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否定自己

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最难能可贵的，就在于自己否定自己。

1992年的顺德风平浪静，深水中险恶的暗涌依然被表面的平静掩饰得好好的，那些耸人听闻的呆帐、坏帐并没有公然撕破我们的面子。

据政府公布的数字，那一年，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顺德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75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十几倍。其中工业总产值达162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20倍。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45比55发展到92比8。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的统计数字总是要与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相比，就好像1978年以前总是与建国的1949年比一样。这种比较法的时间跨度往往太大，有时甚至完全失去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意义，但它是中国官方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方法之一，用以说明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过，不管怎么比较，与什么年代相比，顺德的经济发展都是令人瞩目的，它所展示的骄人成就足以让顺德人心安理得。

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市、区）排座次，顺德以年收入11.8亿元名列榜首，比第二名的广东南海市高出1.76亿元。

形势一片大好，全国处处是春风。顺德同其它大多数地方一样，只要在惯性的轨道上滑行，就可以为改革开放添彩。

以改革开放十来年所形成的经济基础，顺德不但可以继续高歌猛进，而且足以维持领先的形象。

但是，这不是顺德的作风和做派。

顺德人的精神世界似乎总是处于躁动状态，他们总喜欢搞点新名堂。

就像一伙人正在赛跑，本来依据各人的实力，已经基本确定了孰前孰后的格局，但是跑在前头的人突然要偏离原先的跑道，去跳高架前冲击那根横竿所标示的高度——人家玩的就跟大家不一样！

1992年5月28日，刚刚挂牌才两个月的中共顺德市委、顺德市人民政府就准备大展身手，向省委、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关于顺德市开展综合改革试验，加快经济发展的请示》。报告所提出的四点建议，都是要求下放权力，放宽政策。

其中第四点或许最能体现顺德精神：　

赋予顺德市改革试点权。允许顺德市在综合改革试验中，进行大胆的探索。省有关部门的改革项目，允许在顺德市先进行试验；一些尚未具备条件全面推行的改革措施，允许顺德市先进行试点；甚至一些改革项目一时看不准的，也可以让顺德市大胆进行试验。

　　顺德对于改革的急切之情在这份报告里溢于言表。虽然这只是一份公文，文字平实，没有什么感情色彩，但字里行间其实蕴涵着英雄之气——改革从我做起！

顺德人不喜欢振臂疾呼，他们的英雄主义不是溢于言表，而是渗透在默默的追求之中。

也许，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旋风就在那时候起于青萍之末？

我不知道在中国政界这样的主动请缨多不多。但是我相信，主动要求去试验“一时看不准”的改革项目，决非平庸之辈和惧怕风险者所敢于和愿意去做的。

1992年10月27 日，陈用志在中共顺德市委第七届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列举了顺德的种种不足——

在利用外资发展第三产业方面，我们远远比不上上海、北京。

在利用高新技术、开发区优惠政策方面，我们远远比不上天津。

在对下放权方面，我们远远比不上山东。

在分配上拉开距离方面，我们远远比不上天津大邱庄。

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我们远远比不上北京、威海。

对于这几点，这位书记都加以了详细的剖析和说明。

这不是套话，是一种真正的对自己的不满足，也是一种希望自己能够处处领先的心理诉求。

尽管顺德以不爱张扬著称，人们甚至坚持认为，顺德的经济实力和富足程度早就名列全国县、市第一，只不过顺德上报数字时有意地做了压低处理，以致排名第一被人为地推迟了几年。

但是不张扬只是一种对外的姿态，它丝毫不影响顺德追求领先的欲望。

在不断前行的路上，这种欲望一直伴随着顺德。

如果说，承认自己在一些方面与先进的差距，表现了一种思维空间的广度，那么，对自己的轨迹进行一番咀嚼和反思，进而否定过去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则表现了一种历史的深度。

1993年7月13日，陈用志在全市上半年经济分析总结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总结讲话。就在这篇作为顺办字1993年第8号文下达的讲话中，陈用志提出要优化体制，理顺产权。

过去顺德介绍经验时，总是要说一说自己的“三个为主”。即：以国有和集体经济为主；以工业为主；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这三个为主曾经是顺德发展经济的法宝，也是顺德的骄傲。

但是陈用志代表顺德市委、市政府所作的这篇报告，已经不再唱过去的调子，反而指出了“三个为主”的历史局限性。报告提出，要变旧的“三个为主”为新的“三个为主”——

从以集体经济为主，调整为以混合型经济为主，逐步提高非公有经济的比例；

从以工业为主，调整为以二、三产业为主，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从以骨干企业为主，调整为以“高”（高新技术）而“专”（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服务）的集团为主，逐步提高经济实力。

这其中的“以混合型经济为主”的提法，已经算得上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宣言。

这一番弃旧图新的选择和定位，表明顺德不想将自己束缚在旧日的展台上，开始反省走过的路，准备为历史的大书翻开新的一页。

《羊城晚报》的一个记者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1994，“珠三角”产权“革命”》，作为头条  登在1994年7月号的《南风窗》杂志上。文章写道：

“有一个市，曾经以‘集体为主，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思路。政府借贷投入，发展十分迅速。但现在却要用‘瞩目的成就，惊人的包袱’来形容目前乡镇企业的处境，而且正在为改变这一点而大伤脑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顺德。

隐去其名是中国媒体的惯用手法，一般用于批评性报道。它是中国“和为贵”哲学的体现，为当事者着想，留个面子。

如今谈及顺德，居然也隐去其名，可见社会对顺德当时的状况并不一定持肯定的态度。只不过人们不想伤害顺德。

顺德人自己并不讳言自己在“辉煌”声名之下的困境。记者们所掌握的材料，其实大多是从顺德人自己的口中掏去的。

1995年，在给省委、省政府的一份报告中，顺德对近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弊端作了深刻的概括：

近十多年来，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发展经济，无论政府或企业负责人，都把“上项目”放在第一位。投资上项目是政治需要大于市场需要，因而投资前的可行性报告往往成为”可批性报告”，投资热屡遏不止，“投资饥饿症”屡治不愈，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屡见不鲜。八十年代的风扇，一个镇搞，个个镇都搞，几乎个个镇都有风扇厂。在燃气具、灯饰、空调器甚至摩托车、汽车等项目的生产和建设上也有类似情况。

在总结了面上的情况之后，顺德不为自己留情面，进一步具体展示了由于这些弊端而造成的一些失败例证：

由于盲目投资，一些项目出世不久就夭折了（如裕华汽车厂、双马汽车）；一些项目由于技术质量不过关，产品无销路，投产之时就是亏损之日（如锦纶厂、丝毛混纺厂）；还有一些项目还在挣扎，生死未卜（如摩托车厂） 。这个过程浪费了资源，使政府背上了相当沉重的包袱，又使一些真正需要投资的重点项目难以集中资金建设……

今天来看这些昔日的风景，我们已经不再惊叹。

太多的投资失误的故事，反复搓揉我们的心，使我们变得麻木。那随处可见的大片大片空置着的楼房，像一堆堆泡沫折射着经济虚热的光芒。还有那些只搭起一个框架一副骨骼就人去楼空的“烂尾楼”，在慵懒的夕阳之下，呲牙裂嘴地述说着房地产业的兴衰和茫然，早已经直观地让我们为资源的浪费有过太多的长太息。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向最早的醒悟者投去敬佩的目光，并不妨碍我们向能够在声名的颠峰处看到脚下的裂缝且敢于否定自己的人致敬。

改革，就是否定过去。越是大的改革，越是对过去有更大的否定。

这并不是一件任何人都能做的事。因为否定过去也就是否定自己，而否定自己在我们这个特别重视宣传的社会里，往往要失去许多东西。　

但是一切的变革必须从否定自己开始。

看到“辉煌”下面所隐含的危机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仍有一个正视还是回避的选择。

或者直面以对；

或者漠然视之。

顺德人选择了直面以对。

对此，中共顺德市委常委周天明有一个很哲理的阐述，他说：

“能不能认识是一个方面，较容易；能不能正视是另一个方面，那就难了。但只有正视然后才会去找解决办法。”

然后他又很哲理地概括说：

“顺德最大的特点是敢于从现实出发，敢于面对现实。”

第一次见到周天明时，他还没有进市委班子，但早已是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位子不可谓不重要。

周天明显然是那种政府部门的秀才式人物，说起话来语调平和，但是有条有理。

我们的各级政府都需要有这样的人，谨慎、稳重、仔细、忙碌，能起草文件和写材料，却不站在舆论的中心，不站在社会的聚焦点上。周天明大概正属此列。产权改革之初，顺德市委、市政府发了不下于40份文件。周天明是制定这些文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对这些文件熟悉有加。时至今日，他依然可以随口如数家珍似的说出其中一些重要文件的全名、制定日期和主要内容。

关于“自我否定”的话题，周天明表现出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而凝练的清醒和敏锐。他是这样说的：

“落后的地区否定过去比较容易，对上对下对历史对前任都说得过去。但顺德不同，顺德不是落后的地方，是先进，正是有有名气的时候，处于上升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来看顺德的人络绎不绝，连政治局常委也来，接待工作忙得很。在这种情况下说自己不行，要有多大的勇气！1992年，省委书记也曾来顺德考察，知道顺德的经济发展状态很好，给以赞扬，现在你自己却写个材料说顺德不行，省委领导看了也不由吃一惊，感到突然。”

应该说，周天明是深谙我们时下政府机构的运作方式和评估尺度的。他具体分析了顺德在筹划产权制度改革时的状况——

“从惯常的思维方式看，顺德不改也行。1990和1991两年国家搞宏观调控，但顺德的经济仍然以每年18－20％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也不断增加。”

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顺德的气派：烂船也有三斤钉。

所以他认为，当时不搞改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本届领导完全可以做太平官，过安稳日子，并且任内依然可以风风光光，因为以当时情况分析，顺德还可以在广东继续领先。

但是搞改革则困难重重。周天明说：“那是石破天惊，要冒撤职丢官之险。”

面对这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得失选择，顺德何为？

——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

纵观社会发展所走过的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前进的中心思想和第一推动力就是对现实的不满。由此出发，就有了寻求变革的冒险和努力。

如果顺德不是毫不犹豫地跨出了自己否定自己的改革之路，今天我们看到的顺德也就只是万千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市之一而已，顿然失去它在思想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光彩。

当然，那也就不成其为顺德了。

最后，周天明说了那次采访中唯一一段具有一些流行性官方语言色彩的话：

“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这种话做报告时好说，但真正遇到这样的问题，才是真正的考验。”

我想，这种考验不但检测责任心，也检测胆略。

关于“否认自己”这样一个话题，总让我想到一件往事——

1996年，由海南改革研究院出面召开了一次较高级别和档次的国际经济研讨会。

由于与会者中有不少外国学者，在开幕式前夜的预备会上，主持会议的、有很高级别的领导要求：大家在发言中提及中国不良资产的比例时，要统一口径。

当时，大家议定以20%为准。

但是有些人此时早已乘着夜色在椰树下的街边沐浴海风，也有人流连在海岛的灯红酒绿之中。所以，他们没有听到“打招呼”。

第二天，这些没有招呼到的人在发言中提到中国的不良资产时，不免任意发挥，或说是30%；或说是40%，不一而足。总之，是按自己掌握的数字说的，百无禁忌。

事情似乎失去控制。

幸好我们的翻译小姐训练有素，在口译时，毫不客气地将这些“不规范”的数字统统译成20% 。

于是事情圆满结束。

听众搞不清楚活该，谁让他们听不懂汉语的？

唯一的小岔子发生在一个台湾人身上。那是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个工作人员，既能听中文，也能听英文，所以，他对翻译小姐的表现很是奇怪，百思不得其解。

他向人打听是怎么回事，当然没有答案。大约最后是以“翻译水平问题”作结吧？

中国的翻译小姐的水平能差吗？这么大一个国家，什么人才没有？

其实只要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就不会对此感到奇怪了。

在世界面前我们要遮遮丑，要保留一点自己的小秘密，或者也算是人之常情，体现着一种内外有别。何况那些五花八门的数字来自不同渠道，外加几分臆断，本来就不一定可靠。

——当然，20%也不一定可靠。中国太大，中国人太不拘泥于事实，任何物事都可以为我所用，当然也包括数字。随便哪一级来个“差之毫厘”，层层累计到起来，其结果必然是“失之千里”。所以我们有数字不确的传统。这种不确，展示了我们的劣根性。

弃旧图新要从否定自己开始。有时候，敢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陷就决定了有没有新的崛起。

在报喜不报忧这种中国国情的文化大背景之下，顺德的敢于否定自己就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