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宝  风  波

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曾经有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话题，那就是“华宝”风波。

如果说，顺糖和“二建”激荡的是波涛、是旋涡，那么华宝的事就可以算得上是龙卷风了。

在顺德，有的干部说：“华宝”的事，至少使顺德的改革步伐迟缓了五年。

有人则认为，因为“华宝”风波，顺德有形和无形的损失加起来至少达到十个亿。

现任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郑年胜，当初在市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当副主任，他对“华宝风波”一事尤为痛惜。他说：这件事的杀伤力很大，给顺德带来的损失至少有20亿元，甚至30亿、40亿。

“华宝风波”是一根探路的细竹竿，它戳了戳松软的地面，点中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好几个穴位。

显然，要探究顺德的改革之路，必然绕不过“华宝”。

但是也有顺德朋友劝我：别去提“华宝”了，那事情太复杂，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1994年，我第一次听到“华宝”的事，是在《南方日报》社。

那是一次由该报工交部出面组织的会议，邀请了五花八门的一大帮人，有记者，有社科界人士，还有政府有关部门的人。会议的主持者当然是希望这些人能为他们的有关版面提点意见，出出主意，最好还写几篇稿。

在神州大地，这种会几乎每天都有，一般来说，它都是神侃的天堂。对于与会者来说，无非是结识几个圈内人士，互通几条信息，还有就是例行公事式的对那些请你出席的报纸杂志，说上几条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不一定合乎实际因而大多不被采纳的建议，还有就是会后吃上一餐饭。当然，也有可能拿上一个信封，装给你一点车马费。

那天的神侃有一阵子把话题落在了“华宝”身上。

有人说：“华宝”卖给港商卖了上十亿元，这些钱都拿去修桥开路了。现在港商不要“华宝”，顺德却退不出钱来。”

也有人说：“《经济日报》反映‘华宝’问题的那篇文章，写成后曾经征求过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意见，省里领导希望不要发，所以压了好些时间，不知最后怎么又发表了。其中必然有背景。”

我虽然对顺德有所关注，但是当时并没有打算写这么一本书，所以没有注意到《经济日报》的文章。

此后，我才找来那篇长文仔细拜读。

可惜从报纸上我们历来都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只能看到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个小小的部分。

在中国，仅依靠报纸下结论是危险的。

在顺德，却没有几个人愿意跟你谈“华宝”，谈当年那一场轰轰烈烈、大喜大悲的起落。即使说起产权制度改革，说起来路的艰辛，也很少有人提及“华宝”。

反正“华宝”不是非说不可的事，也不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不说也罢。

真个是“事如春梦了无痕”？

不过，顺德人不谈“华宝”，并不仅仅因为“华宝”是他们的“麦城”——是“麦城”也可以拿出来诅咒的呀！

顺德人不谈“华宝”也不仅仅因为这件事有许多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再说不清道不明，总可以发发牢骚吧？

顺德人不谈“华宝”，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性格。

从这件事里，你就能真切地感受到顺德人的实在：事情都过去了，损失了的也再要不回来，说它有什么用？有这种工夫还不如去做点别的。他们不喜欢纠缠于往事。

转眼到了1999年秋天。

10月和11月，有着岭南最好的天气，人们告别了暑热和雷雨，享受着南方温煦的秋天。

“华宝”的大事却总是发生在这段时间里，发生在金秋的阳光之下。

卖出去和买回来，都是在11月；

《经济日报》的批评报道，是在10月。

不知是巧合还是主事者有某种心理暗示，1999年，也是在10月，“华宝”有了最后的一件大事。经过一番艰难的运作，顺德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资产运营，“华宝”的主体——空调机厂并入了“科龙”集团。

“华宝”的品牌依然存在，但是其内涵已经起了变化，“华宝”作为一个企业集团的历史，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当年的故事被关在了21世纪的大门之外，沉入了历史的深潭？

人类是健忘的，历史却不会忘记。

“华宝”风波是20世纪顺德之路的一串深深脚印，每个脚印里都留下了顺德人的心理纹路。

“华宝”原先是个很小的厂，生产小型计算器的节能型灯泡。1987年的“华宝”依然名不见经传，因为产品销路不畅，正处于亏损之中，濒临倒闭。

1988年，“华宝”开始转产，生产分体空调机，据称是中国第一个生产空调器的厂家，最早的产品取名为“雪莲”——一个颇为女性化的名字。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空调机开始成为消费市场的宠儿，拥有一台哪怕是窗式空调机，也是新生活方式的标志。“华宝”先人一步，就在这种历史的机遇中拾级而上。1989年，“华宝”的年产值还只有1000万元，到1992年，“华宝”的产值就已经突破10亿元，并排在了全国家电行业单一牌号产品年销量第一的位置。

1993年，“华宝”实现产销值20亿元。当然，那正是经济大热时候，我们很难评价这个数字后面究竟隐含着什么。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华宝”作为顺德的靓女出嫁，夫婿是香港商人。

香港蚬壳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大股东翁氏家族各出资50%，在英属处女岛注册了一家联营公司，由联营公司出面，收购“华宝”。

翁氏家族的代表叫翁祐，祖籍为顺德市伦教镇。此人热心于家乡的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活跃于顺德的经济生活之中，顺德著名的“蚬华电器”就是他参与投资创立的。建在北滘镇的蚬华电器厂曾在全国十大乡镇企业中名列榜首，一度是东南亚最大的现代化电风扇生产中心，如今依然是顺德生产电风扇、微波炉的骨干企业之一。

联营公司以12·88亿元人民币的价位，买下“华宝”60%的股权，其经济实力自然不可以小瞧。2000年，顺德市掀起一股集资办大学的热潮，翁佑作为关心家乡建设的外商，一次性捐出了2000万元。

但是关于“华宝”的这一场买卖却一波三折，最终成为20世纪末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历程中的一大“公案”。

1994年10月18日，国务院麾下的《经济日报》在第五版“经济与法”栏目内，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记者陶国峰的文章——《华宝产权转让纪实》。

陶国峰同时也是“经济与法”专版的责任编辑。他写的这篇文章，题目倒是很中性的，但是文中所表达的态度很明朗。

文章一开头就是一段充满情感色彩的描写：

        广东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和职工永远不会忘记1993年的11月22日，就在这一天，广东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12个企业的负责人分别和香港蚬壳电器工业正式签署协议，将该集团的10家独资企业和两家控股企业变成了由蚬壳电器工业控股的合资企业，而合资的实质却是将广东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4400万股权出卖给蚬壳电器工业。12家企业的负责人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签署着一份又一份法律文书……职工和股东们以震惊和无奈的心情关注着这一切。在“合资”的名义下，出卖华宝产权的运作由秘密转为公开了。

此时，顺德的企业转制已经初见成效。但是顺利实行转制的，大多是一些规模和影响都不大的企业。顺德糖厂、顺德电机厂等虽然受人关注，毕竟是老企业，而且最终是落在自己人手里，所以没有掀起很大的波澜。像“华宝”这样的资产以十亿计的明星企业，一下子扔进港商的怀抱，必然响声一串，震人耳膜。

用招汝基的话说就是：如果不出事，那反而是不正常了。

同样意思的话，他跟我说过两次。另一次他说：如果没有“华宝”的事，改革就太容易了，反而不正常。以这个角度看，“华宝”的事就是必然的了。

最早对转让“华宝”产权不满的，当然不是陶国峰，而是“华宝”的人，尤其是“华宝”原先的领导层。陶国峰只是及时地捕捉到这个话题，两次到“华宝”采访，用笔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声而已。

但是陶国峰以职业的敏锐看到了这件事情后面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他在自己的文章前加了一个引子，说他对“华宝”的产权转让“百思不得其解”，以此引起读者的注意。

引子这样写道：

        华宝产权转让一事，不仅在顺德、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都有相当的影响，新闻媒体也作了不少报道，报道本身又引起了争议。依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这次产权转让作出界定和评价是不困难的，是非曲折不难判断。令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深层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事别的地方有没有？还会不会再发生？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它指明了探讨“华宝”产权转让一事的意义所在，把“华宝”事件的内涵作了深度和广度的延伸。

陶国峰的文章很长，足足占了一个整版。它追述了“华宝”的历史，也写了“华宝”产权转让的具体过程，甚至许许多多细节，当然，也作了分析和评论。

如今来说“华宝”之事，当然没有必要再去一一追述当年情形，许多事回头去望，就已经失去了种种的关切、好奇、激愤、沮丧，就好像知道了一场足球比赛的结果再去看电视录像一样，没有热情和悬念，没有动感的魅力，只剩下纯粹的欣赏或者技术分析。

但是在1994年的秋天，这篇文章确实在顺德引起了轩然大波。

两个月前，顺德的“转制”刚刚应付了《南方日报》刊发的“读者来信”，现在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来自媒体的诘问和挑战。

这一次，无论是档次、规格，还是涉及面，都大大地超过了关于“二建”的那一次。

“二建”只是个小企业，事情弄来弄去都是原先那一班子人。《南方日报》只是地方性报纸，而且用周天明的话说，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党报”。所以，“二建”风云消散得很快，转眼又是丽日蓝天。

“华宝”的情况却复杂得多，它不但包含着顺德当地人本身两种观念的矛盾冲突，还涉及境外，牵动京城。在广东省的经委、体改委的大楼里，也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

中共顺德市委、市政府的官员向我追述说：当时，作为收购者的港商已经感到棘手，不但发现在管理方法上同原先的“华宝”有矛盾，因而与“华宝”的干部关系紧张，弄得焦头烂额；而且发现，“华宝”的评估数字与事实有出入，觉得这笔生意不是很合算。最后，就连翁氏家族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不由生出了丝丝悔意。

关于评估数字不符这一点，陶国峰的文章也提到：“港方法定代表人提出，……华宝的净资产没有原先说的16个亿那么多，只有13个亿左右。”

你说他能咽下这口气么？

这桩“涉外婚姻”只维持了一年整。

这一年里狼烟四起，危机四伏，最后，顺德企业的首例“涉外婚姻”只能以解体告终。

1994年11月11日，去陶国峰的文章发表还不满一个月的时间，香港多家报纸报道：香港蚬壳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大股东翁氏宣布退出“华宝”。

退出的理由很蹊跷：由于空调市场不景气；由于宏观调控使销售款回收周期加长；由于空调生产竞争对手增多。

难道卖给你企业还要包它今后的市场吗？这些“理由”根本没有说服力，居然可以成为反悔的根据。

有人认为，是《经济日报》的文章给翁祐提供了一个转捩的机缘和借口，使其顺水推舟。

据顺德的干部说，当时翁祐提出：既然上面都不同意这笔买卖，那我们就取消吧！他愿意交还“华宝”，要顺德归还他为“华宝”付的钱。

此刻的顺德已经乱了方寸，说是内外交困并不为过。

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班子几乎是整夜整夜地开会研究对策。

一位当时的市委常委回顾说：我从土改时候开始当干部，从来没有过像这样半夜两三点钟还在开会的。

陈用志则称自己“一个星期没睡觉”。这也就是1999年春天他在北京跟我说的，比死了父亲还更痛苦的那一个半月。

舆论的压力已经是题中之义，顾不了那么多，但是，翁祐踢回来的球无可躲闪，势在必接。

顺德市委和市政府最后决定：稳定企业第一，先卖回来再说！

对于一个正在清理家当，正在为自己的东西已经以好价位出手而暗自高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

当时，为了买回“华宝”，顺德市委、市政府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怎样归还翁祐那笔钱；二是怎样收拾翁祐接过去还没有在手里捂热，又扔回来的那个混乱摊子。

翁祐付的那笔钱，据顺德的官员们说，已经被用来支付为转制而配套的养老保险了，也就是说，用作改革的成本。如今要还给翁祐，只有分几次才能付清。

“华宝”为锦纶项目借了广东省纺织工业总公司的钱，为其它一些项目向广东发展银行、深圳租赁公司也借了不少钱。顺德的企业界人士认为，“华宝”的债务至少有30亿元。此间有一种说法：因为卖了“华宝”，有了一点钱，这些单位都来收回“华宝”的欠账，顺德从翁佑那里得到的那一笔钱实际上自己所剩无多。

港方退出“华宝”时与顺德结账，双方认同其在“华宝”连本带利已投入资金1·6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2亿元。其中包括注资、借贷、采购原材料的贷款等等。香港蚬壳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愿意承担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除此之外，顺德尚需归还其1·5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3·2亿元。

这笔钱，显然是顺德的一个难题。

它更是一个心理难题：即使能拿出来，也是十分的不情愿。

至于“华宝”产权转让后的混乱局面，陶国峰的文章有叙述。比如：“人心浮动”，“不安甚至恐慌”，“信心动摇，影响正常生产，形势严峻。”等等。

陶国峰文章没有提及的是，“华宝”产权转让还带来干部队伍的动荡，当时，就有一个担任集团副总经理并兼任空调机厂厂长的、叫黎钢的人辞职不干，跑到中山市去搞起了另外一家空调机生产企业，为此，还带走了三个副厂长。

据《南风窗》杂志的报道，黎钢批评将“华宝”卖给港商时说：这是父母包办婚姻。既然承认女儿最漂亮，就该用“比武招亲”的办法，让女儿自己去挑个婆家，挑个能保证女儿目前生活水平的好婆家。

话说得有道理，只怕不容易找到愿意拿十几亿元出来比武的人。

黎钢等人以出走来反抗“包办婚姻”。

从顺德的桂洲镇向南，越过一座并不长的桥，就进入了中山市的地界。就在这片与顺德仅一河之隔的狭长地带，如今已是中国家用电器巨头们对垒的战场之一，“长虹”、TCL、“小鸭”都在此排兵布阵，建立了生产基地。“长虹”与TCL甚至隔街相向，剑拔弩张。加上“科龙”和刚刚由微波炉向空调机扩张的顺德“格兰仕”，人们认为，不出三年，这里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空调机生产基地。

黎钢等人跨河而来——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今天这种热闹——这几个从“华宝”跑出来的顺德人就在这里扎下来，为珠江三角洲增添了一个叫“索华”的空调新品牌。 

承接着“华宝”的经营理念，“索华”居然在三年间就跻身于全国十大空调品牌队列。但是，到了1998年，这家新秀却又宣告破产，TCL就是卖下它的破产资产而进入中山这个阵地的。

这有点像跑出京城的皇族，虽然在外建立了一个小朝廷，毕竟没有了恢弘的帝王之气，最终撑不住局面——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顺德卖“华宝”的时候，原“华宝”的老总，时任顺德市工业发展局局长兼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胡成珠持反对意见。作为拓荒者之一，又是直接的领导者，这种态度可想而知。

当然，事情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胡成珠阻止不了事情的进展。一气之下，胡成珠辞职赴港，和“华宝”一些高级管理人员集资，在那里注册了一个成功集团有限公司。

如今，顺德市委、市政府决定回收“华宝”，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让胡成珠回来主持比较合适，认为只有他可以在这种时候直接影响“华宝”，结束卖出买进而形成的混乱局面。

于是陈用志亲自三赴香港，把胡成珠请将回来，让他以成功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收购“华宝”，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实行了反承包。

这样一来，“华宝”又回到了过去政府控股的老样子。

从产权归属说，“华宝”归了“成功”，但是就因为胡成珠这些老华宝人的关系，因为他们代表当年反对“华宝”产权转让的力量，不少人仍兴奋地将成功集团有限公司的收购行为称之为“华宝又回到了华宝人的手中”。

广东省体改委旗下的《经济快报》1997年10月11日登过“华宝”的一篇广告类文章，文章回顾“华宝”走过的历程说：“1995年，华宝人不惜代价，国有名牌重归华宝人怀抱。”

不管用什么说法，事实就是：“华宝”在香港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顺德人的手里，嫁出去的女儿重归娘家的怀抱。

“不惜代价”四个字，隐含了怎样的惨烈？

遭逢变故的这一对母女，有着怎样的心情？

胡成珠风风光光回到顺德，以为轻车熟路，只要恢复原先的秩序，再把愤而出走的黎钢等人招回，就可以重新衔接往日，再上旧时轨道。没想到一切与一年前已大不相同，尽管“成功”在收购“华宝”时剔除了已亏损3亿多元的锦纶厂，但是所有的有关体制和经营的问题已经全部显露，而黎钢在河的那边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新事业，不肯答应昔日的呼唤，最后还导致“华宝”向“索华”的索赔案。

武侠小说描写：当灌注了所有真力的一拳打将出去，却又硬生生的收回，对发拳者自己的伤害很大。“华宝”的产权转让或许就是这么一回事。

“华宝”像一只放飞又被扯落的鹞子，弄得精疲力尽。

何况，胡成珠真的能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重掌“华宝”帅印么？

忙乱一阵下来，胡成珠最终明白这枚“胜利”果子并不好吃，不愿再把这副挑子搁在肩上。面对这样的际遇，他再一次选择了远走高飞。

也许，到香港办成功集团有限公司时，胡成珠心底还有“看你们怎么弄”的意识。在离开“华宝”的告别宴会上，他曾即席赋诗一首，称自己“并非丧志作寓翁”，并有句云：“茫茫商海总有路，再踏征途显神通。”但是，此刻重握“华宝”大旗的胡成珠却真有些心灰意懒了。

这一次，他彻底离开了故土，到那个把枫叶画在旗帜上的国度去寻找最后的归宿……

人生旅途中的悲欢起落总是那样的难以预料。

翁祐走了，胡成珠也走了。“华宝”名字依旧，却在这样的折腾中慢慢消耗着自己本已不太充足的元气。

陈用志三番五次赴港，去请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出山，作为市委书记，这是无奈使然，也是气度使然。

谈及当年买回“华宝”，陈用志对我说：“我们坚信终究会被认可，因为我们的改革不是为自己。”

或许这就是顺德在“华宝”问题上能够亦进亦退的原因？

我曾经为“华宝”产权转让一事而深感棘手，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对此进行深入采访，因为真正知道事件全过程的人不多，而其中愿意说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此外，“华宝”的卖出买进还夹杂着某些人事的纠纷和恩怨，当事人却已经远走国外。甚至还有人说，“华宝”事件是腐败的结果。这一切，不断增添着我的畏难情绪。

事实上，我最终没有得到什么关于“华宝”的新材料、内部材料，真正的、全方位的、甚至包括细节的追述，还有待于其他有兴趣的人来完成。或者，“华宝”的事也会像我们身边许许多多已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的事件一样，随风飘逝，只能永远地埋在时间的深处。

我其实已经不想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追寻“华宝”的路。今天来看“华宝”的卖和买，其得失和是非都已经变得不重要，我们需要回顾的，是产权制度改革的曲折和迂回。所以，我只是从旧有材料的研究和思考中，去获得粗线条的感知和理想的分析。

很高兴的是，招汝基并不忌谈“华宝”。

顺德领导层的人都告诉我，“华宝”实际上已经算不上靓女了，债务繁重，实际资本根本不值评估的数字。

招汝基说得更为具体。他告诉我，“华宝”有许多不良资产，在产权转让的时候，“华宝”集团旗下的企业几乎都是正处于亏损之中。  

他一一数给我听——

投资几亿元的房地产卖不出去，亏了；

花了几亿元的锦纶生产项目也亏了；

陶瓷厂的命运也如此；

投放近四亿元的第三期技术工程CIMS项目尽管搞成了——那是自动化生产线，用招汝基的话说，是用机器人在生产线上控制物流的一项新工艺，由国家863专家组协助开发，国家科委组织验收——但对企业的效益作用不大，属于有很大投入，却没有多少产出的项目。

招汝基说，“华宝”的状况其实已经很不好。当年评估“华宝”值25亿元，是高估。

以中国农民式的狡黠，以中国惯有的不规范，评估的不准确应当是不足为奇的。当人们需要“政绩”的时候，高评是主要危险；到了需要购买的时候，就要防范低评的可能了。

十几年前我采访老区时，就对中国许多地方习惯于玩数字游戏有了深刻印象。比如江西的上犹县，国务院1986年划定贫困县标准时，该县上报的数字在贫困线以上，就没有进入“贫困”行列，当时大小官员们或许还觉得挺光彩的。始料未及的是，贫困有贫困的好处，贫困县有国家补助。上犹县因为未入贫困之列，自然得不到国家给的这笔钱。这一下，该县紧张起来了，百姓有不少怨言，县五套班子赶紧动员起来，各抽出一个人，组织队伍上北京。赣南老区的每一个县几乎都有乡亲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担任要职，办起事来总会有常规思维方式所意想不到的效果。关于上犹县“贫困”与否的这件事也一样，三下两下就办成了——上犹县顺利跨入贫困县行列，成为全国257个贫困县之一，开始享受国家补助。上犹县方志办的人告诉我，前头的数字是虚报；老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却说，后面的是虚报。一个乡长也是说虚报在后。不管谁说的对，总有一次是虚报。分管农业和老区建设的刘副县长则很技巧地说：至今全县大部分地区已解决了温饱问题，90%的人口已达到最低收入线。刘副县长的话，使人对上犹的“贫困县”这个概念分不清虚实，也失去了时间界限，因而产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我至今记得崇义县老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说的一段话：

“不是特困县，地区开会有时就不通知我们去，因为有时是分钱，我们去了也没我们的事，只能坐冷板凳。是不是‘老少边穷’关系很大，比如职称考试，我们的分数线就可以降低。”

由于对中国数字的灵活性有过许多领教，我相信招汝基说的“华宝”资产的高估。

对数字的可靠程度，对自己闺女的真正底细——是靓还是不靓，我想，这些做父母官的应该是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所以我直觉地认为，顺德卖“华宝”肯定不会是亏本的事。

1999年春，我在北京采访陈用志时，他就说到这种情况：

“其实‘卖’企业很及时，如‘蚬华’当时有5000万美元外债已到期，形势危急，卖了3个亿，解决了没有流动资金的问题。但这些情况外部是不知道的。”

招汝基还有关于“华宝”的一句话，表明了当时顺德市委、市政府的如意算盘。他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

“市场经济，认钱不认人。我们12个亿进账，何乐而不为？”

《经济日报》文章却更多的是从政治观念出发，至少以下言辞表达着这样的情结——

“山河易帜，落入港商手中。”

“企业不是女人，非得嫁出去不可，所以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出阁。”

“它不是需要嫁出去的、败家的‘姑奶奶’，而是一个‘养家的儿子’。‘姑奶奶’败了家，难道非得把‘养家的儿子’卖掉吗？……造成的是一桩非法婚姻。”

“他们应该是主人，而不是被雇佣者。”

“这次产权出卖……虽然得到一笔可观的资金，但由于做法上目无法律、失信与民，政治上的损失是无法计量的。”

动手写这本书期间，我有两次到北京开会，每次都想找陶国峰聊聊。但是事与愿违，总是没能找到他。据《经济日报》的朋友说，陶国峰经常在外地采访，要找他得碰巧。朋友还介绍说，陶国峰重点关注经济纠纷和经济案件，写过许多这方面的报道。

我不可能坐在京城等待，可我又觉得，要回顾“华宝”风波，就不能撇开陶国峰。

于是我就变通了一下，找到了我的一位同学，北京一所著名大学里的副教授，请她代劳，设法同陶国峰见一面。

我这位同学曾做过记者，采访过好些社会名流，办这种事驾轻就熟。我托她之后不久，她就约到了陶国峰。

    2001年1月2日，新千年的第二天上午，她同陶国峰坐在了北京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屋里，开始了一次对记者的采访。

自从听顺德人说“十五大像是为我们顺德开的”之后，我就有一个错觉，总以为找当时批评过顺德的人不容易，人家再不愿意跟你谈顺德。其实不然。就像《南方日报》批评顺德“二建”的肖成业一样，陶国峰爽爽快快地赴约，还同意人家录音。

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其中一些段落，主要是陶国峰的答话——

问：“华宝”的事已经过去6年，说起来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没想到在电话里一提起，你还那么滔滔不绝，记忆犹新。

答：因为不断有人提起这事。前年，“科龙”要收购“华宝”空调，“华宝”的人不愿意，找到了中央电视台，要求干预，说，当年港商收购不了“华宝”，就是因为有《经济日报》的文章，所以这次也希望能有媒体来采访。为此，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还就这事采访过我。我说，一篇报道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作用，根本原因不在于舆论，而在于事实本身。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脚，100篇报道都不会使你放弃收购的。

问：当初卖“华宝”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答：当记者一开始是到处找线索，后来就是线索找你。“华宝”的事发生时，我在广州采访，有人从北京来一电话，说了“华宝”这事，并且说写一写这事很有价值，不论从新闻报道还是从主持公道来讲，都是一个有深度的重磅的东西。我是回到北京之后，才同《法制日报》的一个记者一块到顺德去的。

问：我想当时大约没开介绍信，也不认识顺德的什么人吧？

答：我们是秘密采访，因为没人敢公开接待。我们先去了顺德市委，见了宣传部部长叫周天——周天什么，我忘了，应该是市委常委吧？他给我们看了一份电传，说是广东省委的意见，不宣传、不推广……好像是四个不吧？那么，从官方采访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到“华宝”去，人家也是客客气气地接待，实质性的东西找不到。但是我们做记者的都有自己的路，有自己的“地下党”。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没有“地下党”它能行吗？这类报道一定要有“地下党”的指引，用广东话说叫“报料”。“报料”的人有的是与事情有利害关系，也有的就是喜欢“多事”。我们接下来的采访都是在咖啡馆、小茶馆里，黑咕隆咚的地方，有时也在人家家里。消息源是绝对保证不透露的，到现在也没违背承诺。

问：当时在顺德呆了几天？

答：四天，住一个破宾馆里。记得那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们晚上还爬起来看巴西同意大利的决赛呢！屋里一台窗式空调机，一点也不凉，还呜呜叫唤。

问：是“华宝”空调吗？

答：那倒不是。

问：文章是怎样发出来的呢？

答：文章由我操刀，说好《经济日报》和《法制日报》同时发。可是见报的前一天，《法制日报》的那位记者突然打一个电话来，说他们将那篇稿撤下来不发了。我忙给他们一个副总提出说，你们不发就算了，可别给我们报说。当时如果他们打个电话通个气，《经济日报》能不能发也就难说了。我们部主任签发这篇稿倒是挺爽快，但是总编没看。稿子发出来以后，《改革》杂志作了全文转载。

问：这么说，发出这篇稿子还有点侥幸。但如果你不是这个版的责编，事情是不是没有这么顺当呢？

答：我会想办法，或者拿到其它报纸去。

问：听说文章发表之前你给广东省委的领导看过？

答：没有，我们没有就此事跟广东省委打过交道。

问：是什么使你如此执著，非得把文章发出去？

答：我觉得这事有非常大的意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尊重产权。西方叫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也规定，国家财产、集体财产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产权是一个基准点，如果产权不被保护，社会就很难发展。顺德当时提出“靓女先嫁”，要把好的国营企业先处理掉，其实我并不关心企业靓还是丑、卖还是不卖，我认为首先该确定下来的是：谁有权利卖。你没有产权，东西不是你的，你就没有权利卖。“华宝”一直是集体企业，政府是没有权利卖的。卖“华宝”使集体的财产受到了侵犯，对经济的发展也很不利，问题非常严重。

问：但听说顺德官方认为卖“华宝”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不是卖了12·88个亿吗？

答：根本没有得到那么多钱。12·88亿元是合同规定的，但是并没有执行。关于收购“华宝”，翁氏集团的董事会内部有不同意见，翁祐就在一个小岛上另外注册了一家公司来独立承担收购的风险，其实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我的文章出来后，香港《经济日报》做一个照相版给登出来了，还有好多香港报纸也转载了。这一下，翁氏的股票就泻了，他受不了，就宣布退出收购，要求顺德赔偿14个亿，包括进的零部件、利息等。顺德没有这么多钱给他，就跟他签订了一个协议，修一条高速公路，给翁氏一部分干股。不用他投资，以后高速路的收益每年给他500万美元。所以顺德市在这件事里没有赚到钱。

问：你说翁氏因为股票下跌而退出收购，但是按照顺德人的说法，翁祐是因为你的这篇文章才有借口退出收购的，他说《经济日报》代表了政府的态度，政府都反对，那就不做了。

答：不是这么回事。翁氏的退出有许多原因，比如空调市场变化了，开始打价格战；比如他投了4个多亿搞的三期工程——无人仓库什么的，其实中国人力不值钱。再加上翁氏的实力非常小，经营能力、融资能力都差，在顺德的港商看到他吃了一块肥肉，也有妒忌和拆台的。另外，其中又夹杂着与员工的矛盾，与原先的管理层的矛盾，特别是与原先的零部件供应商的矛盾。还有，翁氏集团的股东也给了他压力。如果要说直接的影响，也不是我们，是转载我那篇文章的香港的《经济日报》——他们还没给我稿费呢！

问：据说顺德市的领导表示，历史会证明他们的做法没有错，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答：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首先是产权问题，要看你有没有权利卖这个企业，看这个企业究竟是政府的还是集体的。“华宝”的股份制改造已经完成了，它里面有供销社的钱，有银行的钱，还有私营老板的钱，还有集体的钱。它不是你政府的独资企业。第二我看你合不合法。我不管你是为谁，你卖掉这个企业没有通过股东大会，从程序来说就是非法的。比如我现在把三联书店捐给希望工程，行不行？不行啊，那不是我的啊！一个社会不保护产权就不可能搞得好。至于事情后来产生了什么效果，是不是靓女先嫁，和这没有关系，是两个概念。后来顺德故意把问题引到靓女先嫁后嫁上面来。厉以宁还出来说，一筐苹果，你先吃好的还是赖的。如果你先吃好的，每一次吃的都是最好的一个；如果你先吃赖的，永远都是吃的最赖的一个。其实这不是那么回事，苹果不是你们家的啊！这争论的不是一个主题，概念换了。我觉得好的国有企业也可以卖，但是一要合法，二要价格合适。卖“华宝”的价格就不合适，翁氏只支付了1000多万购买金的时候，已经得到了8000多万的收益。回购股权又花了8亿多元，赔了很多。

问：顺德人说，“华宝”风波使他们损失了几十个亿？

答：对。问题在于损失是谁造成的，如果没有收购，“华宝”现在还是全国老大。当时新华社发了8篇内参，都是肯定“靓女先嫁”。但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我是一个固执的人，很倔。我就一个老百姓，没有什么可剥夺的，既没有官，也没有钱，所以我没什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写的那样，至今没有人来质疑事实，如果事实有出入，那才是可怕的。

问：但是采访中有没有偏听的可能呢？

答：有，有这种可能。什么事都没有绝对把握，有时候还要靠自己的直觉，靠判断力。现在舆论监督不容易，12月20日，我在天津参加一个“新闻与法”的研讨会，我在发言中说，新闻采访权已经成为行政审批权，这个权掌握在被采访单位手里，让不让你采访，说些什么，都由它决定，就连足球的采访都这样。足球不就是让人看的嘛！还不让人知道？

问：我去年也去过一次顺德，在那里听人说，当年的“华宝”其实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亏损不小，所以顺德市委、市政府认为，既然能卖一个好价钱，何乐而不为呢？

答：收购“华宝”时，它还不能说是烂摊子，尽管房地产等亏了，但还有市场份额，下属的12个企业，也有赢利的。“华宝”上市的前景还是不错的，所以顺德为了卖“华宝”而向员工回购股权时，员工有意见。那些“炒”的人自然惨了，传说还有自杀的。我不知道“华宝”当时的负债率是多少，不过我想，港商不傻，他也是经过审计的。据说审计后他觉得价格上有点亏了，但是企业是活的，处于运转之中，你不能静止地看它。其实依我看，既然这么多员工反对卖，如果领导层顶住的话，完全可以不卖的。胡成珠当时很有威信，说一不二，“华宝”人都听他的。

问：你采访过他？

答：只能说见过，接触不多。这个人很老到，老谋深算，不怎么说话，推说养病。他究竟怎么想，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有他的难言之隐。我要是不同意卖，以我的性格，我就肯定不干，垮了就垮了，死了就死了——当然，这是因为我一无所有。

问：那么你对顺德人这个群体怎么看？

答：顺德人自信心比较强，比较乐观，但是不张扬。跟他们打交道，感到他们守信，讲朋友，而且克制性也较强。他们还爱动感情，我们采访的一些人动不动就流泪。当然他们一个尤其突出的特点是少说话，多干事，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问：据说现在同顺德人谈起“华宝”，他们都不怎么愿说，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呢，还是因为“华宝”这事太深奥？

答：真正知道“华宝”事情真相的当然很少，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忙着挣钱，过几天就忘了。不过当时人们还是挺关注的，听我们记者站的同志说，登有我文章的那张报纸连复印件都卖10块钱一份。

问：经历过这么一件事之后，你对顺德的看法如何？是否还是认为它是改革开放的窗口，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答：看顺德你不能听它说了什么，你要看他做了什么。顺德的经济发展是走在前列，至于改革、体制上的突破等方面，也是做了一些事。但是你要说这个地方如何站在改革前沿，如何开风气之先，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取得了多少突破——怎么说呢？它重视的事情不是这个，不像河南、辽宁那些地方老出先进典型。河北也出了许多典型，比如马顺利，还有“满负荷工作法”，顺德有什么？

问：听口音你就是河南人，对吧？顺德人可是比河南人过得好。

答：那是，好10倍也不止。

问：我看，衡量一个地方的成功不一定看它树立了多少典型多少牌子，关键还是看它给了老百姓些什么。

答：顺德有它特殊的地方，它离香港近，有许多港商来投资。再一个，没有人真正通盘算顺德的账，有多少贷款，其中有多少还不上，交了多少税等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那里有许多人在卖力地工作，有创造力，做了不少事。如果各地都像顺德那样卖力地干，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拿家电来说，在顺德那么一块小小的地方，集中了那么多名牌，远不止一个“华宝”，那是很不容易的。

问：顺德人说，“华宝”风波导致了几十个亿的损失，刚才你也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这种损失里面，你的文章有没有责任？你会不会感到内疚？

答：我怎么会有内疚呢？应该是他们感到内疚。况且合同也没规定说，《经济日报》报道了，就得把它收回来，你可以不收回呀！《经济日报》在顺德的影响又不大，在它整个市里没多少份，这件事主要还是香港报纸的影响，直接原因不在我们报。

问：今天回头看，你怎样评价自己这篇文章？

答：事实和法律方面绝没有问题。

问：文章发表后，顺德市委、市政府或者广东省委、省政府有没有找过你？

答：没有。倒是北京有人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是顺德一个银行的行长问这事有没有什么背景，能不能挽回。那些消息源有没有背景我也不知道，真正有背景的人不会露面，当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至于说挽回吧，文章都发出去了，还有什么挽回？

陶国峰说，后来他还曾写过一篇关于“华宝”风波的续篇，题目是：无言的结局。他说在网上可以查到。

我根据他之所说，上了新华网，又进入了经济日报的网站，找到了陶国峰的名字。可是在他的名下并没有查到《无言的结局》一文。后来又听说是发在《改革》杂志上，却也未能找到。最终，还是在《经济日报》的数据库里得到这篇文章，标题是：华宝产权转让纪实（续篇），副标题才是“无言的结局”。全文只有约3200字，不到一年前那“正篇”的一半篇幅，语言间也少了许多激烈之气，还真给人一些“无言”的感觉。

关于这篇“无言的结局”，我在顺德竟从未听人说起过。

它发表的时间是1995年10月9日，在《经济日报》第7版。那时，顺德人从翁祐手中买回“华宝”正将满一年。所有的悲欢已经不再激越，所有的伤痛被深深地埋在心底，该出局的已经出局，就连一直被视为难题的回收法人股的承诺也已经兑现。这时候再写什么，对事态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也许就因为此，陶国峰这声“无言”的叹息不再有多少人关注。

这篇文章报道了“华宝”卖出买进的一些有关数据。但是它们能说明什么呢？顺德亏了；“华宝”伤了；香港的蚬壳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其实也没得到什么好处，白忙活一场。顺德许诺归还其1·553亿美元，其中1亿美元是作为顺德至番禺高速公路的股份来支付的，本息都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但是路还没有踪影，离收益的日子非常遥远。所以陶国峰写道：“账是算了，但对双方来说事情都没有了结。”

除了高速公路那一亿美元之外，剩下的5530万美元由“华宝”自己偿还。这对于在卖出买进中弄得晕头转向的“华宝”来说，也不是一件小事。

回归后的“华宝”一直很少向公众发言， 陶国峰很有点无奈地说：“事已至此，我们只有祝福这家遭受了如此一次大波折的企业尽快恢复元气，重振雄风。”

在报道了这些事实之后，陶国峰还是想为这事说上点什么，他在文章末尾写道：

“产权转让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能违背法律规定的程序。不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应该侵犯企业自主权和损害企业及职工的合法权益。产权转让应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相反。我们希望通过华宝产权转让这件事能使人们在脑海中对上述原则留下一点粗线条的印象。”

    这就是陶国峰之所以充满热情报道此事的精神原则，也是他认定的关于此事的意义。

关于“华宝”的报道之后，陶国峰成了顺德的知名人物，据他自己说，常有顺德人因为经济与法律的问题找他，要他写文章干预。

在新华网上，我在陶国峰的名下看到了他写的关于顺德“松本电工”商标纠纷的文章。除此之外，他还为当年“华宝”向黎钢等人创办的“索华”索赔5000万元的官司写过报道。

陶国峰曾当过炮兵，当过农村民办教师，北京广播学院78级学生，毕业后到经济日报工作，1984年开始做法律方面的报道。他出生于农村，据那位替我“采访”他的同学说，陶国峰看上去非常朴素、随和。在听录音带时，我注意到一个他自己描述的细节：那年进京读书，临走他还不知道自己该带些什么东西，向一位女老师请教，人家让他带一床大被单，好在北京用来包麦秸做垫被，他果真带了。没想到偌大的京城竟找不到一根麦秸，而且房里有暖气，不需要垫麦秸。

从谈话的录音都听得出来，陶国峰有农村孩子与生俱来的倔强。他的生活目标很明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特别想正正经经当个记者，做我本份的事。

关于“华宝”的报道正是他生活理念的实践。

同《南方日报》关于“二建” 的关注和批评一样，陶国峰注重的是员工的利益，带有为民请命的色彩。

对“二建”转制的批评是：领导占了老职工的便宜。而“华宝”产权的转让，却涉及到内部职工所持的股份。

1993年初，“华宝”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成立广东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5957万股内部职工股。为使产权转让顺利进行，顺德市政府让广东华宝集团公司出面，收购了广东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股权在员工怀里还没有捂热，就被回购了。陶国峰在《华宝产权转让纪实》一文中认为：“这一收购股权，不知使多少人发家致富的希望付之东流。”

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华宝”股票可望上市，而且价格定会在短期内飚升的基础之上。

上市和飚升毕竟是预测，只是缥缈的理想，并不能代替实际情况。而且，就凭“华宝”资产高估这一点，职工手中的股份其实也有不少水分。以此判断员工的损失，并不符合实际。

但是尽管缥缈，尽管含有水分，却不能不说它是一种权利的体现。

从这点说，顺德未经股东大会通过就决定进行产权转让的做法确实不够规范。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所有制改革之前，中国企业的所谓股份制改造并没有改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依然对企业有着主宰的权力，且为企业的命运浮沉担负绝对责任。所谓职工内部股的设立，更多的是经营方法层面上的尝试，没有触及深层的所有制问题。顺德关于“华宝”的处置，正是这种历史状态的反映。

也正因为企业与政府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改变政府职能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浪潮奔涌之际，顺德方才千方百计要把它“嫁”出去。

这种抉择，是不可能在股东大会上由那些分散的小股东们作出的。

    一切都是中国特色——资产的高估；股份制的似是而非；政府对股民的漫不经心；等等。

“华宝”的“出嫁”风波，正是经过多年探索的中国企业的现状，与新的改革要求之间的冲突。

“华宝”最终成为中国产权革命的祭旗之物。

今天看来，陶国峰写那篇关于“华宝”产权转让的报道，似乎不像有些人揣测的那样，有什么政治背景。它更多的是出于一个记者的责任，出于一种仗义执言的情怀。

陶国峰后来自己也说到，他写《华宝产权转让纪实》与顺德关于“靓女先嫁”的争论没有关系，要是把两者联系起来是“偷换概念”。

但是他的文章在寒流滚滚的天幕下横空出世，就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探讨操作方法的层面，社会一定会强行赋予它更广阔的内涵。所以，《华宝产权转让纪实》这样一篇影响了偌大一个企业产权转让的报道，又不能不是一定政治背景的反映。

何况就在那篇文章里，也确实包含着一些政治话语。比如，作者用质疑的口吻说：“企业不是女人，非得嫁出去不可。”这就已经卷入了当时顺德关于“靓女先嫁”的褒贬争议之中，是某种情绪的流露。

顺德官方当然对陶国峰有意见。

政府官员的说法与陶国峰说的不尽相同。他们说：陶国峰写这篇文章只接触了企业，没有到政府了解情况。虽然打了电话给周天明，但周天明让他过来谈谈，他却没来。发表这篇文章也没给顺德任何部门打个招呼。

我曾将采访陶国峰的对话文字给周天明看过，他指出：陶国峰的有些材料不实，比如“华宝”的不合理投资，那并非港商搞的，是产权转让之前的事，与翁祐没关系。他认为陶国峰是带着观点来的，要不然至少应当与政府核实一下有关材料。

据周天明说，顺德方面曾就陶国峰这篇文章询问过《经济日报》的老总，老总承认事前并不知情。

从谈话录音中可以知道，陶国峰并不讳言自己利用了版面责编的权力。

但是顺德人是清醒的，他们洞察风波的内在，并没有将华宝风波的责任堆在《经济日报》身上。

我在采访中记下了他们的判断——

周天明对华宝风波的评价是：“企业原先的既得利益者通过新闻媒介发难，向市里施加压力，造成的社会影响及经济损失非常大。”

邓伟根概括说：“华宝事件是利益大搏斗。”

招汝基则认为：“华宝事件主要是文化的冲突。”

郑年胜却说：“当时如果有省领导说句话，我们坚持下去，不买它回来，也不至于这么惨。”

这当然是不甚现实的期待。当时的局势已非哪个人说句话就能够把握得了。

1994年10月，广东省体改委正在广州召开“广东省现代企业制度研讨会”。与会者以全省各级体改委干部为主。《华宝产权转让纪实》一经发表，就在会上引起轰动，大家都提出去顺德看看，甚至说，如果会议不安排，就自己掏钱租车去。

会议组织者说：不用去了，让顺德的人说说吧！

当时郑年胜正在会上。顺德的综合体制改革取消了体改委，他是以综合科科长的身份去的。那天，他应邀在会上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为顺德的产权转让极力张扬和申辩。

但是他的努力是微薄的，没有改变“华宝”事态的发展趋势。

匆匆而来的急风一路攻城掠寨，把顺德人的解说和他们的计划一起揉成碎片，撒向荒野。

“华宝”向香港觅夫婿，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其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一次挑战。

挑战就要付出代价，不论批评从那一个方向袭来，都是宿命的安排。

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件事——

翁氏接手“华宝”之后，想进一批价格较便宜的压缩机，替换原先的品牌，以降低成本。“华宝”的人却认为这种压缩机达不到质量要求，反对换用。翁氏坚持替换，经由香港进了4500台。结果做“媳妇”的就是不用，让它们冷冷清清地堆在仓库里赋闲。

《南风窗》杂志关于此事的报道，用了“靓女不可欺”、“‘媳妇’抗命不从”等比喻。这实际上也就是陶国峰提到的粤语所说的“话事权”（主事权）的争夺，往深里看，它就是产权的争夺。

这种胶着和僵持，似乎有点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当家做主的味道，在如今的企业里是很不容易看到的了。

顺德的干部认为翁祐降低成本的做法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此举触动了原先的利益格局，现有的零部件供应商受到了损害，而他们与“华宝”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今讨论这场冲突的是非已经没有意义，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企业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其前途就不免呈现黯淡色彩。

如此难以想像的情节却在“华宝”上演，已经从一个方面预示了翁氏必然的失败，也预示了“华宝”必然的衰落。

为什么“华宝”在翁氏手中的一年里一直没有完成权力的真正交接？为什么批评的风声一来翁氏就能逃离现场？

“华宝”的产权转让是顺德人20世纪末的大胆创新，它留给我们好些难解的谜团，也留给我们许多追索的余地。

在“无言的结局”一文里，陶国峰有这么一段话：

“香港的经济已经是成熟而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若以市场经济的眼光来衡量，蚬壳公司从华宝的退出和其开始占有华宝产权一样令人费解。”

个中细节确实有让人疑惑之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却又没有什么奇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翁氏当然也未能逃脱这个窠臼。它的来去，都是利益的驱动；它的成败只不过是对中国企业产权转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的结果。香港虽然早已实行市场经济，但是“华宝”的收购和退出并不纯粹是香港的事，它的超前性更将它置于历史的风口，成为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时代到来时的一次宫缩，一次阵痛。这是产权革命的一支小小插曲，起调和结束都是中国现实的反光。

这是一场政治因素和市场规律搅在一起的风波。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和“华宝”的淡出，这场风波已经曲终人散。靓女先嫁也早已跨越了时代的隔阂和阻击，化为普遍实践，不再被人议论纷纷了。

“华宝”风波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道路，影响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组，但是没有改变顺德人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决心和方向，甚至没有影响他们默默前行的心情。

插曲，没有改变主调的旋律，最终散落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