道理。

就在“科龙”所在的容奇镇的闹市区，有一幅巨大的邓小平画像，上面也赫然写着这句话。

邓小平在南巡的许多场合说过这句七字真言。

顺德乡镇企业那间小小接待室的空气直接托起了这句话的重量，传递着时代的强音。顺德人刹那间贴近了社会主动脉的跳跃。

作为南巡讲话的一部分，这句话进入了当年的中央2号文件，被千千万万人传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已经成为邓小平理论精髓的一个重要部分，在20世纪末以至在21世纪里，统率着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甚至统率着他们的感情。

这句话被顺德人奉为圭臬。许多场合都能听到顺德人引用这句话；顺德人所做的许多事情都透现着这句话的灵魂作用。

在我伫立铜像前的不大一会儿，身边就走过好几批外地的参观者。他们都在邓小平铜像前稍稍驻足，然后走进邓小平坐过的接待室里坐一坐。我想，从那个春天到如今的六七年里，不知有多少人到这里来听彭绮玲或者其他哪位讲“科龙”，　讲邓小平，讲改革开放。“科龙”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在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某种姿态，某种象征。

“南巡”使“科龙”对邓小平有了更深厚的感情。

1996年，邓小平逝世的消息传来，潘宁正在香港，第二天一大早即赶回来，要求公司自办的《科龙报》提前且立即出版，换上悼念内容。由于时间紧迫，原只准备赶一篇纪念文章。没想到员工们感情喷涌，纷纷投稿。结果文章越写越多，最后竟把原先准备好的其它文章都挤了下来，赶出了一期悼念邓小平的专号。

这种感情不仅仅因为伟人在此喝过一杯茶。

“科龙”原不过是一个用铁锤敲敲打打的乡镇小厂，如今是国家一级企业，拥有员工近万，股票不但在国内上市，也在香港挂牌上市。据北京名牌资产评估事务所1998年评估，“科龙”品牌的价值为55亿元，位列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前10位。它的道路是改革开放的劈山大斧开辟的。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开创的历史新纪元，就没有“科龙”。“科龙”与邓小平理论血肉相连。　　

顺德人对于邓小平的驻足是非常看重的。他们认为，邓小平在深圳、珠海的讲话是零碎的，在顺德则是系统地总结了在深圳、珠海的讲话。他们需要从邓小平身上找到改革开放的感觉和自信，需要邓小平带来的东风。

顺德人从来不把邓小平的短暂停留仅仅看成是珠江冰箱厂的事。

顺德市档案馆编的《顺德市综合改革六年来大事记》这样写道：邓小平“于南巡途中亲临顺德，视察了珠江冰箱厂”。着眼点在顺德而非冰箱厂。

1994年3月26日的《顺德报》创刊号在报眼刊发了邓小平在珠江冰箱厂接待室的照片。文字说明是：邓小平“1992年1月29日在我市视察时，与省、市领导在一起。”干脆没提具体地点。

这就是20世纪末中国一个小小县分展示的水平——能够抓住事件中自己最需要的精髓，但对事实尺度的掌握和对字词的把捏却又恰倒好处。这种水平几乎可以与新华社并驾齐驱。

其实不必要探究小便与视察的关系是否成立，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顺德人善于利用有利因素的风格和技巧。

在中国，怎样对待党和国家领导人下来视察，有时竟可以看出一方官员的观念和心态属于什么时代。

这是发生在去广东不远的某老区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泽民一行前往视察，当地官员为了展示繁荣气象，安排村干部穿西装或套裙在路边干活，还把许多人家的鸭子集中到路边的一口池塘里，让一户人家放养，宛然一个养鸭大户。事后归还鸭子时发生争执，最终弄得政府赔钱。

当然还有其它种种“计谋”，更有流传于百姓之口的不无讽喻的种种变体话本。

造假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灵魂之中的痼疾。老区依然在与贫困作斗争，但是却被人装扮成远离贫困的样子，这种与“大跃进”一脉相承的卑琐心态令历史不耻。当地老百姓坚持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带了扶助发展的资金来的，但是这里的“富足”景象留不下这笔资金，它最终流向了其它地方。讲求实际的农民对此颇多微词和怨言。

那些做假的官员们当然不在乎这些，他们算的是“政治帐”,他们着意的是权谋。最可悲的是，据说那位主持操办“繁荣”气象的县委书记甚至在他的母校“人气”直升，被一些人奉为楷模。可见营造虚假繁荣景象的做法依然大有市场，有着某种文化背景，并且将延绵不绝。

同样面对上级领导，有人需要的是支持；有人需要的是赞赏。

对于赞赏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虚假和平庸。

顺德20世纪9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正源于它不把赞赏当作第一目标。

邓小平将脚印留在顺德之际，姓社姓资的话语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顺德的领导们站在小平同志身边照一张像，与升官发财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寻找的是依傍历史方向的感觉，是向社会证实：自己的选择符合20 世纪末中国的发展蓝图。

1992年对于顺德来说，是具有深层意义的一年。

邓小平的脚印是荣誉勋章。

邓小平对深化改革的期望是一片开阔的原野。

邓小平南巡时对广东寄以厚望，要广东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天降大任于斯人，作为广东“四小虎”之首的顺德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这一年，顺德有好几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2月下旬，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将顺德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县，希望顺德在全省先行一步，赶上亚洲“四小龙”。

一个月之后，国务院批准顺德撤县改市。这是珠江三角洲撤县改市高潮的东风第一枝。

半年之后，省政府又批准将顺德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市——同一年里两次肯定这块土地的综合改革实验身份，这多少有点不同寻常。

在广东决策层心目中，具有雄厚经济基础和强烈变革精神的顺德是掌先锋印的最佳人选。

这一年值得提到的事还有：步邓小平之后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和同样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朱鎔基先后也将脚印留在了珠江冰箱厂。当然，他们比邓小平多走了些路，还去了顺德的其它地方。

顺德就在这种种鼓励和呼唤之下，走上了自己的综合改革之路，并且以产权制度改革的举措惊世骇俗。

回望这一段历史，我一直有一种困惑。

当时，“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口号风行一时，大多数地区的人们都将注意力指向了办开发区、吸引外资、扩大生产，为什么顺德却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改革之剑指向所有制问题？以顺德那时的经济形势，足可以在大合唱中吼几声高音，又何苦伤筋动骨，打乱现行的经济秩序？

中国的农民对所有制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即使在最最破私立公的年代，他们也顽强地希望有几分自留地，盖几间自己的房，不像城里的无产阶级工人老大哥，以一无所有为荣。

农村的改革一步就触及到所有制的深层次，更使农民们尝到了甜头。尽管我们一直讳说“分田”，而宁愿创造了一个非常烦琐的名称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农民却是实实在在将泥土捏在了自己手里，重新有了与泥土贴心贴肺的感觉。

也许，从“分田”的那一天起，改革的大潮就唤起了潜伏在农民深心的某种意识，就注定了农民们将从田野起步，在不远的将来把所有制改革的思路向前延伸，注定了他们将对自己亲手办起来的企业思考产权问题。

农民的头脑较少政治框架，按过去的说法就是觉悟低，所以毛泽东说：严重是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一些合乎人性的原始脉动却往往从农民兄弟那儿滥觞。这种状态或许预示了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可能从县一级发端。它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层土壤。

我不得不为历史的安排而深深感慨，不得不为珠江三角洲农民的敢为天下先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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