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 运 的 拷 问

如果我们要辑录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意义的词语，“姓社姓资”无疑可以入选。这个命题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特定历史产物，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足以作为时代的重要印记载入史册。

“姓社姓资”是对中国命运的拷问。这个话题的兴衰，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难起步的见证。

“四人帮”时期，中国的流行语中甚至有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说法。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种思维方式的存在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但是它确确实实影响着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进程。

面对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新变化新问题时，我们不是现实地考虑它们的实质和意义，而是把它们放到某种理论的框架中去反复比照，看看是否装得进去。这种作茧自缚，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悲哀。

1978年初，广州东郊的杨箕村偷偷做了一件大事——选择了两个生产队搞承包试点。在此之前，那里的干部们苦恼于劳动效率的极其低下，试图依靠延长出工时间的办法来改变现状，因而每天挑几担面包到田头，中午不让农民回家，晚上还常常搞突击。但是这种努力并没有提高劳动效率，无奈之下，“承包”二字才不合时宜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实际上，这个村搞的农户承包试点就是后来在全国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但是它的诞生时间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比安徽小岗村的分地还要早，无疑要受到严厉批评。当时广州市管农业的一位副市长甚至说，这是“抱着刘少奇的脚不放”，“不想死就要立即改！”

第二年，全国农村风生水起，迈开了改革的步伐，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依然有人不无嘲讽地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那些人眼里，对与错的分水岭不是实践，不是成败，而是一种既定的政治概念。

90年代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新世纪之初担任广东省人大主任的张帼英，改革开放之初尚在粤北山区任仁化县县委书记。由于积极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她受到了顶头上司、当时的地委书记的直接批评。

那位地委书记口才不错，顺口编了一首打油诗刺她：

        小小芝麻官，

        政策放得宽。

        明明是单干，

        却说是包干。

在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威慑力量太大，人民的思维方式在这种力量之中浸淫太久，所以，许多变革都不敢急转弯，不敢猛然亮出一种新旗号，常常在概念的表述上动脑筋。中国因而有所谓“六经注我”的传统，不管怎么做，总要与经典搭上关系。

“单干”还是“包干”，从实质上看相差无几，但是却区分了两个时代，将新的尝试与历史上屡受批判的“单干”划清了界线。

在那春寒料峭的时候，“单干”还是一个浸透了不良政治色素的可怕字眼，戴上这顶帽子不是小事。

后来张帼英回忆当年的政治压力时说：那时，每次到地委开会都只敢坐在角落里。

尽管政治的天平很快就倾向了张帼英，但那位地委书记依然声称要为这个问题“辩论一万年”。

    这种意识形态的热情，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

1979年，在粤西的高要县，农民陈志雄开始承包集体鱼塘。他所承包的鱼塘面积不断扩大，后来达到100多亩。

因为自己忙不过来，陈志雄雇了9个零工。

这件事被视为资本主义，一直闹到了《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讨论陈志雄的行为是不是剥削。

作为我们最高级别的党报，集中用二三十篇文章来评议一个农民的行为，可以见出对此的重视，见出在特定历史环境里我们对“雇工”的成见，见出当时人们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的恐惧。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派人专程到粤西就此事进行调查。

胡乔木当时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写信给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表态说，陈志雄的做法“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

所幸当时的气候虽然乍暖还寒，毕竟已不是三九严冬。《人民日报》没有使用过去惯用的批判口吻，允许人们讨论“是不是剥削”，就标明思想的锁链已经不再绷得那么紧了，时代的门缝里悄悄泄露着春的信息。

陈志雄的行为没有受到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的行政干预。

与粤西的陈志雄相对应，在粤东，当时也冒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典型”——汕头市达濠区粮店的李科森联合一些职工，自己出资办了一个小塑料厂。批评李科森剥削的告状信一直写到了中共广东省委。

这都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事件，记录了我们走向新时代的艰难和曲折。

这就是1979年，春风初起的日子里，一些人大口呼吸着新的空气，一些人却掩着鼻子，拒绝吐故纳新。

广东著名画家廖冰兄带着沉重的思考创作了一幅漫画：一只瓮已经裂为两半，但是久被闷在瓮中的人依然蜷曲成瓮所限定的形状，不敢或不能伸展。

这幅画题名为“自嘲”，画中人物是依作者自己的相貌所画。

当年廖冰兄曾将这幅画投给《广州日报》，编辑没敢发。后来它得以公开展出，被广泛传颂，成为廖冰兄的代表作之一。

1991年，杜甫故乡河南巩县建碑林，选了这幅画刻碑，并希望画家能为画题一首诗。时年已76的廖冰兄将此画重新绘制，并题诗一首曰：

        鬼使神差钻入埕，

        埕中岁岁颂光明。

        一朝埕破光明现，

        反被光明吓大惊。

廖冰兄称这幅画和这首诗都是“自嘲并嘲我相类者”。

    这幅画的画面很简单，却表现出很深刻的洞察力和哲理。就好像“无情水任方圆器”一样，社会人大多都在社会划定的心理框框中生活，在左倾思潮的长时间禁锢下，我们渐渐习惯了蜷曲。当历史有了巨大转折，思想的枷锁已经打破，我们的心理却似乎已经在瓮中定型了，有了思维定势，成为无瓮的瓮中人，反而对思想可以解除束缚飞翔起来感到吃惊。这本也是情理中的事，就连金属也有记忆功能，又何况思维高度发达的人？

    用这样一幅图画来诠释中国的20世纪70年代末，很有警醒力量。

后来，在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办的杂志《同舟共进》2001年第2期上，我又看到了廖冰兄的另一幅漫画——一个老人在朝阳下做早操，汗衫短袖，精神抖擞；另一个老人依然瓮中人形象，缩在一旁，唾沫四溅，批评说：呸，自由化！

画中的两个老人都取画家自己的相貌。同一个人有两幅面孔，体现了两种心态。这是画家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和评判。

这幅画估计画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或后期。不论在批判精神上还是在叙事风格上，它都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幅一脉相承。

十年流光飞逝，没有惊醒梦里人，他们还蜷缩在无形的瓮中。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神话故事，但是我们自己却被桎梏于这样的故事里，只顾看老神仙下棋，用于生存和发展的斧头连柄都朽了，我们竟茫然不知。

我们日日批判资本主义，却不知资本主义已经在末路上调整了一番，经历过生死轮回，又有了新的生命和动力。

我们的改革开放其实与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有不解之缘。

广东人亲眼看到，咫尺之隔的香港在短短20年间，由一个曾经落后于广州的小区划一跃而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国门刚刚打开，广东人在广州火车站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回乡探亲的香港同胞。在这块睽违的土地上，许多香港人刚走到火车站的出口，就匆匆打开旅行箱，给拥来迎接的亲友分发礼物：收录机、电饭锅、手表、项链、衣服，甚至尼龙丝袜，应有尽有。那种乱哄哄而又洋溢着亲情的热闹场景，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大景观。

天时地利人和，都注定了香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支点，一个起航的港湾，一个经常性的参照，尽管它属于资本主义。

1978年6月，一个62岁的老人来到尚在英国治下的香港，考察香港招商局的经营情况。他叫袁庚，当时在国家交通部外事局任职，而香港招商局就是隶属于国家交通部的。

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是李鸿章接受容闳的建议而创办的，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它本来是洋务派“自强”和“求富”口号的产物，由3艘轮船起步，5年之后，就已经拥有12艘轮船。

但是百年风云荡平了多少梦的涟漪，袁庚看到的招商局已经破烂不堪。1950年，招商局归新建立的共和国所有的时候，尚有13艘轮船，现在却一艘也没有了。相反，有一个叫包玉刚的香港人那时只有两艘船，如今却成为世界船王，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

历史的浮沉令人迷茫，令人感慨万千。

尽管如此，袁庚还是看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10月9日，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送到了中共中央几位重要领导人的手上。

三天之后，“请示”就得到了批复，充分表现了这种新思路在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们心中的份量。

当月，袁庚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在香港就近建立工业区的方案开始成形。

1979年1月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国家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深圳蛇口创办工业区。那里与资本主义的香港只隔着一抹浅浅的海湾。

蛇口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负责集资和实施创建，参照国际通行的方式运作。即所谓“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显然，它的意义远远不限于经济。

2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北京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在蛇口建立工业区的问题。

袁庚在会上介绍了关于蛇口工业区的具体设想和未来发展前景。他说：

“香港近十年经济起飞，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是自由港。”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光锁定在蛇口。

袁庚担任了蛇口工业区的第一任管委会主任、董事长、党委书记，为改革开放大业在南方点响了开山的第一炮。

处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位置上，蛇口注定了要历经毁誉。

1980年，在蛇口码头的施工进程中，管委会规定：开挖土机和翻斗车的司机每天完成40车以后，每增加一车奖励4分钱。规定出台，原来每天平均不到30车的进度被刷新为80车，最高记录达到130车。但是奖励规定却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没想到事情的因果关系竟如此的明朗，奖励一经废止，进度又降至每天平均40车以下。

司机们的眼睛盯着这4分钱。

4分钱的事，操办起来还真不容易。最后是中央领导人发了话，才得以重新施行。

4分钱的事也要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层过问，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是如今生活在越来越宽广的市场经济海洋中的年轻人难以想像的历史。

广东虽然手握中央允许先行一步的尚方宝剑，但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那时候，国务院有许多部委办的文件常常会在文末加上这么一句——“广东、福建也不例外。”短短的一句话里，有多少乍暖还寒的节令气息，包含着多少历史的潜台词！

先行一步，步步都不轻松。

1988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德育教师李燕杰和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曲啸、彭清一一行来到蛇口。一年来，这三位名噪一时的“青年教育家”在全国巡回演讲，所到之处掌声如雷。但是在给蛇口青年建设者作报告时，他们的观念却遇到了抵制，与那些在改革开放春风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发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蛇口人毫不隐讳自己的“淘金”梦。他们认为，个体的理想可以与国家的理想相互共存，不应否定或藐视个人的合理需求。“青年教育家”们却大力张扬“不言利”的传统理想和道德，抨击“淘金”的动机。

曲啸批评说：“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

当时，“姓社姓资”尚有威慑力量。因而在会上，彭清一甚至威胁一个发言者说：“你敢不敢把名字告诉我？”当然，他得到了堂堂正正的回答，还得到了哄堂大笑。

蛇口因此又响了一次名。

时代已经变了，尤其在南方的热土上。但是“教育家”们一不小心却站到了历史车轮的后面。

在这块热土上开展关于“淘金”的争论，实质上就是搅起数十年风雨的“姓社姓资”话题的折射，是改革思想用民间话语对传统观念的一次狙击。

半年之后，在七月的暑热之中，袁庚在南海酒店——深圳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设宴，接待来访的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先生。

南海酒店名副其实，依南海而建。

在10楼的燕巢厅，袁庚透过落地玻璃望着碧海蓝天和隐约可见的香港，感慨地说：

“建国几十年来，我们没有真正解决好富民强国之路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能不能面对香港、澳门，在离资本主义最近的地方，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搞得比他们高明一点？”

袁庚说这话的时候，蛇口工业区已经快满10岁了。

但是说起创办蛇口工业区的初衷，袁庚依然一片深情。

而这一片深情，显然饱含着壮志未酬的叹喟。或许，也包括了对那些“青年教育家”传统观念的无奈？

在建立“蛇口模式”20年后的1999年春天，为了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广东一个电视摄制组专程赴蛇口采访了袁庚。

袁庚生于深圳，在深圳成就伟业，退休后依然留在深圳，住在与他的名字分不开的蛇口的海边。从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他打过游击，参加过解放珠江口岛屿的战斗，赴越南当过胡志明的作战顾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蹲过共产党自己的监狱，最后回到家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框架图上，画了自己生命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总结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曾经发聋振聩，风行全国。1984年，北京举行国庆游行，特区的彩车张挂着这两句口号通过天安门，霎时间将它推向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使它成为20世纪末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

如今，年过80的袁庚依然性情中人，笑声朗朗，语含机锋。面对摄像机，他把一副老花眼睛推到额头顶，大角度斜靠在沙发上，高高架起二郎腿，老来还是一副潇洒不羁的神情，说起话来挥洒自如。

他谈了蛇口的意义，也谈了蛇口的艰辛。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来说，袁庚无疑是一员有着过人胆略和开拓精神的勇将。但是据袁庚说，当年划拨蛇口工业区土地时，本来可以划得很大，可是却只敢要了很小的一块。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兼任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他用红色铅笔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圈，蛇口所在的南头半岛整个地都在这个圈内。袁庚只要敢接，那一大块就都是他的，都成了改革开放阵地的最前沿。

但是我们这位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只要了2·14平方公里。

就因为对这支即将唱响的新歌心中尚存忐忑。

后来，袁庚有些后悔，感叹自己当年思想不够解放。

社会进步的足音常常伴有这样的感叹，那只不过是对逝去的历史作些假设性的注解而已。一个成功者回望起跑线的时候，事过境迁，心态自然已经不同。如果重新回到起点，那种选择依然是艰难而充满压力的。

袁庚坦诚地说：“如果没有三中全会，没有三中全会开创的新局面，广东的改革开放任何人都不敢搞。”

这是一个过来人依傍着历史大树所作的肺腑之言。

但是这部电视片最终没有用上采访袁庚的镜头。在片子的后期制作阶段，有些人视袁庚的个性化为很不端庄，觉得那种随意，那种大大咧咧的坐姿不入眼，大概认为应当正襟危坐才像党的高级干部。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干部，需要什么样的风度？

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思忖的问题。

蛇口属于深圳。

深圳可以算得上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深圳之路，承载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种种重负。

深圳特区被说成是“走私的通道”、“黑市的集散地”。

有的领导人坚持不去深圳，大有“不共戴天”的意味。

也有人看一趟深圳回来抱头痛哭，说深圳只剩下那面旗子是红的，其余的都变色了。

有人甚至将深圳的成片土地开发与三十年代上海租界的“跑马圈地”联系起来。

当时内部还发了一个参考材料，题目是“中国租界的由来”。

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在日后说起此事——

“看了以后，我心里一楞，说，这不是当着和尚骂秃驴吗？我们这里搞特区，他们怎么弄了这么一个参考材料！”

在改革开放早期担任过另一任广东省省长的刘田夫告诉我们说：当时有一位副总理提出，要在广东建设一条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邻近的省份隔离开来。

如果这条铁丝网真的立起来了，那么它就不仅仅是花费了许多的钢铁，还会隔绝许多人的眼光，窒息许多人的希望，成为历史的笑柄。

    但是，特区终究还是有了设防的边界。那条需要一张“边防证”才能通过的深圳特区铁丝网，全长90.2公里， 花了四年时间、1.35亿元人民币方才建成。如今，深圳市的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提出，应当让它寿终正寝，撤离历史舞台。

对于“姓社姓资”这个话题最为敏感的时候，是中国的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

1989年，“六四风波”里激荡着一股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

1990年，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解体。我们从电视镜头上看到，万千人怀着莫名的兴奋狠命地对柏林墙又砸又推又撞，还看到柏林墙轰然倒塌之后的狂欢场面。

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布热津斯基在1984年4月出过一本书，书名是《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他在书中预言：“到了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和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值此多事之秋重提这一段旧话，不免令人生出一种心灵的震撼。

再往前追溯，1978年，当时已经年届80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F·A·哈耶克提出，在巴黎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题目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这位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望看到这个话题有一个最终的了断。而他自己则坚持认为：赞成市场秩序的人将会证明，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

作为被西方多国政要推崇备至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发出的挑战引起了东西方的广泛关注。尽管因为种种操作上的原因，辩论未能举行，但是哈耶克这个提议本身就咄咄逼人。

也就是在197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起步。

这与哈耶克的叫板当然只是偶然巧合，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阵营走过了三四十年的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历历在目。世界正从不同角度重新思考关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话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深切感受到20世纪末的世界动荡，更因为深切感受到打开国门之后各种源于异域的思潮的冲击，中国在80年代与90 年代之交再次紧了紧插着社会主义旗杆的土地。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几乎所有的中国重要报刊都连篇累牍地发表肯定和赞颂社会主义的文章。《人民日报》甚至在1990年1月花五天时间连载了一篇理论文章《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篇署名文章长达四万言，这种长度的报纸文章在现代报史上应当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历史永远是泥沙俱下的洪流。每一个高高举起的浪头上，都会有一些水中杂物假借浪头的名义高高跃起。就好像每一次的政治运动都给挟嫌报复的人带来一个新的机会。

“姓社姓资”的话语借“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之机，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一轮新的为难。

有些批评的话说得非常直白。比如1991年底，北京一家期刊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一文，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目的，因此对于改革的手段，就不能不问它‘姓社’还是‘姓资’。”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它是与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唱反调。

改革之路又遇到了一个窄口。

又是一番冲突和较量。

这一次冲突和较量的最终结局是邓小平的南巡，中国的改革开放再一次越过险滩。

    但是“姓社姓资”的阴影并没有从此匿迹隐退，它依然像个幽灵徘徊在20世纪末的中国大地。

1996年，贵州省经委主办的《经济工作月刊》在七月号发表了《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这样一篇文章。

这篇长文其实早已在前一年的春天就已经以打印稿的方式在京城流传，人们称其为“万言书”。

这篇文章把“姓社姓资”的诘问体现在“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上，对中国所有制方面的变化作了严厉的批评。

与文章的题目一样，该文有些话真可谓危言耸听：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和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当时非常敏感的社会话题，人们可以从中感受社会寒流和暖流的流向。再加上它的遣词造句都透现着很强的杀伤力，所以不管是在北京的私下里流传还是在边远地区的公开露面，这篇文章游走在中国大地，总受到关心国家前途的人们关注。

《经济工作月刊》是一种没有多大社会影响的期刊，看上去它是将这篇文章作为“批判对象”来登载，实际上却使这种声音走上了公开的讲坛，也使自己站在了敏感地带。

就好像处于两种气团的狭窄过渡区域，在那个锋面上总免不了云雨或大风。这一期的《经济工作月刊》被有关部门要求收回。杂志也因而停刊。它的刊号最终为一家经济信息类期刊所用。

我曾听一位贵州出版界人士说，其实此后不久也有其它地方的刊物登载了这篇文章，却没有什么事。

他的意思是说，本也没有太大的事，就看具体主事的人怎样处置。

从他的话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万言书”不是一两个人的随感，它有一定的市场，代表着某种思潮。

这篇文章的作者们有没有注意到顺德的走向，我们未知其详。

但是顺德的综合改革就是在这种关注下展开的，就是在这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社会大场景中展开的。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风雨路，有助于我们理解和体会顺德转制的艰辛，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顺德人的开创精神。

“姓社姓资”就像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那一只金箍，任由唐僧随时随地念起那紧箍咒。孙悟空即使有上天入地的能耐，咒声起处，也不免抱头叫痛，在地下打滚。

在《西游记》里，如果没有那紧箍咒，唐僧的西行或许会缩短些时日，师徒四人将提早到达目的地。

但是，他们必须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姓社姓资”的头箍有没有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销声匿迹？

历史的车轮颠簸着前行，它的道路都是以苦难的砖石铺就的。

如果没有重重的苦难作为牺牲，历史似乎就失去了深沉和悲壮，失去了沧桑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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