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论 的 剑 气

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历尽沧桑。

从决定跨出这一步开始，顺德市委、市政府就把自己的座椅搬到了火山口上。

这是一场两面作战的搏斗。顺德所需应对的不但是改革路途上的种种难题种种阻挠，而且还有来自远方的指责。

那些指责在厚厚的堆积层下形成，已经蕴涵着原煤一样丰富的能量，可以燃起熊熊的烈火。

从“顺糖”到“二建”，再到掀起拍天巨浪的“华宝”，尽管都是一些具体的个案，尽管顺德一概小心翼翼，不敢等闲视之，但是这一个个的具体事例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解。

这些具体的事例叠加起来、汇聚起来、发酵起来，终于抽象出一种精神和理念。

现在轮到理论登场了！

理论自有理论的威力。它决不流于读者来信或者一般的报道之类，不像那些东西没有足够的杀伤力。理论出手不凡，擅取敌人要害，利剑一出鞘，就见一道凛凛寒光，直奔敌人首级而去。

1995年，理论的利剑终于横在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路上，剑气逼人，发出一声断喝。

利剑的尖刺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作者王琢。文章题为：“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副题是：“对‘顺德现象’不能掉以轻心”。全文作为特稿，分上、下两部分发表在《生产力之声》该年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上。

《生产力之声》是首都钢铁公司的一份杂志。这种杂志我至今未能读到过，估计属理论探讨性刊物，阅读范围不会很大，甚至可能没有国家正式刊号。

我想在顺德找到这本杂志，但是没有。顺德市委宣传部的资料室只存有《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否定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管资料的人换过几茬，这份复印件的来历已经没人说得上来。

在这篇文章下半部分的复印件天头上，有两行用笔写的字——

“文章（下）尚未公开发出。如传章（疑为传真两字的笔误）仍不清晰，告之地址，把文章寄去。”

落款是“首钢研开公司”。

明明是已经刊发的复印件，却还说“尚未公开发出”，是不是还准备在更为公开的范围发表呢？

寄出复印件的是什么人？是出于某种责任感还是出于理解和同情？

这些细节早成历史烟云，难知其详。它所隐含的故事，一定可以折射顺德的改革事业在一个特定时代的生存状态。

    《生产力之声》尽管发行范围不大，但其能量不能低估。

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首钢”，曾经是某种政治势力和某种理论的代言人，常常作为国家大型企业的代表说话。它所办的杂志自然具有某种不可言传的影响和力量。

作为经济学家，又曾经做过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这种高官的王琢，为什么会把自己这么一篇充满激愤的重要文章远远地投放到《生产力之声》的版面上呢？它表明的是王琢对这本企业所办杂志的看重，还是因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的观点需要到那遥远的地方才能找到知音？

王琢这篇文章旗帜鲜明，直冲顺德而来。

《经济日报》所发表的那篇《华宝产权转让纪实》，只将批评的眼光集中于一家企业，只是一种纪实性的个案分析。王琢的文章却上升到全局性的理论的高度。

九千来字的文章——算得上是重磅炸弹了——集中向珠江三角洲腹地这一块试图变种种植新苗的土地倾泻。

 编者按更是画龙点睛，指出：“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是对公有制怀疑或者动摇？孰是孰非，事关重大，有责任感的人们绝不会对此漠然处之。”

于是，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就不再是珠江三角洲一块小小地方的事了。它似乎成了两个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焦点。顺德因而站立在风口浪尖之上，再一次面临历史的考验。

在这篇文章里，王琢列举了当时理论界和传媒的一些有关产权制带改革的论说，然后痛心疾首地说：

        学者发表自己的看法，无非是造点舆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这种舆论已为有的地方党政机关所接受并付诸实施了。

        有的地方当权者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开始实行基本取消国有企业或者严重削弱公有经济的某些举措。

        令人纳闷的是：为什么昔日靠办公有企业而崛起的顺德市，如今突然间对公有经济完全丧失信心，竟然到了惊慌失措的地步。为什么办这样大的事，却忘记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现在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文章主要是通过批评“华宝”事件来抨击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同时，还对当时容忍甚至支持顺德改革的整个中国的政治气候，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深深的忧虑——

       “靓女先嫁”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饮鸩止渴”之路。这样的大事，至今未见我们党报作出正确舆论导向，而有的传媒却在宣传顺德“靓女先嫁”之路，加上有些地方自发地学习顺德“靓女先嫁”的私有化“产权革命”经验，正在构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严重威胁。

全文言辞激烈。“这是什么逻辑”、“这不过是鱼目混珠”、“这场争论，也是一场斗争”之类的语句，比比皆是。

文章还充满诘难——

“顺德的做法符合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么？”

“这不也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方向路线问题么？”

文章最后说：

        现在，人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国有经济的日趋萎缩，加上党内外一些自毁国有经济的势力，已经构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严重威胁。可见，振兴和壮大公有经济，包括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紧迫的政治任务。

这场批评是急风暴雨式的，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显露出在大是大非面前义不容情的气概。

地球依然以自己的速度缓缓地转动着，我们依然任凭生活的惯性引导忙忙碌碌。也许，没有多少人读到了《生产力之声》，不知道有一个叫王琢的人曾经为发生在珠江三角洲的事情痛心疾首，曾经提醒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历史对此不会掉以轻心。

作为当事人的顺德无法对此掉以轻心。

今天，我们还能感知当时的顺德承受着怎样的重负吗？

顺德市人大的一位副主任告诉我，王琢的文章上了中央的内参，《经济日报》也发表过王琢的类似文章。

周天明也说，王琢这篇文章是进了中央政治局的。他还告诉我，当时另有一家报纸也对顺德作了点名批评，文章题目也很吓人，叫做：又一个没有国营企业的市。据说第一个指的是福建省的泉州市。

我手上没有材料可以证实王琢文章的影响达到了哪一层次，但是它的威慑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周天明说：政治压力很大，市领导都做了罢官的准备。

我问：作为这次改革的积极参与、跟进者，一个主持起草改革文件的人，你是不是也做了罢官的准备？

周天明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叹息着说：那时心里真的没太大把握，谁能说得清楚呢？

我很想找找当年那些蓄满了政治电荷的报纸，翻阅时代的风云。但是因为跨越了中共十五大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东西已经远离人们的记忆，兼之周天明语焉不详，似乎无从入手。

不过，《生产力之声》所发出的声音已经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最强音，足以充当一片历史的流云。

顺德的改革实验就像一本先锋小说，或者是一幅后现代主义的绘画，正在受到传统的激烈批评，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对一个小小的县级市来说，它有没有那么宽阔的肩膀去承担风雨？

一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顺德人，又能够凭借什么跃上理论的擂台去进行一番厮杀？

几年后，冯润胜在同香港记者谈到王琢这篇文章时说：

“大陆最怕政治问题。经济发展的快慢，影响不会很直接；但一涉及政治问题，自己便要直接承担责任。”

这话说得很中肯。

顺德敢于直面产权制度改革进程中的经济话题和社会话题，敢于直面诸如资产评估、股权分配、失业、保险金等种种难点，可是他们无法直面政治的压力。

政治压力的缓解靠的是等待，等待空气中渐渐弥漫起新的气息，舞起新的精灵。

等待，总是默默的，所以顺德不愿意处于聚光灯之下。

中国老百姓有一种说法：什么都不做的人不犯错误。萧规曹随，无为而治，都是中国官场的经典之作。中国官僚体制的这种状况，难免造就一批又一批的谨小慎微之徒。他们在需要承担历史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往往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们看下棋常常能看到这样一种棋手——

他的一切都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却毫无创意，毫无灵气，甚至棋面非常难看。但是他小小心心地落子，只求无过。他在耐心地等待，等待别人犯错误，等待别人的漏招。

这种棋手的棋很不好看。在这种棋手的落子之处，棋的艺术生命停止了，灵气的火焰黯淡了，胜负的意义也完全功利化了。

可是这种棋手的胜面总是很大。

所以，在官场的棋局中，总有不少人愿意充当这种棋手。

顺德不当这种棋手，因而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着政治的危机。

    时至今日，顺德似乎没有谁因为投身于产权制度改革而直接付出政治代价，不管是陈用志、冯润胜这几个主要领导，还是招汝基、周天明这一级干部骨干，最终都证实了自己的脚步踩在中共十五大的路线上。但是，当初舆论所设置的危机就像达摩克利斯头上悬着的剑一样，千钧一发，令人窒息。

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各地：关于顺德的综合改革试验只在内部作介绍，一律不得向报刊提供及公开发表。

将综合改革试验局限于苗圃，暂不放在大田，这种煞费苦心的做法，就是由于当时那些人的不肯“掉以轻心”。  

仔细读读《生产力之声》所登载的这篇“檄文”，我发现，它的起因、它的引证、它的论据，除了作者标明的“1994年4月10日顺德同志告诉笔者”的那部分之外，其它的几乎都来自《南风窗》杂志。

我大略数了一下，全文至少有16处提到了《南风窗》的名字，或介绍或直接引用《南风窗》1994年第7期和第9期的文章。

可以说，王琢这篇文章的基本框架和主体部分，整个的就是逐条列出《南风窗》文章关于顺德产权制度改革的叙述，并逐条加以批判。

当时的《南风窗》是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旗下的杂志，是侧重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读物，在全国有不小影响。尤其是90年代末，由于较为贴近社会经济发展的脉搏，受到工商界的广泛欢迎。

《南风窗》的文章何以成为一颗重磅炸弹的导火线？

它们与《生产力之声》的文章形成了什么样的关系？是对立，还是同构？

我特地找来了那两本《南风窗》。

1994年第7期的有关文章是：《1994，“珠三角”产权“革命”》。系该期头条，并上了封面要目。只是要目中的“革命”两字没有了引号，兴许是编辑疏漏。该文作者为许挺斐。

1994年第9期的有关文章是：《“靓女出嫁”之后》。文章题目也上了封面要目。该文还有一个副标题——“华宝”转制面面观。它实际上与第7  期的文章形成了一种呼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该文的作者秦朔是《南风窗》杂志的编辑部主任，要以示礼让，这篇文章没有放在本期最重要的位置。

陶国峰发表于《经济日报》的那篇文章也提到了《南风窗》的《“靓女出嫁”之后》，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

王琢在《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一文里，有好些地方给人们的感觉是：《南风窗》的文章对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持否定态度。

    它里面有这样一些说法——

“1994年9月广东省十佳期刊《南风窗》刊载了一篇署名文章《“靓女”出嫁之后——“华宝”转制面面观》，披露了广东顺德以‘产权改革’为光环的‘转制旋风’……”

“文章指名道姓披露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四小虎’之一的顺德市的情况……”

    “《南风窗》文章毕竟道出了其中真谛……”

但是王琢对《南风窗》理解或者附和顺德做法的一些评述同样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有什么理由”之类的责难也连珠炮一样送给了这家杂志。

《南风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

就像潮水退却之后，沙滩上留下了蜿蜒的波痕和星星点点的贝壳，记录着潮水的心声，从《南风窗》这两篇文章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顺德产权制度改革在当时造成的强大冲击，感受到思想界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强大冲击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茫然失措。

就像《1994，“珠三角”产权“革命”》一文所说：

“北京、上海的新闻界今年初便不远千里，闻讯南来，把珠江三角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以‘改到深处是产权’等等为题作出报道。虽然它们都没有太多的细节，但改革的精华却大都公诸于世了，而近在咫尺的广东主要新闻媒介，却不约而同地保持着耐人寻味的沉默。”

广东的相对沉默自然有文化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

从文化的原因看，南粤一隅从来不是“姓社姓资”之类理论交锋的主战场，对于敏感的话题，做得多说得少的广东人宁愿绕开。

从政治的原因看，那是广东对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有意保持低调，以免过早引发理论交锋。

《南风窗》以它敏锐的触角捕捉到来自顺德的信息，及时做出了反应，显露出优秀政治经济刊物的良好素质。但是从它的夹叙夹议中，我们又可以体会到某种含糊、某种摇摆、某种保留以及某种模棱两可，某种肯定之中的忧心忡忡。

比如在《“靓女出嫁”之后》这篇文章里，作者这样说：

“阵痛、困惑，不可避免。而传闻、疑问宛如‘九头之蛇’，缠在了‘华宝’这块全国名牌上。”

“‘靓女出嫁’究竟有多大程度和范围的适用性，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不管有多少传闻、阵痛和怀疑，一种更理想的制度终将长出更多更靓的产品和更新更好的观念——尽管我们现在未必说得清楚，但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谨慎和尽可能的不偏不倚，与该文副标题中的“面面观”几个字倒是很贴切。

另一篇文章《1994，“珠三角”产权“革命”》则说：

“毫无疑问，这仍然是一种探索和实验，而且必须符合地区经济实际，目前也许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别的地方，这种探索本身也还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的疑难问题有待研究。”

尽管文章有显然的倾向性，但是其小心翼翼也是一目了然的。在谈到产权改革的适用性时，作者竟一口气用了“目前”、“也许”、“并不一定”、“完全”等好几个限定性的词。

这是在政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中国报刊面对新动向新变革时首鼠两端的心态反映。

但是它也是对过去那种舆论一律状况的反拨。

2000年初，我特地去找秦朔，想同他谈谈顺德。

秦朔不但写了《“靓女出嫁”之后》，而且是那篇《1994，“珠三角”产权改“革命”》的责任编辑，应当对顺德的事颇有心得。

如今的秦朔已经是《南风窗》的总编辑。这本杂志在他的手上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但是依然保持着对经济生活的热情关注。

    跟秦朔是老相识了，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见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那几年，报刊也呈高速增长的势头，经常有新的刊物或刷新了面孔的老刊物邀我们去座谈，远在深圳甚至外省的好几家刊物也曾到广州来召开这类会议。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同秦朔有很多在一起交谈或把盏的机会。尽管后来报刊市场以整顿为主调，这种会议就渐渐式微了，但是我们依然常有联系。

只是秦朔正准备去美国。广东省计划花1800万美元，连续五年每年选派60名中青年优秀厅处级干部赴美国进修学习一年。第一批2000年元月出发，在美国过春节。秦朔的名字亦在其中。这一段时间，秦朔都按省里的统一安排，住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强化学习英语，每周只回办公室一次。

我去的那天，秦朔正在向接手统领《南风窗》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关领导作工作移交。所以我们关于顺德的交谈只能瞅空子零零星星地聊。

秦朔倒是直率，他说自己写那篇文章并没有去顺德采访，主要是根据资料写的。他对我如今特地来谈顺德有些不以为然，说：“顺德的事不是已有定论了嘛！”

他告诉我，关于顺德的改革，《南风窗》有一篇较为全面的报道，有不小影响，因而那一期的《南风窗》曾经在陈用志办公桌上放过好一阵。

他找来那一期杂志，是1997年10月号，用开头的整整七页作了一个特别策划，总标题是“顺德：中国制度创新的摇篮”。

我有些失望，那是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后编辑出版的，是政治的天平已经倾向顺德改革后的产品，属于当时顺德宣传热中万千文章中的一篇。

作为春天里的一朵鲜花，欢呼热浪中的一声喝彩，它对于我们追寻历史的风云有多大的意义呢？

我们需要的不是重复大众的记忆。

我总认为，处于20世纪末叶的天地之间的顺德，它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鲜花和掌声，而在于没有鲜花和掌声的默然跋涉，在于它不追求鲜花和掌声的那些年月。

我让秦朔着人找来1994年的《南风窗》合订本，随手翻阅往昔的风云记录，无意中在1994年第8期上发现了一篇《“产权革命”的再思考》，那是《南风窗》杂志编辑部组织的关于顺德转制的座谈纪要。

参加座谈的有四个人：王琢、许挺斐以及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王志纲、《经济日报》广东记者站站长王培楠。

这次座谈，是呼应和承接该刊上一期许挺斐的那篇《1994：“珠三角”产权“革命”》而举办的。从纪要看，当时的座谈氛围很轻松，没有明显的壁垒，没有短兵相接的冲突，也没有将话语提升到“姓社姓资”的层面。面对着顺德转制这种离经叛道却又具有强大魅力的新事物，几个人都尽量保持着一种谨慎而客观的姿态。

座谈纪要所记录的王琢发言，尽管听得出来对顺德的转制有保留意见，但并不失为平心静气的讨论。王琢说：

        顺德这次讲“靓女出嫁”，把一些好企业的产权出让，我理解含有“换亲”的味道。“嫁出俏闺女”，“娶回俊媳妇”。但关键是你拿回钱能否娶个“俊媳妇”，“媳妇”能不能养在家里生个“孩子”卖出去？如果不能，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闺女嫁出去呢？

        “靓女先嫁”，为什么不能“靓仔先娶”？让外商出钱来入股，娶 个“洋媳妇”？

看得出来，王琢在1994年夏天的思考还主要活跃在操作层面，顺着冯润胜“靓女先嫁”的思路琢磨着顺德转制的得失，并没有1995年春天那篇文章中的“上纲上线”。

说到“姓社姓资”，还有一则资料值得提及。1991年，王琢曾两次赴顺德作调查，回来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雏型在顺德”。其中提到这么一件真人真事：

        一位上级领导同志到顺德“万家乐”视察，随口问一位工人：“你说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那位工人随口回答说：“我没有去过西方，也没有到过香港，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我不清楚。我就觉得现在顺德这一套好。你说顺德这一套就是资本主义，我就认为资本主义好；你说顺德这一套就是社会主义，我就认为社会主义好。”

那个工人的回答朴素而充满智慧，是珠江三角洲得以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哲学基础。这种以改革开放之现实为理想社会的说法，我在广东其它地方也听过，孰先孰后已不可考，应当是珠江三角洲人民的集体创造。

当时王琢认为，这种回答“反映了顺德劳动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情实义”。

但是这一则资料后来却又被王琢用在那篇批评顺德的文章里，作为否定顺德转制的依据。他据此说：

“我深信劳动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拥护顺德前县委‘三为主’方针。因为‘三为主’方针为顺德创造了光辉业绩。”

“顺德前县委”的说法，意欲将顺德划分为两个时代。

看来王琢的意思是，既然人民已经肯定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社会主义，肯定了“三为主”方针所起的作用，就不应该再作修正或推翻。否则，就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了。

但是我们很难从那个工人的那一段话里，推导出顺德当年的“三为主”就等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论。那一段话的精粹在于反对教条，在于用发展的眼光去看社会主义。它所肯定和推崇的是实践标准，并没有将社会主义的概念锁定于当时的某一种具体状态之上。

如果用它的精神来反驳王琢，批评关于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或许倒是很贴切。

    事情就是那么奇怪，批评的武器常常也可以杀伤自己。

在时代的风口上，顺德站着。

历史赋予顺德的任务是实践。在理论的战场上，顺德只能默然。

曾经，面对关于“二建”的批评，顺德不得不根据报纸的要求作出了回应。但是其余的几次波澜都被顺德深深地锁在心底。

顺德没有反驳，也没有借别人之口去反驳。甚至自己旗下的报纸也若无其事，对此缄口不言。

冯润胜说：“只要对民生有利的、符合我们实际的就行。两餐饭都未饱，有什么好争论？一碗饭，两个人争食，结果就像两只公鸡关在一起，你啄我，我啄你，最后双方都把毛啄光了，不如合力去找一碗饭。”

在产权制度改革的漫漫跋涉中，顺德就像太空中一个只吸收不辐射的黑洞，无言地接收了所有的批评。

那是一场实践与理论的抗争。

那是一次朔风之中对春风的信任和等待。

那是一段寂寞的日子。

这种不动声色，这种忍辱负重，才是真正可怕的品性。

具有这种品性的人目光坚定，步伐坚定，高山大壑难以阻挡。

王琢的观点没有过时。

企业转制远未曾尘埃落定。

顺德却在实践中感知了理论的重要。就象一场天花过后会在脸上留下斑斑点点一样，理论批评之风刮过，毕竟要留下印迹。这个印迹就是对理论的关注。

历史教育了顺德。从迈出综合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开始，顺德就笼罩在理论的剑气之中，因而，它对于理论的感觉深入了一层，从活生生的现实中认识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作用。

在社会急遽变革的旋涡之中，顺德并没有打算说出点什么。

但是顺德想多听到些什么。

在顺德市委党校，经常有北京或者广州的经济学家举办讲座，其中不乏当今经济学界的权威、大腕。顺德人以满腔热情倾听这些理论布道者有针对性的讲述，每次讲座听者甚众。

1997年12月27日，被经济理论界称为“京城四少”的魏杰、刘伟、曹思源、钟朋荣联袂来到顺德，在顺德电视台演播大厅演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及企业转制等热点。

那是一次收费演讲，门票价格高达300元，与香港天王级歌星的演唱会不相上下。但是听者竟有近千人。

顺德把人从遥远的北京请来，也并不是非得让人作演讲。顺德以讲求实际著名，但是在实行对外事务之时，决没有旧式农民那种小家子气，决不会露出明显的功利主义。它的要求只是：来顺德看看。

愿意来看看，也是一种姿态。

愿意来看看，就有了对话的基础，有了沟通的可能。

我在顺德不期而遇的，就有《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有另一位副校长龚育之，有曾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等。

他们留下了脚印，带走了思考。

他们迎着顺德人对理论的崇敬而来，怀着顺德人对理论的希望而去。

默然之中，也许就是两个世纪的转换？

在顺德，甚至企业也对理论的重要意义产生了巨大的热情。1998年12月，“美的”集团召开“美的模式与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邀请了北京的经济学家杨启先、魏杰等以及《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出席，请他们对“美的”的发展模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有一次，在顺德市委党校，正好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邱永祥。他在给“顺德市企业改革与所有制结构调整完善经验交流现场研讨会”作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报告。我不知道这个会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长，或许它体现着一种对经验、理论的热情、景仰和神化？那天我亲眼看到，听北京专家讲课的顺德人确实很有点虔诚，一个很大的梯形教室，坐得满满的，中途休息时间，也像我们当年在大学里一样，围着老师问这问那。

我想到杜工部的诗句：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这些理论的雨丝，将给顺德的未来带来些什么呢？

1999年春，顺德在北京的“顺峰海鲜世界”有过一次请客。

酒店是顺德人开的，乡下来的老板，姓何，才30来岁，据说改革开放以前是一个鱼贩，每天天不亮就骑摩托车拉着铁皮水箱去运鱼。接下来有了小货卡，走得更远了点，来往于顺德和珠海之间贩运海鲜。再后来经营餐饮业，先在顺德公路边开了一家傍山的小饭店，用杉树皮盖的，有原野味，省钱省料，转移方便，处处见出精明。1993年，“顺峰”进军北京。此后一发而不可受，足迹延伸到天津、青岛和沈阳。有一阵，从广州到北京的好几班飞机的票上就印着“顺峰”的广告：“游在北京，食在顺峰。”

如今，仅北京的“顺峰”就有九家之多，而且都开在王府井、保利大厦这样的或闹市或著名消费区。特别是这一家“海鲜世界”，即使在皇城也够得上一流水平。

有北京“老记”告诉我，这家酒店是京城“四把刀子”之首。还说，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曾来这里拍门口的车牌，以监督公款吃喝的问题。

“焦点访谈”自然不会去大排挡监督吃喝问题，可见这里确实值得关注，具有一定的眼球争夺力。

至于“刀子”的说法，肯定是经常出入于酒店食肆的经验之谈，没有经过全北京市民的评选。

刀子，宰人之用也。但是这里香车若云，食客盈门。看来“刀子”之说是又爱又恨的。

人们习惯叫顺峰海鲜世界为“顺峰山庄”，两层楼，一楼是大厅，大大小小可以摆50席左右。二楼是包间，约30几个房，沿着回栏展开。一楼的海鲜池里，参、鲍、虾、蟹和各种名贵鱼应有尽有。大门口挂着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发的“特级餐馆”铭牌，金底红字甚为显眼。

在这里请饭，顺德人既有脸面，又不令人感到唐突。

顺德人氏黎子流在当广州市市长期间，来到北京请客时，就曾经假座广州妹子私营的“阿静酒楼”。据说阿静酒楼的定位只在中低档，但是自有其意义，同顺德人在“顺峰”请饭的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市场经济了，顺德的父母官在子民开的饭店里请客照样得花钱。顺德每年都要准备许多礼品赠送给来访的外国政要或友人，以前是一张条子去，企业就把东西送来了，现在也是用票子结算。

这一次顺德请饭与“理论”有关系。名单上40多位客人，或是当今经济学界的“大腕”，或在重要的经济研究部门工作，或是大传媒机构的老总级人物，其中不乏名声如雷贯耳之士

顺德人与这些人物熟得很。有他们的住址、办公电话、家里电话，甚至除了他们的秘书的手机号码之外，还有他们本人的手机号码。

这餐饭是顺德市委宣传部出面请的，当时的宣传部部长兼人大副主任伍国栋亲自带队赴京张罗。他手下的四位副部长和一位能干的办公室女主任全数出动，却没有另带什么“工作人员”——这也是顺德人做事的特点，既然许多事需要部长、副部长出面，那就让他们把大大小小杂七杂八的事都做了吧！再带随从不是要增加经费吗？副部长中那位叫赖喜英的小个子女性，像伍国栋一样也是市人大副主任，同时兼任顺德广播电视局局长和电视台台长，只见她自己背一架小型的摄像机，忙上忙下，也就顺带把“电视新闻”和资料的收集工作做完了。

同样讲求效率的是，市委常委、秘书长周天明在开席之前从顺德匆匆赶到，第二天一早又乘飞机赶回顺德去了。

其时，陈用志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特地赶过来做主持。

没有什么仪式，只由陈用志简单的讲了几句话，筷子就开始动作。

陈用志讲的是当下顺德的经济发展情形，诸如今年头几个月外贸没有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不降反增，增长了几个百分点，等等，好像是给在外的家人说几句家中近况。没有什么场面上的感谢用语，也没有说希望关注或关照之类的话。

原先是为他准备了稿子的。准备的稿子不免有套话色彩，他没用。

不需要把话说得很具体。既然可以坐在一起，就有了一种状态，有了一种自己存在于对方心中的默契，有了一种共同关心的约定。

何况，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人，不管他是支持还是反对，他都必然会关注珠江三角洲的那一块腹地，关注那里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

许多人认为，广东人谈什么事都要在饭桌上才能谈成，谈什么都离不开饭局。推而论之，饭桌上一定有要事相商。

他们忘记了那只是小老板的做派，广东人早已超越了看重一餐饭的阶段。在皇城根下摆宴席，能做小老板的事体么？

听伍国栋说，客人中有一位研究人员，曾经答应为顺德做一个课题，但是迟迟不做，顺德人很是失望。伍国栋没有说顺德同这位研究者有过什么样的协定，不过，顺德人并没有急功近利，请客时依然没有忘记他。

绕开功利性，就可以吃得随意、舒畅。

随意坐在自己人开的饭店里吃一餐饭，没有主题，不是很愉快的事么？

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侧边那间有魅力却又并不特别显眼的餐馆里，理论，似乎变得很遥远。

但是理论永远都力图结构这个世界。

理论的波澜一直在人们心底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