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变“恋人”

对于政府机关来说，“拆庙减员”是减肥。做手术去掉了一些多余的脂肪，就会变得精明强干，不再为自己的体重所累。

这其实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就曾经实行过的政策。当时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向边区政府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毛泽东听取了这个建议，并在《为人民服务》这篇20多年后列入“老三篇”、成为“圣经”的文章里，将此作为虚心“纳谏”的例子，号召全党做到“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精兵简政依然是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需要我们作出巨大努力。

不过，几十年风云变幻，历史毕竟向前跨了一大步。

20世纪末中国有识之士关于政府的思考已经不止于机构改革。

如果说精简机构是有关政府“形”的改造，与此同时，顺德又开始了关于政府“神”的重塑，开始思考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位置和作用。

政府职能的转变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话题。

一讲到政府职能这个话题，中共顺德市委常委兼容桂镇党委书记邓伟根总会想起一件往事。

好几年前，顺德的综合体制改革结果尚未明了之际，邓伟根曾经接待过英国一个管理协会的总裁。

依照中国的惯例，主人先介绍一通本地的情况。

总裁听了很惊讶。但他的惊讶并不仅仅在于当地经济的飞速发展，他还惊讶于主人说话的本身。

他说：“在我们那里，市长不谈经济；你们却满口GDP什么的，说起来头头是道。”

这是赞扬还是揶揄？

邓伟根不无尴尬地说：“没办法，这是中国国情。”

      其实，改变这种政府与经济、与企业纠缠在一起的现状，正是邓伟根当时正积极参与的工作之一。

邓伟根生于1962年，是华南地区我们自己培养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曾任暨南大学校长助理，1993年到顺德挂职锻炼，担任市长助理，正赶上顺德酝酿改革，因而成为顺德产权制度改革全过程的参与者。1994年9月初，《顺德报》分两次刊登了他的《对我国企业产权制度革命的若干思考》，那是顺德第一次公开用理论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改革。在此之前，顺德一直不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个问题。就连《顺德报》也是直到一个月前的8月5日，才开始以“转制企业新气象”为小栏目名，刊发了三篇有关企业的报道。

邓伟根的文章是《顺德报》开辟“理论与探索”专版的第一篇文章，事实上，这个专版在这一年里只出现过两次，也就是说，只刊登过邓伟根这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却受到很大关注，在《顺德报》发表半个多月后，《粤港信息日报》以近一个整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接下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开放时代》杂志与《香港商报》也作了转载。邓伟根受到鼓舞，从这篇文章出发，写成一本28万字的《产权改革——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列入中青年博士经济学术丛书。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邓伟根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认识。他深刻地看到，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他以“父子”与“恋人”来比喻政府和企业关系在不同时代的转化。

“父子关系”的说法来自科尔纳的短缺经济理论。科尔纳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政府对企业实行的是一种“父爱主义”，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包揽了企业遇到的所有困难和麻烦。

“恋人关系”则是邓伟根的拈连。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说：“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如果离开政府去研究企业的发展，可能不很现实。但是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应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发生质的改变。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是‘父子’关系；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政企关系恐怕是一种‘恋人’关系。”

政府当父亲，也就是既当企业的经济主体和投资主体，也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但统收统支，统亏统盈，承担风险，而且成天跑项目、找贷款、忙应酬、搞推销，做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该管的比如城乡管理、公共设施建设等反倒没有去好好管，即使想管也没有精力去管。

说起产权制度改革之前的这种情形，顺德市的市长冯润胜很有亲身体验。

许多媒体都记录了他的感慨——

1997年10月11日，广东省体改委的《经济快报》记者在采访冯润胜时，冯润胜说：

“我当了三年副县长，四年市长，其实我是全市最大的董事长、总经理。我每分钟都是忙企业的事，招商呀、跑项目呀、搞推销呀。我时时在拍板，事事要拍板。不同意，怕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同意了，出了问题又是政府的。”

1998年，在答香港电视翡翠台的记者采访时，冯润胜也说到这种情形：

“我又当市长，又当厂长、经理，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同外商合资办一个厂，讲话要我去，签约要我去，致贺词也要我去，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市长还是厂长、经理。”

但是相比之下，企业作为政府的“儿子”，则活得过于潇洒。

由于所实行的承包制是负盈不负亏，企业盈利则兑现分配；亏损则由政府负责，即老百姓所谓的“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贷；政府负债”，所以企业的承包者为了取得分配，往往虚报利润，搞虚盈实亏。顺德就有两家镇办企业为了达到分配的目的，伪造盈利表象，不惜开具几百万元的空头支票。

用市长冯润胜的话说，这是“按胆分配”。

据顺德市委、市政府的分析，顺德的企业除了三分之一“明亏”之外，至少还有三分之一“暗亏”，即虚盈实亏。

有一家工厂，早已资不抵债，亏损达3000多万元。但是年年填报表都写盈利600万元。

有一家企业的年报利润6000万元，长期戴着“先进企业”的桂冠，久负盛名。实际却亏损5000万元。

虚盈实亏是一种很独特的社会现象，它是产权不明晰的表现。如果产权是自己的，盈亏都的自己的事，那就大大失去了虚报的意义。

虚盈实亏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顺德这么一块小小的地方，甚至不仅仅是20世纪90年代初顺德改革时期的旧事。

1999年12月22日，许多人正在争执明年算不算跨入新世纪之际，国家财政部发布了第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据新华社当日报道，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据公告披露了100家国有企业1998年会计报表抽审结果。指出：其中有80%以上的会计报表失实。

有80%的失实率，我们的统计数字还能让人相信么？

具体例子如——

中粮黑龙江粮油进出口公司编制1998年会计报表时，本应按规定汇总下属32个单位，但是其损益表却只汇总了其中效益较好的5家。报表这一手“优胜劣汰”，顿使该公司由亏损3426万元变为“盈利”89·75万元，大步跨入盈利企业行列。

武汉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将关联企业——武汉烟草（集团）销售有限公司的税前利润50725万元全部转入本公司；同时将自己1998年的度的财务费用4153·25万元划给该销售公司承担。一进一出，使武汉烟草（集团）有限公司1998年的经营成果由亏损摇身一变，成为盈利14944万元。

由于不需要对公有财产的损益承担实质性的责任，许多企业的承包者不但不以亏损为意，而且花起钱来永远那么大方。

在顺德，有的企业连80年代的债也没还，却依旧风风光光过日子。

有一家镇办药厂，生产和销售均不正常，今年尚且不知明年的事，却毫不当回事地一下就买了可供10年使用的菊花，买药瓶也是一口气就买了400万个，结果全堆积在仓库里。

有的公司及经营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不顾企业的承受能力，动辄花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在外地赞助演唱会、选美等活动。

有的厂长想得更绝，以公家的钱开道，想办法用自己的名字去为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

亘古奔波于茫茫太空的行星当然不知道人间有这样一种命名法。幸亏人类的庸庸碌碌对于它的时空来说过于渺小，它一定感受不到。否则，它会向上帝控告，说人类在命名问题上有庸俗化倾向。

1781年，恒星天文学的创始人威廉·赫歇耳发现天王星时，曾经想以皇帝之名将它命名为“乔治之星”，但是遭到了其他天文学家的强烈反对。

小行星只是太空的纭纭众生，分配它一个俗名自然无碍太空秩序，权且为人类急剧膨胀的名利之心作一个发泄孔道。只是想到当年以皇帝之威尚且无法将名字写在太空，这事就不免给人一种世事恍惚的感慨。

我不知道如今的国外是否也流行这种命名，但是它至少在中国有市场。

在我所知道的范围里，江西就有一个木匠出身的今日富豪将名字锁定在一颗小行星上。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名字也与一颗小行星写在一起。袁隆平是科学家，为中国人的饭碗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影响了世界粮食生产的走势。据湖南的资产评估部门评定，“袁隆平品牌”的无形资产价格为1008·9亿元。与那些花钱换来的命名相比，摊到袁隆平名字的小行星一定会觉得幸运许多。

在珠江三角洲，我曾列席某成功企业纪念自己成立10周年的庆典。庆典盛况空前，宾客如云，几乎把小城的所有宾馆、饭店都占满了。入席吃饭的有如潮水，常常连管事的也不清楚某来者是何方神圣，不管先来后到，尽管坐下就是。这在当时就给了我一个赈灾搭粥棚的感觉，所花的银子自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那次庆典的内容之一就是宣布某新近发现的小行星以该企业命名。为此该企业还专程从南京请来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台长、小行星基金会理事长、小行星探索发现项目负责人及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规格不可谓不高。从“小行星基金会”之类的机构称谓上，我们或可揣测，当今社会关心小行星者不在少数。

我亲眼见到过那张小小的命名证书，实在不觉得它对企业的发展能有多大意义。即使在繁星满天的夏夜，老百姓中大概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在这庞大的星阵中有一颗小小的星，因某种原因以某种形式与某家企业联系在一起。更不可能有消费者因为这颗星的命名去喜欢一个品牌。

但是有人就作兴这个，想到太空去寻找满足感，并愿意为此花钱，甚至花大价钱。

这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许多企业的通病：巴不得可以用钱去买下所有能够扬名立万的东西。

在那些年头，人们甚至将亏空也要做广告的例子传播得津津有味，把它作为商战的典范。

其实老百姓对那些潇潇洒洒的政府的“儿子”很有看法。

有一首民谣讽刺企业在政府的庇佑下不在乎盈亏：

不管企业穷不穷，

 每天喝得脸通红；

 不管效益差不差，

 要坐“奥迪”、“桑塔纳”。

有一首顺德民谣专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

        企业有钱分晒。

        缺钱向银行贷，

        还债靠下一届。

        出问题就走晒，

        包袱政府背晒。（“晒”为粤语的“完了”“光了”之意）

这首民谚流传很广，所以有不同版本。另一种版本是：

有钱就使晒（“用完”之意），

无钱向银行贷，

 还钱找下一届。

下一届又说：

新官不理旧债，

还是去追上届。

最后还是政府背债。

还有更简洁的版本：

有钱分晒；

无钱借贷。

亏本捂住，

出事走晒。

这些民谣都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之际的企业写照。

它虽然是用粤语说出来的，但是它刻画的情状却是全国通用式。

正是因为苦于这种状况的多年困扰，顺德的党政部门开始反省自己：该不该当这种“父亲”？

邓伟根的“恋人关系说”勾勒了政府的另一种形象。他这样阐述：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企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追逐的‘恋爱’关系，当然这种关系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的关系。效益好的企业，如同靓女一样备受宠爱；效益差的企业，政府恨不得尽快与之脱离关系。”

中共十五大以后，中国的思想解放又有新的深入。由国有企业的出路问题出发，明晰产权开始成为新的热点。政府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问题顺理成章地受到关注。

如何为政府的职能进行科学定位，如何对政府的角色作正确的选择，这个问题不但是有关专家学者的兴趣所在，更成为政府主管和企业界人士的兴趣所在。

1997年11月，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播出了记者在厦门的采访。厦门市的副市长叶天捷对记者说：

“我希望减轻政府行政机关的工作任务。我很少看到有哪一个国家的市长还管什么企业的经营，几乎没有。”

这可能是较早对行政长官现行职能表示怀疑的公开言论之一。

中央电视台的那次新闻调查主要是采访资本运作、资产管理等话题，没有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涉及过多。但是接下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进入1999年之后，它成了当前的理论热点之一。广东的《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都专门请了专家学者上阵，或介绍这个问题的历史渊源，或评点我们当下的状况。

现阶段我们的政府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行政长官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位市长的现身说法中去作一番感受——

据《中国市场经济报》报道，1999年3月13日，青岛市市长王家瑞曾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谈他当市长的感受。这位具有博士后经历的市长说：

出国和其它国家的市长一比较，才觉得中国的市长大不一样。先从风度上，荷兰、英国、比利时、法国、美国等一些大城市的市长都很健康，西装革履，挂着一个有市徽的重重链子——这是权力的象征。可是他们有什么权力呢？西方的市长兼市政局长、消防队长，就是不管工业、财政。中国的市长可就不一样了，权力可大了，市政、城建、财政、税收、企业、环保、计划生育等等，包罗万象，无所不管。这样的市长做起来有什么感觉呢？一个字：累；再一个字；苦。

 ……比较概括一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市长与西方市长最大的区别是，由于我们正处于经济转轨期，赋予市长的职责就是管了许多他不该管的事情，但又不能不管那些不该管的事情。管他不该管的事情，最后才能达到不管他不该管的事情。

这篇报道被《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等南北多家报纸转载，可见人们对中国的市长形象和职能甚为关心。

中国的行政长官关于自己的认识达到这一步，并为之深深感慨，这已经是一种观念的进步，一种现代意识的成长。

人们还记得，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属于政治社会，政治高于一切，经济臣伏于政治。谁要是强调经济，就很可能被归为“唯生产力论”，受到批判。所以在中国的贫穷岁月里，我们居然有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行经。

后来，我们终于发现了贫困的可怕。于是从70年代末开始，我们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带着巨大的热情，扑向经济建设的大海。

——全党都要抓经济。

——第一把手要抓经济。

    历史的轨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回旋，划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但是这经济怎麽个抓法，其实大有学问。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主张尽力缩小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的职能只有三项：保护本国不受侵犯；保护社会成员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建设和维持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他将政府的职能形象化为“守夜人”。

但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人们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定位，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西方国家开始干预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作为凯恩斯理论一定程度的体现，“罗斯福新政”使列宁说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去，反而有了新的发展。

1965年，凯恩斯已经离开这个纷纭的世界20个年头了，当红的经济学家你方唱罢我登台，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美国的《时代》杂志还将凯恩斯作为封面人物，并撰文说：“这位英国人的观念是如此具有创见性和说服力，以致他现在同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一起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中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凯恩斯主义持否定态度。

我手边有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出版于1982年。其时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经走过好几年历程，但是该书依然称凯恩斯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并对他的理论作出如下评价：“1936年发表他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和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生活等主张，企图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但是谁也不可否认的是：凯恩斯主义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命运。

中国可以承认西方的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爱迪生；可以承认西方的艺术家，比如惠特曼、海明威，就是不愿意承认西方的经济学家。

因为经济政策是为政府服务的，我们赋予经济过于浓烈的政治色彩。

因为我们不认为经济有多大的学问，相信自己可以像指挥战争一样领导经济建设。

一直到1989年版的《辞海》，我们依然将凯恩斯定位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很多人不知道，凯恩斯曾经与社会主义有缘——多少反映着凯恩斯思想的“罗斯福新政”由于积极干预并计划经济，曾经被它的反对者强加了一顶“社会主义的政策”的帽子。

意识形态对经济的渗透真是无所不在！

尽管我们在理论上排斥凯恩斯主义，但是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强大的行政力量去影响经济的发展进程。

从国家干预这个角度看，我们的计划经济比凯恩斯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甚至已经不属介入和干预，而是自始至终的全面操纵。

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从自由放任而国家干预，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渐渐转向有限竞争与部分干预结合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却一直以一种全能政府的面貌出现，始终居于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扮演着“中心人”的角色。

于是，我们的市长所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政府的职能日趋扩大。

因而就会有青岛市市长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一番感叹。

1999年8月17日，发生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件事引起了市民的关注。

那一天，市民们在《长江日报》第七版上，看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份执行公告。公告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九九九‘执行年’的工作部署和中央政法委关于开展执行工作宣传周的精神，为维护法律尊严，加大执行工作力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现将本院依法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中，长期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及其所欠债务数额公告如下……”

老百姓本来不会对这种事感兴趣，除非他本人与这些经济案件有关系。但是8月17日这天，却有好些人传阅载有这份执行公告的报纸。据说这张报纸当天卖得十分抢手。

    这是因为在曝光的赖债者名单中，有湖北省鄂州市市长、武汉市江汉区区长以及汉阳区的一个乡长。

当然，市长、区长和乡长并不是自己借了钱没还。

鄂州市市长是因为下属企业的一笔坏账。

江汉区区长也是因为下属公司欠债不还。

那位乡长老兄则是由于乡政府为一家地毯厂提供贷款担保，而那家地毯厂无法偿还这笔贷款。

老百姓关注这件事，因为它似乎与“刑不上大夫”有点儿不同，因而充满新鲜感。。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可以感受到：政府之所以陷入这种境地，其实正是其角色模糊、管得太宽造成的。”

就像鄂州市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说的：“这是体制上的问题，下面的公司那么多，政府怎么管得过来！”

鄂州市的女市长则认为，曝光的做法有损政府形象。她说：“法院应该维护政府的形象，怎么能为了一个小公司的债务损害政府的名誉呢？”

这位市长关于权与法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些拎不清，但她确实在为这件事苦恼。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政府职能的定位能够清醒一些、准确一些，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那么，这种事情还会发生吗？女市长的芳名还会被写在法院的执行公告上吗？

看来，尽管政府职能的改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但是这种状况的改变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顺德的情形——

1995年，在政府机构设置调整基本完成之后，顺德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出发，结合公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着手重新设计和规范政府职能。顺德市的各级政府在强化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的同时，开始从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如果需要直观一点，我们可以找个例子。乐从镇的家具城就是这种新模式的一个缩影，人们可以在那里细细领略机构改革后的顺德风采。

乐从镇的所谓家具城，是一个长达5公里的家具市场，号称全国最大，已经成为顺德经济的一个支柱和品牌。它共有1000多个铺位，400多个厂家，3万多从业人员，年销售额达到10亿元。在广州，常见得到报纸的家具、装修版向市民介绍怎样赴乐从买家具。广州的机关团体和个人买办公室桌椅、家具，常常慕名驱车奔向乐从，在那里被望不到头的家具店弄得眼花缭乱。令人慨叹的是，乐从镇的家具市场形成了真正的市场体系，就在这万商云集的繁华之地，竟然没有政府机构的影子。商会的会长充其量也只是镇里聘用的一名退休干部。所有的经商者只在关乎规划、安全、咨询、出租和税收时才需要与政府接触，其它一切均按经济规律办，但是进行得井然有序。

2000年底，乐从镇又在北区建了一座新的家具城，还建起了一个国际家具博览中心。这两个项目的投资都在三亿元以上，资金全来自民间，政府依然只是修路建房，搭起舞台，协助商家选址、办证等，在投资环境方面下工夫。

同样是当市长，坐在转制之后的顺德市政府大楼里，冯润胜倒是显出一脸的洒脱。

早在青岛市市长王家瑞踏上北京大学的讲坛作那一番感叹之前，冯润胜就已经在产权制度改革之中跨越了这个阶段，成为另一种形象的市长。

1998年，初步完成从企业事务中“大撤退”的冯润胜神情安逸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不免有些志得意满地对香港记者说：

“过去当市长，该政府做的事没去做，反而做了不少该厂长、经理做的事。现在我却是堂堂正正做市长的工作，不再是从前那样几不像。”

他还说：“如今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已经同以前不一样，以前一切都直接参与，现在是做红娘，做主婚人。”

    1999年夏天，冯润胜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又自称是“潇洒市长”。

    那天，冯润胜在办公室同记者聊了3个小时，其间只来过3个电话。

冯润胜顺势就此现象发了一通议论。

他告诉记者说：“过去一进办公室就是谈项目、谈资金，没完没了；回到家，追来的电话还是谈项目、谈资金、谈减免税。现在情形不同了，电话减少了三分之二；上门找的减少了八九成；公务上家的少了一半。双休日可以陪陪家人，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有当市长的，办公桌上都有两面小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它代表着政府的尊严，也隐喻着政府的权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关于政府职能认识的加深，插在冯润胜办公桌上的那面国旗已经有了新的含义，开始向人们显示着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的内涵。

2000年11月，顺德承办了全国城市政府职能转变研讨会，全国有几十个城市的市长以及上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到会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一级的人物。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铁臻教授在会上肯定了顺德市政府的一些做法，他说：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限制权力，增强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加强法制管理。哪个地方的政府做得好，那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就快，面貌的变化就大。

冯润胜也作了大会发言，向与会者报告了顺德人关于政府职能的认识，他说：

“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不要与民争利。政府把市场还给老百姓后，致力于营造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公平发展的市场环境和健康优美的生活环境。”

在官本位社会，要想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顺德的市长是不是真的如冯润胜所自诩的成了“潇洒市长”，也还需要历史的进一步检验。但是，一种关于政府的新的观念像藤蔓一样正在成长、延伸，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话题之一。

政府的产生源于民众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但是在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是政府的管理功能得到了强化，有时甚至越过了合理的度，服务功能却相对不足。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要对这种现象加以调节，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复兴市民社会中去，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众以创业的自由。

在珠江三角洲，人们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已经有了新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认识。如中山市小榄镇的镇长有一个比喻：过去是政府办企业，政府是水，企业是鱼；现在进入市场经济，两者之间的位置正好互换，轮到企业是水，政府是鱼。只有企业发财了，政府税收才会增加，社会才会发展。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呼唤，一个更和谐更合理更有利于发展的社会分工结构正在挣扎着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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