靓女先嫁和安乐死

春天开的花朵是为秋天的果实做准备。

随着行政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顺德的综合改革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终于触摸到改革的核心——所有制问题。

正如北京一家大报关于顺德改制的述评文章标题所说的：“改到深处是产权。”

面对“辉煌”与“沉重”的巨大反差，1992年夏秋之交，顺德就在北滘镇悄然开始了转制的试验。最先与镇政府签署转制合同的是北滘建筑公司，时间是9月。

北滘镇是冯润胜多年担任镇委书记的地方。据冯润胜说，80年代的北滘镇实行的是最彻底的计划经济，私有经济根本就不存在。如今顺德的转制从那里起步，显得别有深意。

1993年6月7日，顺德市委、市政府以讨论稿的方式下发了《关于转换企业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试行办法》。

7月13日，顺德市上半年经济分析总结会议召开，陈用志在会上提出“优化体制，再造体制新优势”的动员。他在总结时所作的长篇讲话全部围绕着转制展开，是这个“试行办法”的阐述。

很显然，顺德产权制度的改革可以追溯到这个共有28条内容的“试行办法”，它在顺德的综合改革进程中具有开创性和决定性的意义，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起点。

这个被顺德人简称为“二十八条”的文件，成为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宣言。它的出台就像拉起了一道水闸，一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深远影响的改革波涛就从这里涌了出来。

它有两个新的提法引人注目：

一是号召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提出要建立一个“产权明晰、贴身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充满活力的企业发展模式”。

二是提出要形成“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型经济格局”。

这是一个全新的思维架构，引发的震荡可想而知。

在陈用志的讲话里，也充满这种震荡的力度。比如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我们亿元以上的企业都能够与国际上一流企业嫁接，转让了51%以上的股份，我认为我市的转换机制就已经奠定了大局，这个改革就肯定必胜。这是上上之策，一定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直到今天，我们在合资或合营时还有不少人主张坚守51%的国营股份。在1993年，陈用志这种话真有点大逆不道的气味 。

当时，《顺德报》还没有创刊，因而没有震荡的现场记录。但是，1997年9月，《顺德报》组织了向中共十五大献礼的系列报道，其中9月6日关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报道这样追忆：

        开始的几个月，各镇大会小会地开，有轰轰烈烈，也有走走形式。着急上火的夜不成眠，饭难下咽。一位镇党委书记对记者说：“全镇公有企业摸清家底后确实负债惊人，非改不可，但改革的压力和困难憋在心里，有苦不能说，还得咬紧牙关干！”那阵子“压力变动力，有苦自己知”成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各级领导开会见面，沟通心灵，相互勉励的代名词。

报纸在政治风向已定的大背景下说当时情况，不免多一些亮色。实际上当时也曾人心惶惶。

对此，周天明是这样评说的：

“转制是一场社会运动。转制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都不亚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转制触及每个人的钱包。”

其实就从陈用志在那次经济分析总结会议上的讲话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的种种思想波动：

        从目前情况来看，有的干部、群众对优化结构存在“三心两意”。“三心”：一是伤心，认为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财产要转为股份，分给私人，有惋惜情绪；二是忧心，忧心转换体制后个人的出路，过去习惯于公有制下平平稳稳过日子，忧心转换体制后，工作、生活无保障；三是担心，对转换体制缺乏信心，担心转换体制后，会失去顺德的优势，对前途感到担心、悲观。“两意”是：既意识到现有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优化体制不行，但优化体制又怕搞乱，拿不定主意。

尽管如此，顺德转制的方向已定，“三心两意”并没有影响它的进程。

第二年的3月1日，中共顺德市委和顺德市人民政府以1994年第四号文件的形式，下达了《关于转换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若干规定》。它是“二十八条”的完善和定型，是改革思路走向成熟的表现。

通过半年多的实验，原有的28条已细化、补充、扩展为这个“规定”的33条。

这两者之间还曾有过一个《关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作为28条与33条之间的过渡和衔接。一条延伸线展示着顺德所走过的路，记录了顺德转制思路的发展历程。

“三十三条”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以正式文件的方式肯定了产权制度改革在顺德的合法地位。

这份文件的基本精神是：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积极稳妥地对现有企业进行资产评估，界定产权关系，大力推行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型经济，实现机智的转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化企业制度，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

文件具体分为六章：

一、资产评估和产权界定；

二、转换机制，优化结构；

三、转化机制中企业的财务处理；

四、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五、建立社会服务体系和监督机制；

六、转换机制的配套政策。

这份文件不但是一份纲领性文件，而且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

比如它的第五条规定，在资产评估、界定产权之后，企业可采用五种形式转换机制，并对这五种形式作了具体说明：

1. 中外联营。产品市场前景较好，规模较大的企业，可通过向外商让股，实行中外合资合作，尤其是要和国际大公司联营，引进资金、技术和市场。

2. 股份经营。把企业的部分股权出让给国内企业，实行股份合作；或将企业的部分股权出让给私人，降低公股的比例，实行公私合营。

3. 公有民营。把企业的经营权、房屋建筑物、土地及无形资产的使用权出租给经营者、骨干或职工，实行公有民营。承租方须按所承租公有资产中房屋建筑物几及土地资产总额的5%—10%缴纳资产占用费（租金）。如承租方在承租期满后，按现行市值赎买资产的，要缴纳10%的资产占用费；在赎买时重新评估，按赎买时的市值赎买资产的，应缴纳5%或略高一些的资产占用费。企业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设备及流动资金由承租方进行赎买，原则上分三年赎买完毕，实行赎买经营。

4. 转制经营。对亏损、微利的企业，实行兼并或拍卖，转制经营。

5. 新上及在建项目，要控制公有股的投入，尽量吸入内外资本和 民营资本，让股让利，发展混合型经济。选扩转制具体形式的原则，应优先中外联营及市外联营，重点推广公有民营及赎买经营，控制公私合营。

从28条到33条，流光越过了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春天。

就在这个秋天和春天的转换之中，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在企业星罗棋布的顺德大地上，一个个转制的故事向社会也向历史叙述着顺德人的尝试——

龙江镇的顺德啤酒厂是一家以西德设备武装起来的企业，年产啤酒上万吨。转制时，该厂的总资产为2.5亿元，听起来还是很有派头很有实力的企业。但是实际上，像当时许多看似风风光光的企业一样，这家啤酒厂的负债数目超过了总资产，已达2.6亿元，早已资不抵债。而且由于设备老化，质量不稳定，它的经营也陷入了困境。

顺德啤酒厂的转制形式是：向香港生力啤酒有限公司出让80%的股权，组建中外合资的生力啤顺德啤酒有限公司。

转制使顺德啤酒厂脱离了困境，吸入的6480万美元外资偿还了到期的一亿多元人民币借贷，并对企业进行了改造和扩建，改善了经营状况。产量从年产5吨上升到13万吨，目标是30万吨。

从此，政府可以不再为啤酒厂操心，不但卸下了一个包袱，而且每年可得到税收5500万元。

一些小型的企业则走了另一条路。

勒流镇的环球风扇厂名字不小，但是企业并不大。按照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它转制为民有民营。其资产与债务相抵，尚欠2407万元。通过拍卖，回收资金2100万元。

桂洲镇的石油气炉厂也是一个小企业，评估认定其资产净值仅62万元。在转制过程中，这家厂被列入赎买经营的名单。厂内厂外共有三拨人希望得到它。通过公开竞价，这家不甚景气的小企业最终依然落在一直与它休戚与共的原班人马手里。原先的厂领导班子率领322名员工合股，以200万元夺得赎买经营权。

看起来，厂还是那个厂，人还是那些人，但是那个厂已经不再是政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政府与它脱离了“父子关系”；而同样的那些人则由于产权的改变，成了企业的真正主人，精神面貌随角色的推移进入新的领域，因而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以200万元去争夺评估为62万元的厂，这个现象发人深省。

从理论上说，这个个案不能排除评估偏低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这家企业真的没有潜力可挖，没有焕发青春的可能，谁会情愿用200万元去搏那个“偏低”呢？

显然，转制是一条界限，预示着生产力的提升。

这种提升与产权制度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关系。

顺德产权制度改革曾经有两个焦点：

一个是德胜电机厂，它是顺德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成功典型。

每当记者来顺德采访产权制度改革的情况，总能听到人们谈起德胜电机厂，总有人提议让他去德胜电机厂走走。

另一个焦点，是曾以生产分体式空调器而闻名全国的华宝集团。与德胜电机厂的顺利转制相反，“华宝”的转制酿成了一场大风波。

所以，很多顺德的干部对“华宝”的事缄口不谈。

这两个焦点相反相成，共同揭示着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丰富内涵——奔流与旋涡交融，光荣与风险共存。

成败之间也许只隔一条偶然因素编织起来的细线。

因而我不得不专门去关注这两家企业，去寻找散落在流水线上和写字楼里的回忆，聆听当年潮起潮落的呼啸和叹息，以舒展改革进程中层次丰富的巨大画卷。

我第一次到顺德电机厂已是1998年2月，它仍栖身在历经30多年风雨的旧楼里。

进院门之前我就见到临街兼起院墙作用的一排平房，其中一间是厂医务室。它有前后两个门，一个向着院里；一个向着大街。向大街的门是新开的。

电机厂转制后，对后勤部门进行了改革，车队卖给了私人；幼儿园的老师都是车间里干不了的人，能力差，为了不误人子弟，幼儿园干脆停办；食堂是企业垫钱最多的单位，也是每年职代会批评最多的单位，采取了承包出去的方法；医务室也承包了，对外开放，所以开了个门向着外边，成为改革的一个显性标志。厂里规定其药价只能是大医院的80%。

顺德电机厂是1960年建的地方国营老厂，相当于政府的局级，有上千名职工。1994年实行股份合作制，资产评估为7530万元，除去烂帐、员工医疗和养老保险、员工福利股等，新组建的顺德市德胜电机有限公司须用6600万元向市政府购买产权。原厂长谢建雄等8个发起人以企业内部股方式认购了其中的30%以上。

党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欧阳振金给我详细介绍了转制之后企业的一系列改革，如实行新的分配方案，拉大了收入的差距；如将原先机关的各部门全部并成一个办公室，由20多人减至8人，除打字员之外，人人兼职；如人事制度的改革、管理制度的改革、福利制度的改革等等。他说过去磨破嘴皮也很难让工人加班，现在只要有订单，积极性就上来了。微电机车间曾有半年没休过一个周日，晚上也加班，工人说：“宁愿做死，不愿坐死。”

转制之后的顺德电机厂生产和效益都蒸蒸日上。欧阳振金复印了《人民日报》、《南方周末》、《电机工业报》、《电机行业快讯》、《广东科技报》以及《顺德报》的有关报道给我，让我感受社会对这家企业转制的充分肯定。

《南方周末》文章的标题是：股份制三年等于三十年。

我更关心的是处于转制急流中的顺德人。

所以第二次去，跟谢建雄约好见面。

谢建雄是1953年生人，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即到食品厂参加工作，做酱油，做辣椒酱。1970年入电机厂时，才十六七岁，当时厂里只有百余人；1973年当兵，在部队当电工；1977年从部队回厂，当过团委书记和车间党支部书记；1985年以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考入省委党校大专班学管理，并开始担任党委副书记；1987年当副厂长；后调到市轻工集团公司担任副总经理；1993年3月回到电机厂当厂长，次年电机厂转制。

让他从轻工集团公司回电机厂，应该是顺德人为电机厂转制而部署的一着棋。

谢建雄笑起来眼睛眯眯的。他给我的印象，一是开朗，易接近；二是有一定的凝聚力。

据他说，在长沙当兵时，他曾经通过电话电报，让三湘四水的顺德兵星期天相聚省城，最多时有20多人。他说如今他的家中依然常常高朋满座，太太总要著粥或煲凉茶招待大家，多的时候也有20几人。

也许就因为这种感召力量，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德胜电机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谢建雄为转制拿出了150多万元。董事会成员最少的也出了90多万。谢建雄说，妻子支持他的行动，但是他没敢告诉老母亲。他说他的这笔钱大多是借来的，属于自己的不到10万。

其实问钱的来历不必要也没有意义。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怕不怕当资本家？

他说：“我只占10%股份，算不上资本家。”——算不上正面回答，对资本家这个词本能地绕着走。

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怕不怕形势反复？

他说：“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多。我出生以来看过许多风雨，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树立了一个信念，认为不论谁当政都不可能倒退，经济工作总是中心。十五大一开，我就更放心了。”

但是他也承认，投资接收这厂与赌博有些类似。

他说：“有文化有知识的没这个胆，原先的厂级领导中两个大学毕业的犹豫很久，不敢参与。对我支持最力的两个都不是大学生。原因是什么我现在还不明白。”

——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尖端的难题。有时候，革命需要的不是周密的思考，而是断然的行动。

谢建雄有几句流传甚广的名言

“花钱买了机遇和风险，也买了压力和动力。”

“花钱买了真正的自主权和约束力。”

“搞得好起楼；搞不好跳楼。”

他解释说：“以前说放权，假的，没落到实处。如今政府真的一点不干预，人财物、产供销，全归我管，权力很大。但是电机生产行业从90年代初滑坡，我们能不能上去，很有压力。抉择是痛苦的，因为一班人跟着我，后面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我的责任很大。另外，这家厂要是在我手上垮了，我就是历史罪人。要是搞不好，就只有跳楼了。”

这种心理压力使他对员工的期望甚至到了苛求的地步。他对员工们说：“不论你们做得多好，在我看来都是不够的，我还可以指出你们的不足。没有百分之百的满足，我对自己也一样。”

这种话，旧产权体系中的厂长经理是不会说的。他们没有这样沉的心理压力，犯不着对职工严厉如斯。

关于转制，谢建雄说：“应多考虑企业本身行还是不行，生产力有没有发挥。企业在社会主义宪法下运行并照章纳税，别管姓什么，要是现在还在姓公姓私问题上纠缠不休那就完蛋了。国有资产的概念要改变，即使70%的企业私有，在全国资产中还是少数，我们还有非经营性的和资源性的资产没有统计进去，比如矿山、土地，包括政府的大楼等。如果政府需要，不管什么场合，面对什么人，我都敢去说一句——这个转制是对的。”

由于转制后企业效益良好，一度跃居全国同行业第一，谢建雄目前已不再为“跳楼”两字忧心。面对这位获得初步成功的企业新贵，我问到家族经营的问题。

那年，谢建雄的儿子17岁，高中二年级。谢建雄说：“我不搞家族制。儿子也表了态，不来我企业工作。他的性格跟我一样，不靠别人。”

我还单独约见了电机厂排名第10的购股人。他叫廖国强。

廖国强16岁进厂，做了14年供销工作，是普通员工。转制时，他投了7.7万元。他跟我说：“不多，不到1%。”但是接着又说：“虽然比例小，但是厂里赚100元，我差不多就可以赚一元。”他说自己在外头买原料时讲价非常认真，尽可能为企业节省。他明白每节省一点自己都是受益者。

排在廖国强的前面有9个人，其中8个是谢建雄及他的发起人伙伴。廖国强告诉我，第9名只比他多几千元。他说他后面是“一溜中层干部”，言辞中有点自豪。不过，我听别人说第9名也是个工人，买的股份是20多万。

我问廖国强怕不怕政策变，他说不会变。

“我们生活在珠江三角洲，看得多，包括看港澳也看得多，容易接受新事物。再加上我的工作见的世面也多，我相信转制的方向是对的。”

在他的描绘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初交第一批款时的情景——

首期要交2200万元，银行分三天开车上门收。那是混杂着兴奋、期盼、疑惑、摇摆的三天。因为可买可不买，人性中的审慎天性和几十年形成的思维方式被突如其来但只是期货的机遇狠狠折磨。大家大包小包鼓鼓囊囊地装着钱也装着不同的心情来到工厂。有些人胆小，不敢买，尤其是技术部门的人。办公室一个30来岁的女的，钱都带来了，听听各种议论，又不买了。

廖国强原计划买7.1万元，但是看到一个准备调离电机厂的人在犹豫，就花10000元把他的6000元份额买了下来。他甚至要求那些不愿要的人先用他廖国强的名字买下，年底按130%偿还，大概廖国强手头正紧，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现钱吧？但他说想多买不是图多点分红，是想进入董事会，“多知道点厂里的事”。

当年年底分红，没买的人就有噬脐莫及的后悔，因为年初没买并不是拿不出钱，而是拿不出勇气。有几十个人当即要求加入股东行列。

同事们开始戏謔地叫廖国强“大股东”，过年时闹着让他发红包。十元八元的，他也就给了，估计他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他说自己的投资已经通过分红全数收回了，尽管作为总经理的谢建雄和副书记欧阳振金都只是说“开始收回”，我还是宁愿相信廖国强这位“大股东”。

后来我还在流水线上问过几个女工：那些大股东的分红比你们高出许多，你们心里有没有不平衡？回答是：没有。她们说，大股东不但投入大，而且压力大，风险大，操心多，多得是应该的。

我问廖国强对董事会这几年的运作有什么看法。他表示基本满意，只是觉得新厂的规模太大。

谢建雄已经脱离了跳楼的险境，新的电机厂马上就要搬入占地9万多平方米的新厂址。那里原是顺德重型汽车厂筹建办的地盘，作为盲目投资的牺牲品，重型汽车厂的项目已经终止，谢建雄将地和建筑物一古脑买下，加以重建，实现了转制时“起楼”的愿望。

沉舟侧畔，病树前头，盲目投资的废址营养了新的希望。

再次去电机厂，就是在新的办公楼里采访了。新厂宽敞气派，旧厂不能与之同日而语。

比起顺德电机厂的正面效应，“华宝”的负面效应要强烈得多，因而我不得不在后面立专章写“华宝”风波。

但是不论有怎样的飞短流长，不管有多少沟沟坎坎，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脚步始终没有迟疑、彷徨和停滞，它执着地按照顺德市委、市政府的设想全面铺开，梯度推进，终于形成大势，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顺德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热点。

1994年第9期的《南风窗》报道：至1993年底，顺德有“163家市属和镇办企业转换了机制，变为中外合资合作（30家）、公私合营（14家）、公有民营（90家）、拍卖（29家）等性质。在转制企业中，工业企业为91家，占顺德全市市属和镇办工业企业的30%。”

1995年5月22日，中共顺德市委和市政府向省委、省政府发出的《关于顺德市企业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说：“全市镇以上转制的企业共有884家，占了市、镇企业总数的88.3 % 。转制后，政府独资企业94家；政府控股企业48家；政府参股企业21家；政府不参股经营，靠租赁物业收取租金的企业331家；企业全体或大多数员工集体持股的集体企业235家；企业经营者（包括少数员工）持股的企业249家。”

1997年8月26日，顺德有一个对外宣传材料《顺德市综合改革情况综述》，其中提到：“到1995年底，原市、镇两级1001家企业中，由政府独资经营的94家，控股经营50家（含上市公司3家），参股经营21家，股份合作经营235家，合伙经营249家，租赁经营331家，停产21家。”

1997年10月18日的《顺德报》特刊说：“至1996年底，市镇两级的1001家国有、集体企业全部转制完毕，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型经济格局初步形成，其标志是：已转制的企业中，政府独资、控股、参股的企业有163家；企业全体劳动者或大多数员工持股的企业566家；企业经营者持股和拍卖兼并的企业272家。公有股所占比例达62 % 。”

这里所分别引用的1993年至1996年四年的数字，大致勾勒出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轨迹。

四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只不过历史发展的一瞬，顺德却走出了极其艰难而又极有深意的一步。

我们当然不能单凭数字来说明问题。数字只是量的显示，它不表明质量。1001家企业，多种多样的转制形式，谁又能够妄言成功、包办成功，能够断言没有隐患、没有反复呢？

但是，脚步虽然纷纭杂乱，甚至不排除有偏离、有迂回，总的方向却是坚定而一致的。

1995年春天，我去顺德采访。

那是一次随机性的采访，没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但是很快就被引入了关于“转制”的磁场。

当时转制之风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不管走到那里，所遇到的话题总离不开转制。

有一个产值超10亿元的企业老总这样给我分析：

“估计转制企业有20% 比原先更好；有30% 维持原先水平；有50% 的状况比原先更差。”

他认为原因在于：转为民营之后，企业的承担风险能力下降，因而信誉度下降，造成银行贷款困难。

确实，有些企业经营者已经签过合同，甚至经营了一年，却又反悔。比如顺德酒厂的租赁者就提出要撤回合同。

    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些是因为企业的经营者当政府的“儿子”当惯了，无力独自驾驭市场经济的风浪；有些则是因为签约转制时未能预见到的一些问题，比如顺德酒厂就是为增值税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而苦恼；还有一种原因是民营企业在银行的信誉度不够，贷款困难。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自以为见共产党的事见多了，什么事情先应承下来再说，搞不了扔回去就是。这种想头主要发生在租赁经营的人身上。

不过我相信，尽管有这些现象的存在，这位老总关于转制企业形势的比例划分仍然只是他个人的揣测，带有较强烈的主观色彩，并不足以作为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评价。

而且，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有一个咀嚼过程和消化过程，刚刚转制的企业也需要磨合。尘埃未曾落定，就来匆匆评判和总结这一场匝地而起的风暴，似乎为时尚早。

但是任何一次挺进都应当有阶段性的反思。

当时，转制推行了将近两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快速展开；同时，也已经数度受到来头不小的批评。

也许因为知道改革之路充满艰险，担心夜长梦多；也许希望以既成的事实说话，不愿意羁縻于事前的研讨论证，顺德似乎希望转制速战速决，所以如水银泻地般出击。政府规定一个比例，要求在某个规定的时间内，必须要有多少家企业完成转制。

压力压出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样做太仓促太紧迫，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

面对这种局势，顺德的决策层想有一个小小的停顿，喘口气，重新理一理思路。所以当时提出，该年不再搞新的企业转制，主要是完善前一阶段的转制工作。

但这只是前进路途上的一个逗号。顺德市委同时强调：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不变。

尽管顺德的转制有急于求成的色彩，但是从我所了解情况看，顺德的决策层对转制还算是冷静的。

记得还是1994年，秋风乍起的时候，我也在顺德采访。有一天晚上，当时担任市长助理的邓伟根来旅舍看我，两个人聊到半夜，聊的全是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当然，大多数时间是他讲，我只是插入一些提问。

那时邓伟根从暨南大学来到顺德挂职不久，正赶上顺德在20世纪末掀起的这一次大浪，他即以极大的热情蹑足其间。

那个晚上，他大谈顺德的改革，谈为什么要弱化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谈顺德的转制并非国有资产流失。记得当时他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盅说：

“我们过去总是习惯着眼于物，比如一个烟灰盅，拿在手里才感到实在。其实把它换成资金、股权，它也同样存在，并没有流失。”

邓伟根称产权制度改革为“产权革命”，他认为：

“可以说，这是我国继土地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全面性革命。”

听着他侃侃而谈，我当时就想，作为一个经济学博士，能够贴近和参与这样的一场变革，确实是幸运。而他的理论素养或许也能给顺德的这场改革以回报。

这次夜谈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点，那是在谈到顺德糖厂的时候。

顺德糖厂是顺德最早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企业之一，转制一年以来，生产蒸蒸日上。有些人在跟我谈到产权制度改革的合理性和它的成就时，就用了顺德糖厂作证。但是邓伟根在谈及这些的时候，却说：“改革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假以时日。顺德糖厂的成功有它的特殊性，有市场的变数在起作用。”

在很多情况下，雄辩不如坦率和诚恳那样具有说服力，在我们这样的宣传大国尤其如此。

从邓伟根的说法中我得到一个印象：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领导层有较清醒的头脑，有冲决旧罗网所需要的形势判断能力和自我识别能力。他们并不因小胜而沾沾自喜，也不急于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邓伟根不无自豪地说：“大局已定。我们将以两三年的成绩，再组织材料，理直气壮地辩一次！”

也许，这样的心态就是顺德改革成功的保证？

夜色已经浓得化不开，围坐在街边小食摊档的食客渐渐稀少起来，邓伟根这才离去。

我站在楼上的窗前，望着他沿着空旷的大街驾车远去，脑海里回荡着他一个晚上几乎不间断地表述和论证。

为了这场改革，他把自己塑成了一座讲坛。

不过，我也想听一听不同的声音。

我找到了陈伟，一个对顺德转制过程中某些做法的“持不同政见者”。

陈伟当时已经担任了顺強市人大副主任，但是依然兼任中共容奇镇镇委书记。

容奇镇是顺德的经济强镇，在只有7·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不少经济奇迹。据陈伟介绍，1994年，转制大潮席地而来的那一年，容奇的工业产值为48亿元，比上年增长32·2%；利润2·2亿元，增长30·9% ，

1999年，在与桂洲镇合并组成容桂镇的前夕，容奇镇的社会总销售额已突破100亿元。全镇人口5·9万，纳税6·2亿元，人均向国家交纳税金1万多元。

就在富足而繁荣的容奇镇，在陈伟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我同他有过几次长谈。

陈伟是1937年生人，1994年初次见他时，他已经57岁，接近耳顺之年。在1982年当镇委书记之前，他当了11年的派出所指导员，但是看上去他一副清癯文静的相貌，说话也有点慢条斯理的，一点不像影视剧中那些脸谱化的公安人员。

    陈伟对转制的不同看法集中到一点，就是“靓女”是不是要嫁的问题。

广东人称漂亮、好看为“靓”，把漂亮女孩叫靓女。但是市井之徒也把“靓女”作为所有女孩的泛称，就好像人们称“小姐”一样。有时这是一种讨好；有时则不免让人听出打趣的成分。

本来只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词，但是在顺德的企业转制进程中，说话风趣的市长冯润胜信手拈来，借它作为自己某种理念的形象化阐释。结果就因为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它走进了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话语系统，成为一种思路一种模式的比喻，成为传诵一时但褒贬不一的一个成语。

冯润胜说的“靓女”是指那些效益较好、名声在外的企业。按照顺德市委、市政府的思路，这种企业应当及早转制，在青春期“嫁”出去，换个好价钱，即所谓“靓女先嫁”，不要等到人老珠黄，没有人要。用冯润胜的话来说，就是不要等到更年期。

陈伟却针锋相对地说：“家里两个孩子。一个能赚钱，能帮助家庭；另一个不行，甚至是残疾。假如非得处理一个，处理谁？当然是残疾那个。”

有一次，陈伟跟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一位教授说到此事，言辞更为激烈。

他说：“女儿年轻漂亮，人材出众，却急着往外嫁，人家岂不怀疑我们家境贫寒，要卖身葬父之类？或者还以为是二手货呢！”

借着市长摆出的“靓女”这个比喻，顺德人关于转制的种种说法都变得生动起来。比如有支持“靓女先嫁”的干部又针对陈伟的说法反诘：“并不是每个女儿都是孝顺父母的，有的女儿悄悄攒私房钱，还把本属父母的东西给私吞或私分了。这样的女儿你还能指望她帮助家里吗？”

    据说曾有一位教授建议改“靓女先嫁”为“靓崽先娶”。有人认为，当初要是用了这种说法，说不定会少了许多争议，因为“娶”和“嫁”有进出的不同，“娶”能满足患得患失的心理。

靓女究竟何时出嫁为好？单纯从修辞的角度分析，先嫁后嫁两种主张都有道理，而且都挺有趣。但是，任何比喻都是蹩足的。我们不能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喻体上反而忽略了主体。

有一次，《人民日报》一位记者来采访，陈伟对他说了两点疑惑：“我们不是说，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吗？市场经济是否等于私有制，是否一定要搞私有制？”这种疑惑，显然不是先嫁还是后嫁的争论涵盖得了的。

陈伟并不公然反对转制。他在跟我第一次谈及转制时，就首先声明：

“转制的目标、方向是对的。我从来没有反对。”

他还说：“有些企业本就该转制，该‘斩’掉，不必市里要求，我们自己都在做这件事。”据他说，容奇镇与其它镇一样，也处置了几家企业，比如容纺制衣厂、顺发钙塑厂等。当然，处置的都是“丑女”。

陈伟对转制有自己的一套思路。他主张：积极，慎重，成熟一个转一个。

关于具体的操作，他提出：留大、去小、转中间。意思是，大的企业，即靓女，给自己留下；那些产品不对路、没有什么前途的小企业，不必再保留；处于这两类之间的，搞转制。

容奇镇与其它镇的情况有所不同，它的企业不多，但大的企业、好的企业却有好几个。按照陈伟的方略，容奇镇的转制自然就不够壮观。

实际上，“靓女”是先嫁还是后嫁，只是一个操作性的问题，分歧主要来自某一两个企业的具体转制方式。有人认为，陈伟之所以成为“不同政见者”，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科龙”情结。容奇镇麾下的“科龙”是人所共知的靓女，全国的乡镇企业中只有两家是国家一级企业，“科龙”就是其中之一，陈伟不愿意把她随便嫁出去，甚至根本不愿意嫁出去。

陈伟有他的道理。他跟我说：“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

陈伟还给我说起一件旧事，从中可见他对“科龙”的情愫。

那是1997年底，陈伟以市人大副主任的身份与陈用志一起接待某地一个参观考察团。在饭桌上，有客人听说陈伟曾经是容奇镇委书记，说了一句“科龙就是容奇镇的企业”。据说陈用志当即接了一句说：“科龙现在应当属于顺德概念。”陈伟对此很不满，事隔一年半，他还忿忿地跟我提起这事，说：“当时我就想顶他。”

2000年底，“科龙”宣布亏损。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想到了陈伟，不知他如何评价此事？

陈伟的速度与顺德全市的节奏不合拍，造成了当时关于转制的一种不大不小的尴尬。

在1994年上半年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顺德市委、市政府对前一阶段的转制工作作了总结，依推进的速度和质量，将全市11个区、镇划为四类。由于容奇镇的问题并不是转制搞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观念上有差异，所以放在哪类都似乎不合适。

陈伟是历经顺德五任县委或市委书记的老臣，顺德市委、市政府不想将矛盾激化，分散了精力，就将容奇镇视为另类，忽略不计。因而当时划分的四类区、镇的名单中都没有容奇镇，以致陈伟自嘲成了“新五类分子”。

在正式退休前，陈伟就跟我谈到过几次退休的话题。他说：“年龄也应当有点回扣，不要像有的人那样先领花圈后领红布。”

他说的“红布”指的是退休证。

他的退心是否与有关企业转制的不同看法不无关系？

    “不同政见者”的存在并没有影响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大走势，因为它毕竟与外界那种上纲上线、全盘否定的批评不同，所反映的不是传统与现代、守旧与革新之间的直接冲突，因而可以助长转制的理性因素，对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由于“靓女先嫁”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精彩的语言信息，我在顺德同许多人谈起过这个话题。

周天明的一段话或许可以算得上是较具代表性的阐释，说到了事情的实质。他说：

“就连水果、蔬菜都是在最好的时候卖，这是农民也知道的道理，老太太也知道的道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行为。要是从感情上来看卖还是不卖，那就不如全留给自己了。关键不是先嫁后嫁，而是该不该嫁，嫁了是不是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有益，然后才是技术问题。”

忆及当时围绕着这四个字的种种思想观念冲突，周天明说：

“靓女先嫁只不过是一个比喻，不是严格的概念。我们现在谈起来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当时说起来可是一点也不轻松，许多批评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从公有还是私有、流失还是不流失来看问题。不过我们采取了不争辩的策略，那些批评也就成了无的之矢。”

冯润胜除了发明“靓女先嫁”之外，还发明了“植物人”和“安乐死”的说法。

他将那些不死不活的企业叫做植物人，认为政府不应当再像过去那样为之输血，让它们苟延残喘，而应当让它们安乐死。

这些说法都很形象、贴切，而且一语中的，甚为准确，因而成为顺德改革辞书中的经典，产生过广泛影响。

当然，如果作为政治话语，这些说法都是有懈可击的。所以民间语文总是不登政治的大雅之堂。

可是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看起来似乎缺少政治上和主流话语上的正统名分，但是它就这样直向前去，走向最终肯定它的中共十五大，走向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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