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与包袱

当我们回顾往事时，我们总希望触摸到一个起点。

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起点在哪里？

陈用志在许多场合介绍顺德的改革时，用“辉煌的成就，沉重的包袱”来概括当年改革起步时的历史背景。据说这是中国农业银行顺德支行的一份调查报告的题目。

“辉煌”是我们写报告时的常用词，“沉重”却让我们觉得陌生。

经过一种固定的管理模式长期熏陶，我们不少干部已经习惯于肯定自己。他们的每次总结都是以讲成绩为主，不足之处往往轻描淡写，只不过是新式八股文的一个固定程式而已。

但是顺德人却在动真格。

那份写于1993年3月的报告，从银行的角度对顺德辉煌之中的隐患作了警醒式的概述。它的标题成为一句经典式叙述，作为对某一历史阶段的现实描绘和总结载入了顺德综合改革的史册。

在20世纪80年代，顺德的经济发展完全无愧于用“辉煌”二字概括，每年的工农业总产值都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几。90年代，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脚步加快，进一步激化了市场与计划的矛盾；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化，使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争夺；国家财税体制与金融体制的改革，取消了大包干和对乡镇的倾斜，使地方调控能力减弱，贷款也不再由政府操纵。在这种大背景下，改革开放十来年积存的矛盾开始暴露。顺德属于较早清醒的一个。

据1997年10月18日的《顺德报·特刊》介绍，顺德农行的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当时，顺德有259家企业背负着经济包袱。其中有103家资不抵债。债务大于资产4.6亿元。

用“沉重”两字概括这种局势，显然并不为过。

古人说：知耻而后勇。也许，中国农业银行顺德支行的这份“揭短”报告，就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起点？

但是顺德市档案馆没有这份报告。

市委办公室也没有这份报告。

在中国农业银行顺德支行，也没有找到这份昔日的报告。

费了不少周折，我才终于同主持起草这份报告的马继章坐到了一起。

这位当年中国农业银行顺德支行的行长，如今的广州分行副行长，找起来真不容易。秘书小姐总是柔声告诉你：马行长正在开会；马行长正在讲话。他的手机也常常留在秘书小姐手里。好几次中午12点多依然如此，让人觉得金融世界真是波诡浪谲，必须全天候警戒。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大楼座落在广州环市中路，这里是广州高层建筑汇聚的路段，曾有人将其与香港的繁华地比附，称其为广州的“尖东”。马继章的办公室在22楼临街的一面，宽大而有气派。从窗口可以望见20世纪70年代广州的最高楼白云宾馆和80年代的最高楼广东国际大厦。

马继章的座位后面是一艘象牙雕的大船，鼓满风帆，据说是他的前任所留。马继章曾想请它出去，但其他人都说那不是吉祥之举，所以也就让那风帆依旧在座椅之后高扬。

如果以此沿袭下去，这吉祥物岂不是就要化为这间办公室的一个固定成分，与大楼共存亡了？

这也难怪，在商品经济时代搞金融，不但需要石头狮子的对外威严，也需要一帆风顺的对自己未来的衷心祝愿。

马继章的个子偏矮小，面色黧黑，那天穿一套休闲的运动装，不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常见的那种银行家西装革履、大腹便便的风采。说实话，从形象看，他更像一个珠江三角洲的农民。

马继章是顺德人，在广州工作已两年，但是顺德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他的家眷依然留在顺德，就连他用的手机也还保留着顺德的号码，仿佛随时准备回到生他养他的那个地方去。

马继章幼年丧父，求学期间，家庭经济一直极为困难。据他说，读小学时买不起书包，天天抱着书本上下学；读中学时因为丢了3元钱买不到饭票，硬撑着饿了5天。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早期生活经历，他的身上弥漫着质朴之气，血液里储存着珠江三角洲农民的务实、执着和练达。

印象中他似乎不是很爱说话。最早认识他是在餐桌上，一个很随便的饭局，很多人高谈阔论，他却很少开声。

但是此刻谈到顺德的企业转制，马继章却有许多话说，而且滔滔不绝。因为他近期眼底有病，需要休息，我预期这次只谈20分钟，不知不觉间，却聊了一个多小时。

马继章对转制前夕许多乡镇企业的状况很是看不惯。关于这些企业，他有一番深刻的刻画——

办公室最漂亮；汽车最漂亮；秘书最漂亮。但是钱却是贷来的。明明亏损，做报表时却用工农业总产值平帐。

他说，那时候，企业家开会就是好车汇展，其实这些车都是银行的——说得俏皮，可是神情很严肃。可不，对于那些亏损企业来说，要不是从银行贷了那么多钱，能买那么些好车吗？

他又说，在顺德农业银行当行长时，企业常常请吃饭，但是他都不去。他说，那饭钱其实也是我们银行的。

他的话听来很有趣，但是很深刻，入木三分。

作为银行的行长，马继章当然对投入驱动型经济的负面效应很清楚，对顺德的金融形势也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乡镇企业的起步要靠政府，所以在发展初期由政府担保贷款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建立，这种状况却必须改単。

他说：这是由人的属性所决定的。

他的这一番叙述，正是关于“沉重包袱”的诠释。

很遗憾的是，马继章从他的柜子里翻了好一阵，也未能找出《辉煌的成就，沉重的包袱》那篇报告。

他又让秘书小姐找，结果找出了几本他的报告集子，红色封面，按年代成册，装订算得上精美，很见出马继章关于资料的仔细和用心。

只是依然未见到那篇报告。

这使我们难以追寻那一份历史感。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回望和掌握当年顺德的状况。

在中国农业银行顺德市支行，我得到一篇写于1994年10月的材料，题目是：“透过金融业的现状看顺德企业的转制”。那是一篇写于转制全面铺开之后、为转制张目的文章。但是，它所展示的数据依然是以1993年3月的调查为主要依据，我们依然从中确切地感受到了“包袱”的沉重。它写道：

近几年的企业经营状况表明，公有制企业空壳化趋势日益加剧，导致银行信贷资金沉淀日益严重，信贷资产日益低下。顺德改革开放十几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着不少隐忧。由于未能解决经济运行中公有企业产权模糊的问题，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个隐忧在近几年逐渐表面化。表现在企业本身，公有资产流失速度日益加快，企业经济包袱越背越重。据我行统计，仅镇办工商企业，90年经济包袱为30887万元，93年3月底即一跃达到100511万元，平均每年流失的公有资产达2.3亿元；表现在银行方面，呆滞贷款比例急剧上升，90年底我行社（指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镇办企业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量的17.2 %，金额为21663万元；93年3月底即上升到35%，金额达96950万元。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数字也许已经不再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冲击，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早已撕碎了许多自欺欺人的梦。但是在90年代初，整个社会高歌猛进之际，这样去摊开自己藏在屋角的“沉重的包袱”，即使是自己躲在家里翻看，也是一件需要大勇气的事。

托举起这些数字的是一个又一个关于贷款的昔日故事——

当时的桂洲镇有一家镇办小家电厂，说是每年有990多万元的利润，实际上亏损已达9000多万元。但是依然要求贷款。

杏坛镇一家印染厂，号称年产值3000万元，但是每年亏损过千万元，累计亏损已上亿元。尽管如此，贷款热情依旧。

在那个时代，能够得到贷款是有本事有门路的体现。因为贷来的钱几乎就等于是自己的私房钱，还不还、何时还几乎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围绕着贷款，人们上下奔走，机关算尽，施展出种种公关手段。这其中有过多少欢乐和满足，也有过多少忧愁和愤懑，不在此山中的人，怎么能够知悉和体会呢？

桂洲镇建一家化纤厂，总投资需5亿元，向银行贷款，不得。当时的镇順导一时性起，声称要让全镇的老百姓动员起来，到银行提取存款5000万元。镇里将许以银行两倍以上的利息，让大家投钱支援镇办企业。

当时的桂洲镇还没有同容奇镇合并成容桂镇，但它已是顺德最大的镇，富甲一方。1992年，桂洲镇就成为全国第一个财政收入破亿元的乡镇。老百姓有5000万元放在银行里可供提取，其富足和气魄可想而知。财大气就粗，用力跺跺脚，至少地面是会震动几下的。

当然，在劝解之下，这种不免有挤兑要挟之嫌的设想最终没有付诸现实。但它的震撼力也是足够大的。贷款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影响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提到的是，如今这家化纤厂依然没有生产出它的化纤，但是亏损额已达4亿多元。

有一件事马继章记得非常清楚。

也是在桂洲镇，一个乡镇企业的头儿——或者叫企业家吧——因为贷款的事不那么遂心如意，狠狠地放言：

“别看我今天贷款要向银行下跪；以后要还钱就轮到银行向我下跪了！”

这是一种畸形的借贷心理，它已经在预言着不良资产的日后泛滥。

养成这种借贷心理的却是体制。

那年头，投资、上项目就是经济发达的表现，大把大把的钱往缺少科学论证、甚至本身就是好大喜功心态产物的项目里投放。

当时有说法颇为流行——“无工不富。”

又有口号颇具煽动性——“乡镇企业见英雄。”

还有一种言论颇有哲理色彩——“与其争论分配方法，不如把蛋糕做大。”

当百废待兴的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这些言说都是发展经济的号角，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有过冲决旧观念罗网的功绩。但是曾几何时，它们又在喜欢赶潮流、凑热闹的中国人手里成了投资热的理论依据。

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他们的“造福”形式就是办企业，总希望搞成几个大项目。

所以政府总是站出来为企业贷款担保，鼓励和助长了贷款热投资热，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不尽的尴尬。

1993年，北滘镇的企业共向银行贷款27亿元，其中23亿元是由镇政府的经济发展总公司担保的，实际上就等于由镇政府担保。总公司每年只向企业按销售额收取2%的管理费，但是还债的任务往往落在自己的头上，其实也就是落在镇政府的头上。

农民要在银行贷点款很难，但是对于那时候的企业来说，贷款似乎很容易，只要乡长、镇长出来说一句：要支持乡镇的经济发展！事情就好办了。所以不管是市长还是乡长、镇长，家里总是断不了来要求贷款的人，因为批出去的不是自己的钱，所以他们总是很大方，以致有人刻薄地形容：提一袋水果去就能弄到贷款。

相比之下，银行倒像是只管发钱的冤大头了。银行就像政府的钱包，银行的钱不借白不借，不用白不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经对我们的银行贷款模式作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个萝卜一个坑。

意思是说，政府已经预先挖好了一个个的坑，让银行逐个往里放。银行根本没有自主权，要你的钱没商量。

我手上有一本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的《广东四小虎》。这是“广东经济明星丛书”中的一本，书前有广东省副省长刘维明为这套书作的序。《广东四小虎》的第一章写顺德，它总结的顺德经验之一是：“负债经营，以大规模的投资加快工业发展。”

书中在谈到顺德向工业县的转化时说：

“……这一切都需要巨额的资金，只靠县财政的能力是无法承担的。……顺德县所面临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负债经营。”

所谓“负债”，就是向银行借贷。《广东四小虎》有一组关于顺德的统计数字：

“从1978—1985年，县银行用于工业的贷款每年以53.2%的速度递增，七年间就增加了19.8倍，仅‘六五’计划期最后一年的工业贷款就达4.25亿元，占上一年工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的81.7%。七年间，共贷出了18.3亿元，占同期银行贷出款项的40.8%以上。”

这是一个以贷款为荣耀的时代！

这是一个以贷款为经验的时代！

在短缺经济时代，高负债、高投入是发展的需要，它像春雨滋润着春笋一样，托举起众多的乡镇企业，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但是乡镇企业在长足发展的同时暴露了它的先天不足——它的体制没有逃脱计划经济的窠臼。

在体制的牵制下，负债经营渐渐成了饮鸩止渴。

那些从银行贷出来的大量的钱，点燃了什么样的梦想？

民谚说：借来的刀斧不怕石。

由于钱不是自己的，来得容易，用起来就多了几分潇洒，少了一分谨慎。

顺德各镇先后共有7个摩托车厂立项，但是如今只剩两家。在那些尾随着岁月急速消逝的摩托车厂的队列中，有的其实只风光了一天——举行了动工仪式，张挂了彩旗，放了大串的鞭炮，却根本无法上马，最终落个胎死腹中。如今依然在世的，其实也不过是一条装配线而已，离当初想象中的现代化摩托车生产相去甚远。

顺德也曾计划建三个汽车厂，结果一个胎死腹中，筹建过程之中就停了下来，将厂房也卖了；一个虽然出生了，却很快就垮了；还有一个虽然还活在那里，却活得艰难，没有多大声响，社会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不知道在我写这部书的过程中，它是否已经寿终正寝。

北滘镇的裕华实业公司曾经因弄潮经济海洋而名噪全国，1987年的产值逾亿元，在该年评出的全国百位优秀农民企业家名单中，“裕华”总经理区鉴泉的名字赫然第一。“裕华”紧跟国际潮流生产的10英寸座钟式“鸿运扇”一改旧式电风扇的模样，以塑料代钢材，倾倒则自动断电，因而适合床头使用，一时成为消费潮流，社会甚至以其商标“鸿运”为此类电风扇的名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成为集团公司的“裕华” 继续扩张，大力投资办厂，不但办起了微波炉厂，还到镇里兼并了一家药厂，甚至把县交通局在北滘镇的一个小小搬运站也接受下来。它所办的三个引人注目的新厂——音响生产厂、钢瓶生产厂和汽车厂曾给人以繁荣景象，但是这些厂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因投资决策的失误拖垮了整个集团。当年因创办“裕华”而红极一时、被誉为“风扇大王”的农民企业家因之黯然失色，退到了社会关注的圈子以外。

有一个镇，共有17家工业企业，资产净值5000多万元，但亏损总额却高达8000万元。

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东芝家电机器株式会社合资，于1995年8月成立“东芝万家乐”制冷设备公司。这是一个生产空调压缩机的大项目，曾经被顺德引为骄傲。原以为可以与顺德多家空调器生产厂家配套，不愁市场。后来却发现，关于市场的考虑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想终止却已经来不及了，来自资本主义土地的企业眼中只有合同没有温情。抽身不得，只好眼睁睁看着它亏损。据说每年亏损达一亿元以上。人家日本人可不怕，按当初的协议，你得买他的技术和核心部件，算起大帐来，他不亏。但是“万家乐”却有被拖垮的可能。

这已是顺德开展产权制度改革期间的事，历史车轮的惯性还没有刹住。

事实上，“万家乐”的亏损和股票低迷都与投资“东芝万家乐”不无关系。1997年底，顺德的新力集团公司受让“万家乐”29.8%的法人股权，成为最大股东。这次资产重组，正是为了使“万家乐”摆脱困境。

据称，“东芝万家乐”是国内第三大压缩机生产供应商。我曾到过那里一次，见它占了宽宽的地，盖了高高的厂房，员工们穿着整洁的工作服，围绕着先进的机器忙碌，完全一派现代大企业的风情。但是市场有自己的法则，它只垂青识时务者。由于“东芝万家乐”没有足够的市场份额，万家乐集团无法硬撑下去，顺德市最终只好实行资产重组以摆脱困境，由“美的”集团出面，先于1998年买断万家乐集团在其中拥有的全部40%股权，又于1999年受让日本方面所拥有的60%股权中的三分之一。共花了8100万元，“美的”成了拥有“东芝万家乐”60%股权的控股股东。

报纸文章说：“至此，美的集团成为国内唯一掌握从工业设计、模具制造、电子控制到压缩机制造等全部核心配套生产能力的空调制造专业企业。”

中国的报纸最善解人意，几乎所有的事都可以“正面”理解。

但是对于“美的”来说，承担这个角色显然不会是一件快意的事，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其意义是全局性的——企业回到顺德自己人手里，政府要怎样调整自然方便了许多。

这是顺德市产权制度改革和资产重组的重要一着棋。万家乐集团是原先的顺德市二轻局的翻牌公司，实质上是公有企业。万家乐集团股份的让售及规模的收缩，不但解脱了“万家乐”陷于压缩机项目的困境，而且顺应了顺德市关于公有制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

虽然“东芝万家乐”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但它作为世纪末万千投资故事中的一个，依然令人扼腕叹息。

一年多过去了，我再次来到顺德。有人告诉我说，压缩机的项目目前形势很好，“美的”娶了个好媳妇。他们还说，“东芝万家乐”的事与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多大关系，产权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县、镇办的企业，“东芝万家乐”所遇到的只是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磨合问题。

但是这种现实并不能掩盖投资心理在其中的影响。顺德人承认，当时谁拿到压缩机生产的批文就占据了胜利，在这种背景下，立项上马成为超越严密论证的当务之急。在计划与市场的整合过程中，“东芝万家乐”就这样肩起了一段历史的曲折。

众多的投资故事反复叙述着同一主题，那就是热情的极度膨胀。用不必急着还的贷款去投资，搞轰轰烈烈的大项目，终归是一件快事，能够激起人们对银行的极度向往。据统计，转制前的1992年，顺德的固定资产投资达29亿元，比1991年增长312%。其中由公有单位所投放的资金为24·63亿元，绝大部分都是来自银行的贷款。

这一笔笔贷款就像一块块砖头，可是却没有盖起宫殿，甚至没有切切实实地盖起几栋房屋，只不过垒起了一座又一座祭坛。

1994年11月，就在顺德人紧锣密鼓转制的时候，广东成立了珠江三角洲规划协调领导小组，副省长张高丽出任组长，珠三角9市市长及省计委、科委、建委主要负责人作为小组成员。这是广东关于抑制盲目投资的一次尝试，但是一次失败的尝试。那一群初初挣脱计划牢笼的猛虎正极力舒展拳脚，岂能听得进“协调”？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小小两个相邻的市甚至都想拥有自己的机场，当然不愿意将自己的发展计划纳入统筹。只一两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构想即成水月镜花，不再有人提及，落得个无疾而终。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制度远比“协调”有效得多。

盲目的投资热并不是顺德或者珠江三角洲的专利，它是20世纪末中国的通病，甚至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

当这个通病出现在更大的场景之中时，比之在顺德这块小小地方，它就有更加触目惊心的表演——

在郑州，曾经号称“中国医药的航空母舰”的中原制药厂，总投资13·26亿元。由于引进的技术和设备不成熟，四套生产装置中有三套存在严重的工艺技术问题，从1992年开始，试车数百次均未能通过验收。但是尽管一粒药丸也无法生产，这艘“航母”却不断要求增加贷款。至1998年不得不关张为止，中原制药厂因为各种贷款的本息而造成的债务已达30亿元人民币。

在该厂厂内的铁路专线上，锈迹斑斑的机车已经瘫坐多年，似乎成了“航空母舰”这种称谓的反讽。两条道轨之间的狭窄地带竟然被人种上了蔬菜。那小块小块绿色透现的生机，与死气沉沉的工厂形成了强烈对照，似乎在问：我们的智慧和能力难道只能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

在广州，投资120亿元的标致汽车生产线因为车型不适宜市场需求等原因，于1999年寿终正寝。广州的汽车工业不得不重新四出寻找合作伙伴，重打锣鼓重开张。从2000年开始，七年之内，广州又将为新选择的“广州本田”付出75亿元。

无独有偶的是，被当作广州“特一号”工程的乙烯工程也因决策失误惨遭败绩。这项由广州市政府与中国石化总公司以9∶1的股比合资兴建的工程，总投资达79.5亿元（一说是72.98亿元），技术设备分别从美国、日本、意大利引进，气势不小。该工程从立项到投产历经10年，1993年11月动工，1997年8月建成。可是试产仅3个月，就因为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市场价格比该项目上马时大跌等原因，亏损近亿元，不得不停产。停产期间，除了每天依然要交付2000万元的贷款利息之外，光是每个月的设备维修和保养费就要700万元，“特一号”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这个项目在立项时就有人提出布点不合理；上马时又出现了合资方变动的波折；建设期间，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些都没有止住或调整它的步伐。

1999年4月，广州乙烯不得不交由国家所属的广州石化托管。2000年1月23日，广州石化正式兼并广州乙烯，这是涉及债务达到70余亿元的国内最大宗企业兼并案。至此，广州乙烯才算基本走出了泥沼。但是作为条件，广州市政府不但因此放弃了广州乙烯的市属企业身份，还承担了广州乙烯的25亿元的债务。

在兼并仪式上，广州市市长林树森无奈地说：“25亿元无偿资金，我不知道国人如何评价它的大小，但我知道这是广州人民的血汗钱。它可以建造两个大剧院，供广州人民享受……”

广州市政府正计划建一座现代化的大剧院，但是因为造价太高，受到不少人大代表的质疑，因而迟迟未能正式立项。如今面对这如风逝去的25亿元，当市长的自然心有所感，充满遗憾。

中国人曾经学辩证法成风，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大胆做，做得不好没关系，损失的就当交了学费。几十年来，“学费”这把大伞保护了我们的多少失误！何况，几亿、几十亿的“学费”也未免太高了。

如今，面对市政府以往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当市长的能想到这是人民的血汗钱，想到它本可以给人民以享受而未能，因而感叹和无奈，这毕竟让人感动。

我们终于学会了心疼。

只可惜这类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长太息挽回不了那些“打水漂儿”的钱。尽管此后广州的轿车生产有了新的起色，广州市政府也将轿车项目和乙烯项目的重组列为国企改革的经典之作，但是损失的终归是损失了，我们只能在叹息声中怅然回望自己走过的弯道。

当广州生产的新型轿车“雅阁”漂漂亮亮地一辆辆驶下流水线时，我们能想起在此之前的坎坷吗？

中国人有一种似乎无法摆脱的宿命，内心总是充满对巨大成就的期待，渴求以荣誉来证明自己，但是关于从脚下那片土地到未来之间的连接，却缺乏必要的理性判断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精神，生命的活力和灵气只是在引颈渴求和意念化的追逐中渐渐销蚀。

1997年，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兴奋点——进军世界500强。

岁末出台的《“九五”国家重点技术开发指南》确定，重点扶植宝钢、海尔、北大方正、华北制药、长虹及江南造船等六家企业，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前后进入世界500强。

当时担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李荣融向记者透露：经贸委将每年向这几家企业提供不少于2000万元的资金，帮助它们向世界500强的排行榜发起冲击。

一时间，“世界500强”成为我们的时髦话语。好些部门都在跃跃欲试，准备以组合、扩充队伍的方式“强化”某些企业的实力，为它们进军世界而制造条件。

但是前路是遥远的，就以1997年的情况来说，排在世界500强队列最末一位的，其销售收入合740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四川长虹的销售收入为188亿元，只有人家的四分之一多一点。

1998年2月11日的《北京青年报》刊登了该报一位“燕京大写手”的署名长文《世界500强：中国企业何时上榜？》。文章开篇就充满激情地写道：

“国人群情激奋，企业界摩拳擦掌，中国经济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进军世界500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界难以割舍的世纪情结。为什么中国工业企业发誓要进军世界500强？久远的历史原因和深重的现实危机造就了中国企业的这份铁胆雄心。”

文章批评了“进入世界500强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资本积累过程”的观点，认为这是保守甚至是悲观的表现。作者以韩国的大宇公司为证，认为“韩国人早已以事实予以了反驳。”

韩国大宇集团1967年起家，至1994年，已名列美国《幸福》杂志排定的世界500强名单，位居第52，新贵之相，确实引人注目，也给人以鼓舞。

这位“燕京大写手”意气风发地向国人鼓动说：“同是东方人，韩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得到。”

只可惜历史总喜欢给那些悬空的壮言开开玩笑，而且将玩笑开得那样的及时。

就在这年年末，号称韩国第二大企业的大宇集团已经显出窘境，开始暴露债务危机。第二年，“大宇”面对沉重的债务一筹莫展，甚至导致韩国股市连日暴跌，韩元几次贬值。11月1日，大宇集团董事长及下属14家公司总经理正式宣布辞职，大宇集团实际上已经解体。

拥有2万多名员工的大宇汽车公司从大宇集团剥离出来只一年多，也因不堪债务于1999年11月正式宣布破产。西出汉城50公里，大宇汽车厂内塞满了卖不出去的汽车，展示着已经蒙尘的辉煌。

“大宇”确有过大肆扩张的“辉煌”历史，创造过平均每三天就收购一家海外公司的记录，旗下的海外公司最多时有600多家，员工数十万。可是其崩溃的速度也同样惊人。“大宇”于1997年由国内排名第四跃居第二，1998年的总资产达640亿美元，营业额占韩国GDP的5%。但是到1999年，其负债已高达598亿美元。另有资料甚至称，其逾期债务近800亿美元。

在清理“大宇”债务时，人们发现，自1997年以来，“大宇”一直在制造假账，编织虚假的繁荣景象，造假金额达数百亿美元。2001年2月，韩国当局发出全球通缉令，追捕“大宇”的创始人金宇中。据网上的消息说，金宇中躲在欧洲写回忆录，依靠过去的朋友资助生活，住的是一家三流饭店，每天以三明治充饥，还声称，写完回忆录就要自杀。

名噪一时的“大宇”神话终于彻底破灭。

金融专家认为，造成“大宇”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韩国政府为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着意培养世界级大企业集团。在这种目的的驱使下，“大宇”过度借贷，盲目扩张兼并，把自己引向了深渊。

排名究竟有多大意义呢？刻意打造和堆砌起来的“强”将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它谈不谈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呢？

日本著名企业界人士松下幸之助对于所谓500强有一个说法——

“那不过是一本杂志的排名罢了。”

看着500强之一的“大宇”迅速起落，我们沸腾的心似乎可以平常一点了。

日本、韩国建造的“东亚模式”是政府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较深，而且大力推行赶超战略。韩国更是把银行视为政策工具。“东亚模式”的苦果已经陈于世界面前，我们难道不应当及早反省自己？

20世纪的90年代初、中期，在我们的国土上流传过一个“亚细亚现象”的神奇故事。由一家叫“德化”的商场发展起来的亚细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郑州“二七”广场出发，短短几年间就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大城市建立了11家连锁店，并且扩张之势不减。“仟村百货”的旗帜席卷全国，大有在中国国土建立“仟村”的模样。据1994年的报纸报道，郑州亚细亚商场每天都要接待四五拨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其中人数最多的达七八十人。

但是曾几何时，“中原商战”、“中国商业革命”等赞美之词还在人们耳畔回响，1995年的“亚细亚”就已经陷入困境，资金周转不灵，开在各大城市的连锁店无法维持。1997年，总经理辞职。名噪一时的“亚细亚”先是偃旗息鼓，退回河南，最终渐渐退出人们的记忆，由兴而衰总共不到10年工夫。

“亚细亚”式的强大散发了企业的元阳真气，留下的是心灵的伤害。

急切于进军世界500强决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孤立现象，它是中国人好大喜功情结的根深蒂固反映。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近年来甚嚣尘上的高校合并风，以计划经济手段推行高校合并，学校大则大焉，是否就成了世界名校却实在不敢说，其中留下的隐患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当代中国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负重前行，不是转瞬即逝的辉煌。

在我们这个国家，许多事情一旦与“政绩”勾连得太紧，就有可能变形，有可能失去本性，迷走在形式主义的丛林。

投资的问题也一样。

1992年夏天，我在江西的赣县采访。当地领导给我讲了他们的有关投资的故事，令我感慨不已。

赣县是江西第二大城市赣州的郊县，以一般经验来看，依托城市发展蔬菜、水果、牲畜或第三产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该县囿于上级的指令，一心要搞开发区、建工厂，以创立政绩。

当时还没有京九铁路，那里交通不很便利，给吸引外资带来很大困难。好不容易找来一个台商，办了一个小型的造纸厂，才算是有了一点政绩。

可是因为过于急着办起工厂来，好对上有个交代，根本没有认真分析有关市场的诸问题，匆匆就签下了合同。

按照合同规定，当地每月必须以某固定价格向造纸厂提供若干吨竹子作为原料。但是运作起来才知道，当地的竹资源喂不饱纸厂。更要命的是，当地市面上的竹子价格要比纸厂订的价高，老百姓自然愿意把竹子送到到市场上去而不愿交给纸厂。

县里无法按时按量组织竹源交给纸厂，依合同就要罚款。无奈之中，县里只好高价收购竹子，然后低价卖给纸厂。本想投资建厂，发展经济，没想到出师未捷，就已经倒贴了一笔钱，弄得个骑虎难下。

岁月悠悠，好几年已经过去，不知道那家纸厂是否还在运行，当地政府又是如何处理这块鸡肋的？

还有一个县，按上级的要求也搞了一个“开发区”。推土机粗野地掀起绿色的植被，荡开了一片红土平原。但是弄了许久，只招来一个外商。这是个台湾商人，像模像样地考察、谈判，最后同意投资建一个小工厂。当地的官员只高兴了一阵子，因为后来知道，那商人计划建立的是一家造币厂，生产冥间使用的纸钱，真令人哭笑不得。

从赣州出发向东北走不远，就到了宁都县，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就发生在这里。好些年前，我在那里做过关于老区脱贫的采访。

宁都有一个罐头厂，是1979年底建成的。当时国务院老区建设办公室从日本引进两条柑橘浓缩汁生产线，一条放在长江边上的万县，另一条被宁都县要来了，据说是经过力争方才得手。之所以力争，并不是看到了这样一条生产线在全县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作用，而是因为引进生产线的370万元是从全省的老区建设经费中开支的，县里等于白拣，不要白不要。配套资金近200万元，也是不定期的无息贷款，几等于白送。

1984年，宁都罐头厂正式投产。

机器一动，问题立即就出来了。

首先是原料不足。

赣南是一片适应柑橘生长的土地。苏东坡曾有诗句写赣南柑橘：“幽人自种千树橘，远客来采百结花。”1980年，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综合考察队报告：赣南具有发展柑橘商品基地的优越条件，是种植柑橘的特优区。据说国际有关权威机构也有论证：中国的赣南是世界上最适应柑橘生长的两个地区之一，它的纬度、土壤、气候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为此有关于赣南发展柑橘的一封信，为赣南广种柑橘脱贫致富作过指示，赣州地区闻风而动，立即成立了柑橘基地建设指挥部和柑橘开发中心，以致农民大种柑橘成为一时之风。但是赣南种柑橘关注的是屋前屋后、田边地角，让农民自己拥有几棵“摇钱树”，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到1987年，宁都全县的柑橘年产量才达300万斤，1988是500万斤。这种数字是按农户自报的柑橘产量加起来的，可信度不会太高。

即使以300万斤计，并设想能够将这300万斤全数收购，也不能满足宁都罐头厂的需要。那条柑橘浓缩汁生产线一小时可处理5吨柑橘，如果一天开机8小时，300万斤柑橘全部喂它也只够它运行30来天。

价格也成为一个问题。

当初立项的时候，地委书记许诺说：全地区的柑橘为你们所用，每斤只收0·36元。那时的赣南地区行署管18个县市，是全国行署一级管理的最大一个地区，这种许诺是很具分量的。

可是市场却不吃这一套，它依自己的脾性行事。1988年，宁都的柑橘已经卖到每斤0·50—0·60元，这还是柑橘产期的价格，春节期间，市面上甚至卖到了每斤1·40—1·60元。

这年春天，赣州地区柑橘基地建设指挥部和开发中心的进京汇报材料说：“我们设想在河东片（宁都已建，由于原料价格昂贵，建厂后无法正常工作），河西片（安远）分别建一个日处理120吨的橘汁加工生产线。”

已建成的尚且无法正常工作，却又再建新的生产线！当初地委书记不是说全区的柑橘为宁都所用吗？如今再建一厂，原料问题如何解决？

这种思路所暴露的问题显然不属于经济范畴。

横亘在宁都罐头厂面前的，还有产品的销路的困难。浓缩橘子汁在目前中国的农业地区肯定没有多大的销路，必须走向城市去寻找市场。80年代还没有京九铁路，宁都县城离最近的铁路线尚有数百公里之遥，而且都是山区公路，这么高的运输成本打进产品价格，必然丧失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宁都县曾联络过几个外商，人家只是来考察一趟，就在砂石铺的公路上把信心给颠簸掉了，最后都因为交通问题知难而退。

难怪谈到橘子汁时，宁都的刘副县长和罐头厂的厂长、办公室主任都向我倒苦水。

这类尴尬的事情在曾经投资热风扫荡的中国俯拾皆是。在粤西北，1992年上的一个扶贫项目至今是个烫山芋，吞不下却也吐不出。它的投资规模从3亿元增至12亿元，依然无法建成投产。这个生产竹木漂白浆板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暗含危机，以当地全县的竹资源计，最多也就维持三五年。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要想利用周边地区的资源也不现实。

中国有多少埋葬在大山深处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在农村当知青，听村里那些当兵回来的年轻人说，有些贫困地区的青年去当兵，明明个子不大，穿3号的军装比较合适，却想要穿2号的。因为2号衣服更大，拥有的布料更多。

不知为什么，听人讲宁都的浓缩橘子汁生产线的时候，我好几次想到这个关于军装的故事。

这就是中国曾经盛行的投资状况。

“不良资产”这个词，一直到1998年才乘东南亚金融风暴为中国的老百姓所熟知。但是不良资产其实早已偷偷潜入我们经济生活的机体。

不良资产给银行挖了一个个陷阱。

坏账越多的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贷款需求越大。银行为了救活坏账，不得不继续往那个泥坑里投钱。其结果只能是越陷越深。

就好象一个人在车站等一辆老也不来的车，想放弃等待吧，又可惜那些已经用在等待上的时间；但是继续等下去，却要再投入你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更糟糕的是，这种等待也许依然还是一场春梦。

银行就像等车的人。它等的那辆载着企业成功和辉煌的车老也不见影子。

投资失误的尴尬和包袱都留在银行里了。

中国的四大国民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是利润上缴大户，到了90年代却成了亏损大户，不但难以向商业银行转化，而且面临着被国企拖垮的可能。

到了1996年，仍有银行全系统亏损，处在困境中无法脱身。

从1996年开始，国家每年都安排一笔银行呆账坏账准备金，用于企业的兼并破产等。到1998年，三年中，累计核销银行呆帐坏账准备金共900亿元。拿这一大笔钱去用于经济建设或者改善人民生活，该可以做多少事啊！

可是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过去付出补偿。一直到今天，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我们尚未完全走出这段历史留下的阴影。

谈到这些，作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的马继章有一肚子怨气，他忿忿地说：在银行，贪污5000元就要立案；贪污10000元就得坐牢，但是银行的钱百万、千万地被一些企业拿去乱用，有去无回，却没事！

马继章是转制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转制是抑制这种现象的有效途径。

他有一个很直观的比较：转制之前，顺德农业银行一年的利润只有几百万元。转制使它摆脱了困境，1999年的利润达到2.5亿元。

他以此认为：“公有私有都是政府的，都为社会创造财富。13亿人都归江总书记管，何必一定要强调公有呢？”

不论是从政治的、经济的，还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马继章的说法似乎都不符合我们的理论规范，但是这偏偏就是顺德人的风格：直观、实际、深刻、没有理论的顾忌。

这使我想起很多人引用过的一句话：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   

盲目投资热是历史留给我们礼品。

正如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纳在1976—1977年完成的《短缺经济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投资饥渴症是一种必然。

科尔纳这样描绘：

“没有一个企业或非营利机构不想得到投资。不存在饱和问题，投资饥渴是长期的，假如刚刚完成的一项投资暂时满足了投资饥渴，很快又会产生新的饥渴，而且比以前更为强烈。”

他还指出：“投资需求不会因亏损或破产而受到限制。”因为，“如果亏损了，它也不会真正破产，即停止营业。企业总是会得到外来帮助：接受追加贷款，减免税收，获得补给，或提高销售价格，结果它最后总会摆脱财务困境。”

科尔纳所说的情形，就在我们身边不断地上演。科尔纳非常到位的分析论述，使我们认真地从体制的深度去探讨投资饥渴症的症候与治疗。

《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是1986年由科学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但是当年中国人可能将更多的关注停留在科尔纳关于计划经济的批判和关于短缺经济的状写，并没有对他关于投资饥渴、政府的父亲形象等论述给予足够的重视。否则，中国经济的过热现象也许会更早地得到一定的遏制，政府职能的改变也许会更早地迈出一步。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经济科学出版社特地印制了1000本《短缺经济学》珍藏本，分送给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以作留念。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个西方经济学家在中国得到过这样的礼遇，受到这样的尊重和怀念。

这种尊重和怀念，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换来的。

谈到顺德农行的那篇报告是否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起点，马继章说，其实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已经感受到面临的危机。那时正值换届，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伊始，就开展了广泛的调查活动，调查结果表明，进入90年代之后，项目的成功率大大降低，甚至每搞一个项目就背上一个包袱。顺德的决策层开始意识到辉煌之中包含着极大隐患，开始思考出路。

马继章说，顺德农行的调查只是一种配合。农行的那篇报告只是为市委市政府的最终决策提供了一个依据。

他还谈到了一件往事——

1992年8月，他同市长冯润胜及“美的”集团的负责人一起到韩国考察“三星”企业集团。在一个多星期里，几个人每天一大早坐在一起，边喝茶边谈谈观感。可是不管谈什么，谈来谈去，话题最终都跳回到顺德那片土地上。

马继章问冯润胜：“你现在的主要工作职能是什么？”

冯润胜一脸无奈：“跑银行，找你们要钱。”

对现状的不满已经堵塞在顺德决策者的心头，企业的转制问题悄然进入了他们的思考屏幕。

马继章一直对企业的高负债、高投入有看法，还在当行长秘书时就坚决主张改革体制，据说为此与当时的老行长常年争论不断。

在韩国考察的旅次之中，马继章找到了知音。

1993年春天，广东省召开党代会，陈用志和冯润胜都是代表，但是冯润胜没去，留在家里搞调研，要把同马继章扯起的话题引向深入。

冯润胜也跟我谈起过改革的起步，他同样对韩国之行记忆犹新。但是他说，最早的那份调查报告归纳的题目是：触目的成果；惊心的包袱。

在没有看到原件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确定谁的记忆无误。但是两种记忆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它们明确无误地传达了同样的信息：顺德人已经忧心忡忡地掂量着压在背上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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