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　糖　风 云

顺德综合改革试验的第一道耀眼波澜是在顺德糖厂掀起来的。

在那家枕着江水的老厂子里，顺德的改革初尝艰辛。

顺德糖厂初建于1934年，1935年3月18日投产，是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陈济棠工业救国方针的产物。

作为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甘蔗制企业，顺德糖厂曾经威风八面。至20世纪80年代，它的规模依然位居全国第一。其税利曾占顺德财政收入的40% 。

在顺德糖厂的接待室里，我注意到墙上挂着的三幅照片。三幅照片都是黑白的。一张是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与顺德糖厂厂长谈话。其余两张则是广东省领导来厂里的记录。

　　从这些照片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顺德糖厂的骄傲——周恩来曾经亲自过问，既说明了它的久远历史，也说明了它所有过的影响。

　　但是同样是在这些照片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顺德糖厂的失落——在今天珠江三角洲的企业“新贵”们那里，接待室的豪华不说，光是琳琅满目的纪念照片上所显示的领导阵容和名人阵容，还有那些题词、签字，就足以令人感受到它们强大的磁场和辐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无奈，体会到夕阳与朝阳之间的光芒消长。

顺德盛产甘蔗。

制糖业曾是顺德甜蜜的事业。

　　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曾以北方的青纱帐象征过去的战争岁月；将南方的甘蔗林喻为今日的幸福生活。诗人写道：

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

这香甜的甘蔗林哟，哪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

诗人怎么也不会想到，30年后，这香甜的甘蔗林在农民那里却成了苦涩的象征。

由于近年来人类的饮食新概念追求低糖，食糖市场持续下滑，糖价已由每吨4000多元掉到3000元以下。糖厂生产的糖越多，亏损越大。

与此同时，农民种蔗的积极性也一落千丈，种蔗业急剧衰落。

1992年1月25 日，当时的顺德县人民政府发出一份《关于1992年蔗糖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因国家放开糖价，食糖上调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故决定，一，取消甘蔗上调任务；二，食糖全部由糖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取消各项奖励方法。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阶段，“放开”两个字很有分量。它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绳套，让那些被旧体制憋得太久的能人跨出队列，站到众人的前头来，大展拳脚。也让一个个生产领域自由袒露在蓝天下，接受市场的检验。

放开，使得农民有了种什么和不种什么的自主权。甘蔗开始受到冷落，完全置身于夕阳的余晖之中。

那一年，顺德全市收获甘蔗130万吨。比起往日遍地蔗林的辉煌，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数字。过去顺德生产的甘蔗除了可以满足顺德糖厂的需求之外，还可以供应周边的江门、南海、番禺等地的糖厂。如今，光一个顺德糖厂就已经喂不饱了。

1993年5月20日，顺德市政府下文规定：糖蔗的收购价定为每吨130元。但是6月24日的文件又规定为每吨150元。只一个月多几天的时间，每吨糖蔗的身价就提高了20元。

但是这并没有刺激起农民种蔗的热情。第二年，顺德收获的甘蔗就已经剧减为十六七万吨。

到1998年我去顺德糖厂采访的时候，顺德的甘蔗种植已经基本上退出了新一代农民的视野，大片大片的蔗林让位给更富有时代涵义因而更具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全市的甘蔗年产量已经萎缩成几千吨了。

由于甘蔗产量无法满足糖厂的生产需要，糖厂成为无米之炊。

从1995年到1999年的四个榨季里，广东制糖业共亏损52·1亿元。

1999年，制糖业在市场和原材料的双重挤压下，同煤炭、纺织业一起，无奈地被定为广东三大特困行业。当时，这三个行业的亏损总额已占广东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的35%以上。这三个行业的改革与脱困成为广东省国企改革的重点推进目标。

处于这种湍流之中，90年代初的顺德糖厂不但无法向国家缴税，每年还要补贴3000多万元。

顺德市也曾逆潮流而动，想挽救顺德糖厂。

无奈制糖行业已经成了夕阳行业。

虽然享受了减免税政策，顺德糖厂依然维持不下去。1993年，曾经显赫一时的顺德糖厂正式停产。

这种企业理所当然地成为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而且作为第一梯队进入了改革的视野。

　　当时的“顺糖”真是兵荒马乱。

　　80年代成立的集团公司宣告解散。

厂里2228名员工靠变卖家产过活。曾经引以为荣的生产毛主席语录用纸的造纸设备卖掉了。刚上马不久的纤维板厂设备也拆下卖掉了，一颗螺丝钉都没留下。运输船、交通船、卡车全部卖光。就连生产线上的输送皮带也以几角钱一公斤的低价卖了出去。

设备总有卖完的时候，卖完怎么办？职工们的心中布满焦虑的阴云。

顺德糖厂曾经用“优化”的措施来缓解企业的病症，希望能够激发新的生命力，却反而搞得人心惶惶。那些因“优化”而被排斥的职工更是怨气冲天，为企业面临的风波推波助澜。

昔日风光八面、被周天明形容为“走路也是横着走”的顺德糖厂，如今已经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老人。

但是，他那羸弱的体内却澎湃着不安定因素，隐含着强大的杀机。

中共顺德市委、市政府派张绪跃去收拾这个摊子。

张绪跃，四川南充人，1954年生，华南理工大学轻化系77级学生，毕业分配到国家设在昆明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因其妻的祖籍是顺德，1985年举家南迁，调到顺德糖厂，历任办公室副主任、开发科科长等，后来被市里借去筹建德胜电厂，任副总指挥。

　　张绪跃曾经两次被派到亏损企业“扭亏”，均有成绩在案。但是这次派张绪跃回顺德糖厂，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扭亏为盈。顺德糖厂已经不可能在原先的轨道上起死回生了。

　　张绪跃对当年的临危受命有一段回忆：

　　“冯市长到电厂筹建指挥部找我，让我谈谈对顺德糖厂现状的看法。我提了一些建议。他说放我半天假，要我形成文字。第二天他就召见我，要我参与做顺德糖厂的改革方案，说要派我回糖厂。

　　“我要求把产、供、销；人、财、物的支配权都给我。并提出两点：第一，必须把领导同企业的存亡栓在一起。企业好了，领导有好处；搞坏了，不能拍拍屁股走人。第二，必须把职工也同企业的存亡栓在一起。不能像过去那样，叫全民所有，其实谁都没有。

　　“一开始我们没有用‘转制’这样的词。记得为了给顺糖这次改革安一个名，大家还议了好一阵子。陈用志书记也想了好久，最后他提议：就叫企业转制吧。”

　　说到这里，张绪跃一笑：“这个词是他与我交谈而触发的，所以应当属于共同版权，我也有份。”　

　　张绪跃回到了顺德糖厂。

　　市领导对他寄予的希望是：五年之内，能给职工发工资，养住他们，别闹事。

　　市领导还郑重表示：做到这点，就是为顺德做出了贡献，就要给你披红挂彩。

　　但是，发工资谈何容易！

　　当时顺德糖厂的帐面上虽然还剩219万元，但实际上都是一些卖不出去的糖。各种债务加起来，却高达1·6亿元。加上历年亏空，即使扣除土地所值，也是资不抵债2000多万元。

因为顺糖亏损名声在外，开支票、汇票人家都不肯接，买零部件都得十万二十万地提现金去。

有一次，顺德糖厂请客户吃饭，饭后开发票。饭店开发票的人很奇怪，说：顺德糖厂还有钱报账？

张绪跃有一个做钢材生意的朋友，曾经与张绪跃有过多次业务往来，以前从不要求现金结帐，但是现在张绪跃代表糖厂向他买钢材，他却非要见到现金不可。

　　人们总是看不起穷亲戚，就连帮助别人时也信奉“救急不救穷”。企业败落到这种地步，已经没有什么声誉可言，又谈何尊严呢？。

　　员工们心中沸腾着焦虑和激愤，每天都一群群地聚集在礼堂门口、饭堂门口，当然更聚集在办公大楼里，怨气冲天，人声鼎沸。

其时，报载英国一批煤矿工人下岗，国家给予了安排。

人们因而诘问：难道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

于是有人提出：集资，派代表进京上访！

有人联系了132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授，联名写信向省政府告状，要求上级派人解决顺德糖厂的问题。

可以想象，张绪跃回到顺德糖厂之初承受了多大压力。用他自己所形容的话说：眼圈一天天变大；脸一天天拉长。

每天早上，张绪跃一上班就被职工们堵在办公室里。下班回家的路上，不断有人拉住他诉苦，使他屡屡迈不开步。张绪跃说：“那段时间心变得特别软，听那些熟悉的职工诉苦，也陪着流泪。”

虽然年纪不大，顺德人也依惯例称张绪跃为“绪哥”，用顺德话叫，听起来就像“水哥”。

“水哥”之水，就是泪水吗？

张绪跃中等个头，偏瘦，白净的脸上架一副眼镜，整一个书生模样。人们或许要怀疑，他能否顶住压力，是否堪当此任？

但是历史证实了他的能力。

张绪跃曾被广东省轻化系统选送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企业管理，受过现代管理学的熏陶。更重要的是，顺德综合改革试验的大势支撑着他，推动着他，给了他“胆大妄为”的空间。

顺德糖厂的转制方略是：以职工内部持股的方式组建一个公司，以公司的名义集体租赁顺德糖厂。

1993年11月，金沙企业集团公司应运而生。

这个公司的发起人是张绪跃和原顺德糖厂的一名副厂长、一名党委委员以及一个厂长助理。被群众戏称为“四人帮”。

依照市里原先组织的资产评估，顺德糖厂值900万元。这个数字不包括土地和房产，只是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资产占用费。也就是说，土地、房产作为国有资产用于出租，金沙公司以抵押形式赎买糖厂的设备和其它资产，同时承担1.6亿元的债务。

张绪跃认为评估不准确。据他说，这个数字，还是顺德糖厂当年归入华宝集团时，为使该集团上市而作的评估结果。在那种目的背景下，评估结果不免偏高。

但是，它已是既成事实。因而，金沙企业集团公司为租赁顺德糖厂，需集资900万元入股。

当时的要求是：每个参股人至少拿出3000元。

按当时市里的规定，第一把手可持股30％以上。但张绪跃只占了金沙企业集团公司股份的约3·5％，出资35万。“四人帮”共占12%。

张绪跃认为，领导者占太多股份不好，亏本时没人说，分红时则不然，差距太大没人为你干事。

在那个悲壮的年月，张绪跃就做好了分红的思想准备！

转制就是兴奋剂，能够充分展现生命的另一种状态？

关于自己那35万元，张绪跃说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在国外时的积蓄。在美国，他是一个积极的“炒更”者，读书之余，他曾经在饭店为顾客点菜，曾经搞过装修，做过电工，还在商场干过，因而存下了一点钱。第二个来源则是借款。

　　但是，张绪跃愿意把自己的钱投进去，一般职工却不一定了。

    由于人们对顺德糖厂的前景忧心忡忡，所以对这个为租赁顺德糖厂而面世的“金沙”充满疑虑。许多人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参与此事，他们习惯于在原有的轨道上默默忍受，却难以接受或者顺应新的轨道。

这也难怪，就连张绪跃的“四人帮”里，也有一个是被张绪跃硬磨软缠才拉进来的。张绪跃自称经过“多顾茅庐”，据他说，每次上门劝说都是谈到深夜两三点。

在一个烂摊子的上空，浮动着的自然是怀疑和冷漠的空气。

“金沙”的首次集资，只实现了670万元。

尽管如此，顺德市委、市政府仍然同意张绪跃上马启程。

一年多以后，顺德糖厂初显起色，那些原先不愿参加集资的人这才陆续走进股东的行列。至此，顺德糖厂共有850多个出资者，集资总额为897万元，方才基本实现了原计划的筹集股本任务。

当张绪跃只筹得三分之二款项时，顺德市委、市政府就同意“金沙”上路，那是因为：当时顺德糖厂最需要的不是对账数钱，而是运转。运转就有了一切：工资、稳定和未来。

    金沙企业集团公司向市政府租赁顺德糖厂，实际上即取代了原先顺德糖厂的领导班子，担当起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宣告了顺德糖厂从此将采用另一种机制另一种运作模式。

　　这是“偷梁换柱”。

　　比起在原先的框架上动手术，这种“偷梁换柱”干净利落，一下就将陷入困境的企业划分了两个阶段。它成为顺德转制的一种模式。

按张绪跃1995年1月18日在全体股东和员工大会上的报告所总结，新的班底在转换经营机制方面主要是强化了三个约束：

一是以风险抵押强化利益约束。“金沙”以770万元现金租赁了顺德糖厂的经营权、建筑物、土地、无形资产的使用权以及设备、流动资金等，每年需缴交建筑物和土地的租金771万元，并在三年内要全部付清设备及流动资产的租赁金，还要承担租赁前顺德糖厂的所有债权债务。每一个参股的人，都把自己的利益得失捆在企业这条船上。

二是以员工内部持股强化命运约束。“金沙”实行内部股份制，张绪跃等人将发起人的股份比例下调实属聪明之举，它相应加大了广大职工的参与力度，将贴身经营的压力和动力传输、分配给了全体员工。

三是以工效挂钩强化分配约束。“金沙”制订了新的岗位工资制，根据职工的技能、工龄、岗位责任、劳动强度、工作态度及实绩等，结合企业当月效率确定工资。下属单位、部门还可以视职工当月表现，进行二次分配。

顺德糖厂终于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新的队伍结集起来了，股份，使这支队伍面临共同的风险，拥有一个共同的明天。

但是，股利毕竟是一个隐隐约约的梦，每一个参股的人都不免有点半信半疑，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预约。

工资却是最实在的，每一双眼睛都在期盼着。

摆在张绪跃面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发工资！

这不但是职工们的期盼，也是市委、市政府的期盼。

但是，钱呢？钱从哪里来？

“金沙”成立的时候，榨季已过，而且，要是再照原先榨糖的路子走，厂子已经无法起死回生了。顺德年产甘蔗的数量已落到万吨以下，以顺德糖厂日处理6000吨的能力，做不了两天。张绪跃等决定从炼糖开始，着手恢复生产。当时，顺德糖厂的信誉正处于低谷，他们磨破嘴皮，好不容易得到银行的同意，使部分到期资金延期还贷；又南下深圳，北上北京，西出湛江、广西，好不容易说服了一家公司，使之同意提供原糖给“金沙”加工。人家同意得很勉强，并强调说只是“试一试”。但是，张绪跃和他的“金沙”就用这些求来的原糖和从中国糖业公司筹得的几百万元开工了。那天，是1994年4月28日，“金沙”出生不到半年。

机器一响，久染沉疴的工厂立即有了生气。

对于工人来说，机器的响声是动人的音乐。机器一响，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就是新希望的开始。

只可惜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没等到炼糖的收入进账，发工资的日子就不依不饶地到了。

那是1994年5月，张绪跃最难忘的一次发工资。

全厂一两百万元的工资，明天就要兑现，可是银行的账上只有7000元，急得张绪跃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亲自出马，四出筹款，一直忙乎到晚上一点钟。当日历已经翻到发工资的日子，张绪跃方才终于落实了这笔款子。

兴奋之中，张绪跃立即打电话通知班子成员：陪我去大排挡喝啤酒！

即使上了床的，也被叫了起来。

那一夜，一直喝到天亮。

天亮了，那是整个企业洋溢着欢喜的一天，员工们都领到了自己应得的那份工资。但是大多数员工并不知道桥头大排档的这一幕，不知道在初夏的夜色里，顺德糖厂的新领头人伴着那一杯杯啤酒，度过了一个怎样的不眠之夜，有过怎样的心潮起伏。

后来，顺德糖厂全面开工，榨糖、发电、造纸等等，都忙乎开了，又上了一个乙炔分厂，还先后收回了当初濒临倒闭时被“优化”出去的500多名职工和纤维板厂。

曾经“死火”的顺德糖厂甚至开始向外扩张，兼并、收购了几个濒临破产的小企业。

这一年，顺德糖厂还建了九幢九层楼的职工宿舍。虽然是集资建房，却同样具有“安居”的意义。

领了工资，住了新楼，市委、市政府交给张绪跃的“稳定”任务，显然有了一些眉目。

我们可以从1995年4月4日的《人民日报》看到关于顺德糖厂变化的描述。那天该报的头版头条是该报记者关于顺德糖厂“起死回生”的报道，并配有编者按。

报道这样描写顺德糖厂：

        每天都有3000吨甘蔗从四面八方涌来德胜河码头，沉睡多年如废铁的榨蔗设备又重新轰鸣，200多职工重新回到机器旁……

《人民日报》是将此作为共产党员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来报道的，张绪跃的“四人帮”个个是中共党员。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的著名期刊《支部生活》写过顺德糖厂一篇文章，也是由这个角度切入，题目是：站起来就是一面旗。

但是，为什么同样是这个厂子，同样是这一些人，换了一个“金沙”的名字就前后大不相同呢？

我们不能不从更深的地方去寻找答案；不能不注意到顺德体制改革的旋风在这种变化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顺德人既为顺德糖厂的起死回生而兴奋，又很审慎地注意到，一个企业的兴衰有它自己的轨迹，因而不愿把它简单地作为某种理念的注释。《顺德报》一直到1994年的12月30日，才在报道市属企业转制工作总结会时让“金沙”亮像。那天的报纸摘登了七家企业代表的发言，张绪跃的题目是：转制给“顺糖”带来生机。

毕竟，顺德糖厂还有着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种种负担；毕竟，它还是特困行业中的一员；毕竟，市场的大海波涛汹涌，变幻莫测，今日的成绩也许只是过眼烟云。

历史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

张绪跃倒是满怀信心，他说：“凡是走计划经济路子的，好了今年，不一定明年好，年年好；凡是走市场经济的路，只要杀开一条血路，肯定一年笔一年好。”

走在顺德糖厂宽阔的厂区内，一边是许多高大的厂房陈旧、破败，无声无息地躺在夕照之中，展示着重重的无奈；一边却有新的脚手架在轰轰烈烈地崛起，让人遥想一个充满活力的明天。几乎每一个角落里都堆满废铁、旧设备和工业垃圾，但是鲜艳的墙报上写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我默默地感受着新与旧的并存和交融，感受着匆匆的脚步正努力走出那片拉得长长的阴影。

这就是20世纪末中国国营企业的写照——

站在一个临界点上，像哈姆莱特一样反反复复地问自己：究竟是死，还是生？

    “一转就灵”这种粗暴武断的句式早已不属于这个时代。我们不能简单看待顺德糖厂转制的得失，也无法预言顺德糖厂今后的路。

但是我们终于有了一种新的思路。

“金沙”所做的，只不过收拢了涣散的人心。而收拢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股份让员工们真实地知道：企业是我的，我的得失就在其中。

当“金沙”止住顺德糖厂雪崩似的颓势时，这种新的思路已经经受了一次考验，得到了一次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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