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建 ”事 件

在顺德，已经找不到“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这块招牌。

“二建”的名字已经叠进了历史的深处，一块“恒昌建设集团公司”的招牌开始了新的里程。

“二建”的称谓不属于这个时代，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不会有人自称“第二”，而“恒昌” 显然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产物。

仅从名字的嬗变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政府办企业的色彩正在淡化，计划经济的色彩正在淡化。

但是历史的接口凹凸不平。那是两股激流碰撞的记忆，风浪起伏，留下了波涛的身影。

　　1994年6月1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署名为“顺德市第二建筑公司一群老职工”的群众来信和该报记者的调查附记。标题是——“上千万资产，几十万元转让”。眉题则用了具有感情色彩的语句——“发生在顺德市二建公司的一桩怪事”。

“老职工”的来信说：

我们公司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组建于１９７８年，当时政府和主管部门都没有投资，经过全体职工１０多年的艰苦创业，公司资产不断扩大，到１９９３年上半年的一次财产清点时，算出公司的资产是：固定资产按原值计为５７６万元，按现值计可达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加上现有的资金、材料和应收未收的管理费用，总资产净值约１５００万元。但今年元月，新来才一年的公司主要领导人秘密搞转制资产评估，评定的资产净值却仅有６５万元。２月２８日，公司的这个主要领导人与市有关部门签订转制协议，按协议条文，只要拿出５０多万元集资款，就几乎可买下这家拥有１０００多万元资产的公司。交清购款以后，二建公司就成了他们的私人公司，被改名为恒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老职工”们主要有两点想不通：一是资产评估为什么这么低；二是“二建”不是亏损单位，为什么要转让给私人。因而，他们“恳求报社派记者下来调查，协助我们弄清是非”。

　　《南方日报》没有等闲视之，即派记者前往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读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在发表读者来信的“调查附记”里，记者提到两个问题：

一是明显低估资产；

二是“让少数领导多占老职工的便宜”。

关于第一点，记者根据采访调查指出，“二建”的固定资产评估存在少报和漏报的现象；流动资产的评估方式不尽合理。

至于第二点，记者写道：“这家公司领导在制定认购股比例时，明显地只考虑让个别领导多得好处，而对老职工原有的贡献和利益却很少考虑，因而所定的认股（募集股）比例很不合理，……从而因起了职工们的不满。”

对于《南方日报》刊登的这样一篇 “读者来信”，顺德的反映甚为强烈。有一个镇人民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告诉我：记者说是“基本属实”；市里却认为是“基本失实”。他把这封“读者来信”当做冲击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波”。但是，顺德并没有把这不满公开表露出来。

关于评估和股权分配，其实不是很容易说得清楚的事。

股权分配是要害，它往往决定了人们对评估的看法和态度。这就是顺德人评价产权制度改革时常说的——利益格局的调整。

当年我们在农村解散生产队时，不少人就曾经因为一张犁、一担箩筐的分配处置而生出许多不平之气，有过不少争执。

如今我们面对的决不是一张犁或者一担箩筐那么简单的事。今天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实物形态。

　　《南方日报》的调查附记最后说：“我们期待顺德二建公司的问题最终得到妥善的解决。”

报纸的发言，具有舆论导向的作用。更何况《南方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机关报，它的态度被人视为官方的态度。

如今，省委机关报已经留下话来，在“期待”事情的解决，顺德市委、市政府对此自然不敢怠慢。

　　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告状信就已经寄到了市长和市委书记手上。市长冯润胜对此有过批示：“责成有关部门复核资产评估，防止公有财产流失。要经得起事实的调查。”

　　顺德知道《南方日报》的记者来调查，并知道该报准备发表“二建”那几个老职工的信。顺德市委、市政府认为那封信失实，希望记者暂且不发稿，说市里正在调查此事，最好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

　　但是读者来信和记者的调查附记还是登出来了。

1994年的那个初夏考验着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

顺德糖厂的烽烟尚未尘埃落定，张绪跃还在为发工资奔走，时喜时忧。

“二建”的风云突变又为探索者出了一道难题。

顺德不得不从它那苦心经营的改革小环境中走出来，站到公众的视野之中，回答社会的提问。

这是一种难堪的境地：既不愿意中断改革的进程，又不能招惹更多的不理解。因而，既需要以事实说话，更需要诚恳的态度。

　　1994年8月14日，距离刊登“二建”职工来信之后两个月零两天，《南方日报》发表了顺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顺德市监察局写的《关于顺德市二建公司在转换机制资产评估中有关问题的调查》。

“调查”认为，“二建”在报告资产状况时确实是瞒报了部分帐外资产，但是其转制工作符合顺德市的转制政策和程序，资产评估基本上是合理的。至于所瞒报的部分帐外资产，虽然已经补报，仍将由市转制办按市的有关规定处理。至于那封“读者来信”，“调查”认为，这只是因为对转制过程中的资产评估不了解而产生的不同认识。

这份报告最后说：“我市的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工作是一项前人未踏足过的工作，是一种探索，必然会出现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只能在探索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

　　《南方日报》在发表这篇调查报告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今天，本报摘要刊登顺德市纪委和监察局的调查报告，请读者细读。顺德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正处于试验阶段，不可能一下子完善，其中出现一点问题是难免的，然而顺德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此能认真对待，及时解决。这种求实态度，值得提倡。”

　　事情就这样算大致地过去了。“二建”的转制得以继续推行。

　　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处理方式，对双方都算有个交代。

至于这种处理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双方作过怎样的努力，其中是否有过外在力量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历史正因为它的扑朔迷离而充满魅力，让人徜徉其中，留下一串串好奇的脚印。

　　五年之后，周天明在他的办公室同我谈到“二建”的波涛。周天明说：

　　“这件事说的是‘二建’，是一家企业，但造成一种对转制本身的怀疑、误解。几千万资产变成几十万卖给私人，这题目就很‘动人’。好在事情经得起考验。

“我们的材料出来后给报社，没全部照登。编者按使人觉得我们是见报道之后改正。不过我们没计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党报。”

不跟自己的党报计较——顺德人的口气不小，因为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方向。

在南方日报社采编大楼的七楼，我见到了当年赴顺德调查“二建”那封读者来信的记者肖成业，那篇调查附记就出于他之手。

从1971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开始，肖成业在南方日报干了40个年头，如今他已经从读者来信部退休，返聘到新闻中心做内务。

肖成业的头发已经稀疏了，除了有两度在地市记者站工作，他的岁月都献给了读者来信。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个统计：由他根据读者来信追踪和采写的稿件有80多篇，也就是说，他抓过80多个问题。这些稿件，有的发在报纸上，有的做了“内参”。不过，他又说，这个数字是前些年统计的，到现在为止，抓的问题应当已有近百个。对近百个问题的追寻脚步，托举着他为人民群众的鼓与呼，见证了他的人生。

关于顺德“二建”的昔日风云，肖成业这样追忆——

当时不但有人写信来，还有人来报社反映情况。那些人说，几十年的劳动积累，都被“摘桃派”摘走了。因为其它单位也有类似情况，所以我就去顺德调查，在那里呆了好几天。那期间我找了“二建”的新领导，他的办公室装修得很豪华，给人一种脱离群众的感觉。我也采访了“二建”的主管部门。稿子写出来，工人反映很好，省国有资产会计事务所肯定了报纸的批评，责成为“二建”评估的那家会计事务所重新评估，并因此停了它们一段时间的评估资格。从报道事实看，那篇稿子还是写得比较准确的，因而评上了该年的广东省好新闻一等奖，并被评为全国“康佳杯”舆论监督好新闻奖——那是由人民日报牵头举办的。

我问：你对转制怎样看？

肖成业说：“转制的成绩很伟大，但是也有相当多的问题。国营企业的改革已经搞不下去了，必须寻找一条新的路，不过，我觉得不能把一切都说成是体制的原因造成的。在我看来，企业的领导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假如领导层能真正照顾工人利益，企业的情况不会如此。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当企业领导的不是出于公心，总想捞一把。这种现象在转制过程中也有，所以加深了领导层与工人群众的矛盾。”

记者的良知和长年在读者来信部的工作，给了肖成业一种使命感。在谈话中，他多次强调要为工人说话，要照顾工人利益。他还很具体地批评了广州的某厂，批评了广东某地区的一些厂，他说，工人生活很艰难，人平居住面积只有五到六个平方米，有时连工资都发不出，领导们却依然周游列国。他慨叹：“这是很令人痛心的。”

看得出来，肖成业是个比较实在的人，一身最普通的打扮，一口广东水平的国语，一副不善言辞的神情。 他很无奈的看到了一些企业让人忧心的现状，但是没有看到更深层的原因；看到了转制过程中一些不尽如人意而有待加以限制的倾向，但是没有看到社会发展的宏观需求。盘踞在他心里的，是他那一代人的“清官”情结。

我问他，写那篇调查附记有没有受到压力？

他说：“算不上有什么压力，当时确实有人说，顺德是省委书记抓的点，要谨慎处置这事。按当时的规定，批评稿件见报前，是要通知对方的，顺德的有关方面对这篇稿确实有异议，我们部门的领导有些紧张，我倒没什么。”

我是请南方日报的一位部主任带我去找肖成业的。见到肖成业以后，那位部主任就匆匆去忙别的事了。在此之前，我一直有些不放心，怕肖成业不愿意见我。因为顺德的转制如今已经被一再肯定，我担心他会顾忌谈起那件往事。所以，在请那位部主任去联系的时候，我甚至想过，或许一开始我应当对肖成业掩饰我的本意？

没想到那全是过虑，肖成业就那么随意地说着，一点没把顺德“二建”那事当作“波涛”什么的。尽管他写的调查附记有正反两方面的反响，尽管那篇稿件得了奖，可是对他来说，一切都成了回忆，只是他经手调查采访的上百个问题中间的一个，与其它的问题相比，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在20世纪末的中国大地，已经不再那么容易兴起政治风波了。

    关于这事的结局，肖成业说：我们不可能长期纠缠，最后的处理还是要看下面——他指的是当地。

    在当地，顺德已经对事情有了具体的补救性质的处理，并且已经在报纸上作出了姿态。

尽管顺德人认为肖成业的这篇稿件扰乱了视听，影响了转制的顺利推进，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二建”事件对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规范化有着警醒作用，有助于转制的理性发展。

离开南方日报社的时候，我问肖成业，如今你怎样看转制？——我想，时光滔滔过去五六年，回望过去，他也许有了不同的心得。

肖成业回答我的，是简单重复了成绩很大、问题很多、干部很重要等几点看法。

走出南方日报大楼，望着门前广州大道上拥挤的车流，我体验到一种奔涌的历史感觉。

我想，肖成业是一个很认真的记者，不是一个战略家。

报刊跟随时代的脚步太紧，它必须即时报告事件，却没有担当战略家和学者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谁又能说肖成业的关注没有实际意义呢？

我来到恒昌建设集团公司，寻找当年的印迹。

　　公司是一座旧大楼，窗子临街，楼梯在背街的一面。这是五六十年代的流行风格。虽然它不是1958年“二建”公司创建时的产物，但它的楼道、办公室都显示着一种老企业的色彩。

老总不在家，所以我也就未能看看他的办公室究竟是怎样的豪华，不过从这座大楼推想，应当不会高级到哪里去。

接待我的是集团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姓谭。

　　提起当年的风波，这位谭主任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写信到《南方日报》的人是以转制前的经理为首。因为这封信，我们不得不花了半年多时间来处理、弥补一些事。如果我们不是第一批转制，留到如今来转，也许就不会有这事了。”

　　他相信大潮席卷而来之时，人们才会知道有些事其实不算什么，不值得那样惊诧。

问他怎样评价转制。他说：“很难说。从我们公司来讲，转制之前，每年可以向下属企业收100多万元管理费，如今按规定只可收60多万元，而且很难收上来。”

这当然是转制带来的行政隶属关系的淡化造成的。他的心中显然为此怀着忧虑，因而似乎对现行的转制持有一点保留看法。

或许，他还在留恋计划经济的某一片亮色？

　　大概看出了我的猜度，他又补充说：“作为一个公民来说，我认为转制确实对国家有好处。中国的企业再不转制就会垮掉。”

　　他还说：“二建”也是到了非转制不可的时候，老企业，风气已经很不好，上班打麻将。

　　请他谈谈转制前后的不同。他说：“转制前贷款容易，甚至提一袋苹果去也能弄来一笔贷款，所谓可行性报告其实是可批性报告。转制后不同了，搞抵押贷款，只能一步一个脚印，要不然收不回投资就惨了。此外，转制后员工的工资有大幅度提高，甚至提高60－70％，为了团结人、留住人。”

不知道是因为这位谭主任不很擅言谈，还是因为他对这些话题不感兴趣，我们的谈话好有好几次短暂卡壳。我让他给点有关公司的文字资料，居然拿不出来。就连刊有“读者来信”和此后的调查报告的《南方日报》都说没有。

难道真的就此将过去的“二建”遗忘，将历史的风云遗忘？

我猜想他不愿意旧事重提。

　　最后，谭主任给了一份恒昌建设集团公司的简介——一个硬壳的夹子里头几张彩色活页，是一种给客户看的宣传品。

　　在顺德的经济发展格局中，“二建”作为小型集体企业，远远够不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二建”的转制风云也只不过是顺德产权制度改革大潮中的一个小小回旋。

“老职工”们提到的要害问题，是资产评估。评估得低了，自然有资产流失之虞。从最后反映出来的情况看，“二建”的评估确有疏漏，但是“老职工”们作为评估的局外人，对“烂帐”的感受不够深入，对转制的规范不够了解，再加上对牵涉到自身利益的股份不满，因而所体现出来的情绪也不免有夸大之处。

如今，这一段风云已经消散，历史早已不再纠缠当年的评估数字，原先的“二建”已经挂着“恒昌”这块新招牌走着自己也许并不轻松的路。

往事在提醒着人们：转制是一项牵涉面极广的复杂工程，一不小心，就会出现纰漏。但是它也给人们以更充分的信心，让人们看到，评估的问题属于操作层面，可以通过规范化予以制约，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否定“二建”的改革，更不足以否定顺德综合改革试验的思路。

没有任何事物是完美的。“完美”只是一种定义，而不是真实存在。追求完美的轨迹只不过是一条渐近线。

由于人的本质属性的现实存在，在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不免有因评估失当而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

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人的私欲——实际上那是徒劳无功的。

我们应当做的是：以有效的手段来制约私欲的过分膨胀。

顺德市委《关于转换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就是：

“组织专业人员对现有企业资产进行全面清理，包括债权债务、账内账外资产的清理，各企业必须夂实报告企业的资产状况（包括通过各种形式获得的账外资产等）。任何违反转制有关规定、借转制之机谋取私利的行为，一经查出作贪污论处，并追究有关人员及其负责人的经济、法律责任。”

当然，从条款到现实总是有一定距离的。

但是历史需要的毕竟不是因噎废食，而是缜密周全。

雁过寒潭留身影。

《南方日报》这样一次并不算深入的小小介入虽然没有影响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走势，却在顺德人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次年，即1995年，广东省体改委“据省委决定”，要对顺德的调查结果保密。这种谨慎虽然并非“二建”波涛的直接后果，却显然与“二建”波涛有着某种联系。“二建”是这种谨慎的最早源头之一。

“二建”事件没有改变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却进一步形成了顺德关于传播媒介的独特看法和态度。从产权制度改革的起步开始，顺德就有意识地与新闻界保持一定距离。“二建”风云无疑给了顺德新的体会。在此后的改革岁月里，顺德对媒体更加保持审慎的态度。

顺德市委、市政府曾经有不成文的规定，专门安排了一个人作为“新闻发言人”。这个人叫招汝基，位列市委常委，是周天明之前的市委、市政府秘书长，其官职上得了台面，又熟悉情况。一般的记者或参观考察的人来到顺德，最大的成绩可能是受到这个“新闻发言人”的接见，听他介绍情况。

如果要统一口径，用一张嘴说话是再可靠不过的了。

只不过秘书长是一个很忙的角色，有许多工作要做，你不可能随便就能找到他。

但是既然有了这么一个“新闻发言人”的存在，其他人就有了推脱接受采访和介绍情况的口实。

这种场面我亲身领略过。有好几回，被访的人直言不讳地说：关于改革的情况，市里统一安排有专人介绍，要求我们不要乱说。

我要写这样一本书，当然不可能像一般记者那样只听听“新闻发言人”的介绍，况且我也有自己的采访渠道，不需要听“新闻发言”。

只是我同样希望见到招汝基。在传说中，他是顺德的一个才子。那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180万字的《顺德县志》，正是他出任主编。看过他写的理论文章，也看过他写的散文，觉得传说也许不谬。

不过，等到我有机会和他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他已经两次改变身份，由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而市政协主席，再由市政协主席而退休了。

他说：我现在有的是时间——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他还无法体味“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他还在忙，例如忙顺德大学的筹办。只是与退休之前比，他显然更轻松自如些。

我感叹光阴荏苒。

当然不是为了官场的变迁，为了光阴的易逝，我是为了在顺德采访的不容易。

“新闻发言人”说的当然都是场面上的话，但是即便如此，在顺德也不容易听到。

在通讯工具无比发达的今天，偌大的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子，但是顺德却在顽强地阻隔着信息的流动。它无非是想营造一种不受干扰的氛围，尝试着自己将事情做好。

顺德的这种做法，竟一直延续到中共十五大以后。

中共十五大已经肯定了顺德“离经叛道”的合理性，但是顺德人并没有完全从对政治的惶惶然之中走出来。由于长期信奉“只做不说”和“多做少说”，再加上涉及媒体的几件事带来的敏感，顺德人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套防范心理，对于传播媒体几乎有了一种类似条件反射的排斥。所以，谁都没有想到要宣布废除不成文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不少人还在使用当年制订的“不要乱说”的老皇历。

1998年，我在顺德糖厂采访张绪跃。他有这样的一段开场白给了我很深印象：

“以前市里有规定，我们不跟记者、作家谈这些。要介绍的话，由市里统一介绍。要不是去年底市里说了，现在你们可以放松些，说一点，适当地宣传宣传自己，我还是不会见记者、作家的，见了也不会多说。”

也就是说，一直到1997年末，顺德对传播媒介的防范才有所缓解，社会心理才开始有了一点松弛。

尽管如此，张绪跃还是一再交代：写出的东西要经他过目，才能发表。

后来，因为需要补充一点材料，我曾给张绪跃去电话。他依然很防范地一再表示，要看过我写了些什么，才好跟我谈。他是曾经跨出国门在美国领土上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企业界人士，但他又是顺德人的女婿，遵循着顺德人的习俗和风格。

我没再找过他，因为我觉得太费事，何况有些细节的把握与否并不影响我这本书的主旨。

我所品味到的，正是顺德风格，也是20世纪末顺德产权制度改革之际的社会心理氛围写照。

顺德人的少说多做，是对20世纪中叶以来肆虐于中国大地的“假、大、空” 流行病的反拨。虽然不免矫枉过正，但是在夸大其词、报喜不报忧等国人的弱点面前却显得可贵。

在历史的反复搓揉下，“噤声”已经成为一种基因，溶化在顺德人的血液中。曾任广州市市长的顺德人氏黎子流将其总结为：“多做少讲，只做不讲，做了再讲。”

“少讲”、“不讲”和“做了再讲”，甚至能不讲就不讲、不得不讲时再讲，这已经成为顺德人无条件的心理认同，被许多顺德人奉为行为准则。有时候，这种状态甚至被引为一种骄傲。

2000年12月21日，20世纪最后的冬至日，“科龙”召开了一个小型的记者会，通报“科龙”本年度的经济形势。在会上，有记者问：与技术、设备、资金等硬件相比，“科龙”的软件——比如文化建设、品牌塑造、企业管理等是否差一些？

“科龙”刚上任不久的新总裁徐铁峰对此的回答是：

“我们可能说得少一点。顺德的企业都有这个特点，干得多说得少。以前就有人把我们跟中山相比，说‘中山出报纸——指的是经验，顺德出票子。’”

话语之中，听不出遗憾，听得出自豪。

顺德的指归非常地实际，那就是效益。

身在企业的徐铁峰并非“行伍”出身。他做过司机，后来当了镇里的干部，担任过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等，尽管长期主管工业，但是终究不是企业中人，屁股一直是坐在镇委和镇政府院子里的。他曾接陈伟之手，任中共容奇镇委书记。2000年4月，容奇镇同桂洲镇合并为容桂镇，他又担任了容桂镇第一任镇长的职务，许多媒体刊登了他同市长一起为容桂镇人民政府挂牌的新闻照片。原先的中共桂洲镇镇委和镇政府的办公大楼略事装修，为新的容桂镇所用，徐铁峰已经端坐在玻璃门里面办公。直到该年6月，46岁的徐铁峰才从那里走出来，到“科龙”走马上任，真正入行成为企业界人士。以他的经历看，他关于顺德“干得多说得少”的总结决不只限于企业，那也是一个基层干部对顺德精神的认识和总结。

我有一个专写报告文学的朋友，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同时，他也曾用自己的生花妙笔，为不少有成就的企业家造像。被写的企业家不但资助出版，还掏钱开作品研讨会，甚至将研讨会开到北京，开到人民大会堂。这种运作，早已是我们这个时代公开的秘密。

有一次，这位朋友问我，广东那么多优秀企业，那么多优秀企业家，为什么就没为去为他们写书呢？

他随口列举了好几个他认为很值得一写的广东企业家，主要来自顺德，包括“科龙”和“美的”的领头人。为此，我这位朋友甚至有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

我仔细想了一想，发现他的观察很正确。

但是我这位朋友弄错了一点：不是没有人想到要为这些能人写书，而是他们自己对此没有那么大的兴致。

传主不支持，传记就很难写。据说有位在香港的女作者为了写李嘉诚，坚持不懈要求贴身采访，其间受过不少冷遇，但最终达到了目的。这种精神很值得钦佩，却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在顺德。

顺德人只在乎票子，不在乎报纸，心底深处似乎对新闻媒介有点不以为然。

1998年5月的某日下午，我在中共顺德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采访陈用志。事后，他要去顺德报社，我也就跟着去了。没想到的是，《顺德报》创刊4年多了，这还是陈用志第一次亲临报社。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就此认为陈用志不关心宣传舆论。他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在外界的人看来，顺德对新闻媒介的态度一直保持着小心翼翼的态度，总是敬而远之，少说多做。

其实顺德的领导层深谙关于舆论的游戏规则，他们对媒体并不绝然回避，只是把传播媒介视为双刃剑，在对新闻媒体善加利用的同时，特别谨防割伤自己。

顺德人认为，“票子”是实在的，“报纸”却隐含着副作用，难以把握。

关于“报纸”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开始举行赛马活动。对于其所含的博彩成分，社会的褒贬不一，而社会主流意识则一直持反对态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广州的赛马活动虽然断断续续，却一直在进行。为了要求给赛马以公开、正式的合法身份，当时的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总经理决定借助舆论，大肆宣传赛马，因此于1999年8月亲自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试谈中国的现代赛马》，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设法登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上。从9月到11月，这篇文章在10多种报刊上亮相，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为此以赞助、广告等方式付出了总计82·8万元的费用。文章公开宣称赛马的意义，鼓吹广州赛马走过的历程，放大了广州赛马活动的影响，使之成为舆论的聚焦点之一，引来许多关注和一系列连锁反映。一时间，这种虚拟的社会肯定使博彩性赛马俨然成为新生事物、时代宠儿，似乎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基础。始料不及的是，广州赛马一事因而再一次进入中国高层的视野，它的博彩成分再一次受到正视，它的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再一次引起了认真的审视和疑问。最后，事情的发展与发起事端者的愿望相违，广州的赛马活动被制止。

我们这里抛开赛马的博彩性质不议，仅就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的老总关于舆论的认识来看，就可以感受到狂妄中的幼稚。

顺德是成熟的，懂得形势并能加以利用。它与舆论环境的关系和相处之道就是例证。

顺德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排斥媒体，它只是比一般的人更懂得舆论的价值和内涵，因而不那么急功近利。顺德的方式是：与各大媒体以及许多可以影响媒体的人士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着眼于建立一种总体的氛围。但是每当有改革的大举措，不到尘埃落定它是不会说的。

1998年，顺德酝酿将“华宝”的主干并入“科龙”，尽管社会上议论纷纷，但是顺德市政府缄口不言，《顺德报》更是无事一样。有一次，顺德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请工作便饭，客人中有《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和《佛山日报》的记者，我也忝列其中。那些记者们急切切想打听此事，有的甚至想好了诸如“强强联合”之类的报道题目。副部长同这些人都是朋友，所以回答得既实在又干脆，他说：“市里不让报道。”

后来只有《广州日报》就此事发了一个头条。“科龙”办公室那位接待《广州日报》记者的干部告诉我说：消息还没“解冻”，依然不让说。《广州日报》那记者以老乡关系磨了半天，看他以前为“科龙”写过不少好稿的份上，才跟他说了一点。

那头条并没有多少料，只找到企业的办公室这一级，能得到的东西自然很有限。这其中多少争执、迂回、斡旋、退让，还有留下的种种启示，岂一个不足千字的头条了得？

顺德总能不断鼓捣出新鲜事儿，因而在新闻的供求关系中牢牢居于卖方市场，不愁没有记者来。虽然顺德很少主动地向新闻媒体发出邀请，广州地区报纸开辟的珠江三角洲版上，关于顺德的信息量总是名列前茅。

与时下流行的“包装”潮流相比，与那些大事小事都作为成绩上门去找记者的做派相比，更显出顺德的“低调”风格。在大多数情况下，顺德都不愿意成为舆论的中心，当改革处于正在进行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即使记者自己找来了，顺德人也尽量回避，或者王顾左右而言它，不说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如果出现了失实的报道或批评性的文章，顺德人不会反驳和争论，它只想早早淡化，减少干扰，以赢得改革时间。就像一个人骑着马，急急奔向自己的重要目的地，侧边射来的箭只要不把他射翻，他就不会勒住缰绳，下马来看看那箭的型号，或者忿忿然回射一箭。那人、那马始终向着前方。

就拿“二建”这件事来说，按照中国的办报模式，不论批评是否失实、失当，只要是造成了影响，至少要搞一篇所谓正面报道来平衡一下。但是顺德没有，它宁愿默然。这有点像古人崇尚的风格：骤然临之而不惊，卒然加之而不怒。

顺德人关于舆论的低调、稳健、谨慎以及为我所用的风格，在自己办的《顺德报》身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看过《顺德报》的一份工作汇报，其中说到：

“我们以坚定的政治立场，与市委保持高度的一致，主动、密切地配合市委，努力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对于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样一个舆论工具，顺德有一整套自己的说法和准则。因而，《顺德报》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社长兼总编陈真泉给我说过他的办报经——

“说真话不行；说假话不行。说早了不行；说迟了不行。说多了不行；说少了不行。”

关于“真话”，他说，要避免正面报道的负面效应。

这个被顺德人简称为“陈真”的人，并不像电视剧中的那个陈真一身武功，但是脑袋里总是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想法。我常常是一边看着他不时地用裤子擦眼镜片，一边不免有点费力地听着他的广东普通话，心里却希望他不停地往下说。

陈真泉给我尤为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句话：“要保家宅平安。”

这大概是顺德人办报的核心原则之一。

当然，这是特别环境中的特别事件，并不属于新闻改革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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