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抉择

1992年10月15日，上海首次拍卖国营、集体商业企业。

这次所拍卖的七家企业，全部被来自浙江的私营业主买去。其中桐庐县农民陈金义一口气接连吃下六家。

陈金义的浙江省皇家实业有限公司代表得到老板的指令：不惜一切代价，把拍卖的商店全吃下来！于是频频举牌，所向披靡，连续吃下沿街六家店面，每平方米12863元。

最后一家叫东宁油酱店的企业之所以没有被“皇家实业”买得，是因为公司的举牌者得到了新指令——

事情不要做得太绝，放一家给别人吧！

这最后一家的得主，同陈金义一样，也是私营企业，同样来自浙江。

当年12月21日，于光远、董辅礽等30多位有声望的经济学家汇聚杭州新世纪饭店，参加以这位32岁的农民的名字命名的理论研讨会，探讨“陈金义现象”。

次年的1月5日，陈金义被增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

虽然“陈金义现象”说得热闹，但是陈金义买下的这6家企业只不过是一些小商店而已，总面积不过112·8平方米，其中最小的一家甚至只有7平方米。所交易的金额也很小，6家店面总共拍得的金额只不过145·1万元。与几年后横空出世的企业转制相比，这样的买卖还算不得“革命”。

而且，买卖小商店的事已经有过先例。

早在1986年7月，沈阳市皇姑区就有三家经营不善的小商店被三个个体户买走。

那年岁末，北京的海淀区拍卖了6家长年亏损的小商店；上海市长宁区的永红百货商店也拍售了下属3家亏损的小企业。

不过比起这些往事来，陈金义更显得轰动。

来自浙江的私营企业在上海大码头纵横恣肆，上海参加竞拍的企业竟全军覆没。事情确实发人深省。

但是人们的震惊主要在于泥腿子进军大上海，注意力只停留在私营企业的气魄上。

当时，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田志伟等人为此事写了一篇小通讯，就连远在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也刊登了。在这篇小通讯的结尾，作者画龙点睛地写道：

“陈金义的脱颖而出，迅速在浙江在全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已有20万之众的中国私营业主群体开始行动……”

2000年11月8日，美国以关注经济人物而著称的权威杂志《福布斯》公布了“中国大陆50名首富名单”，将陈金义名列第35位，其中理由就有“收购了6家国有零售店，用于他目前经营的食品及饮料生意。”但是据我们一些报纸报道，其时，陈金义买得的那6家小店都已经消失在上海市的城建热潮之中，何谈经营食品和饮料！美国人的失误，表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无法跟上中国的发展脚步；同时也表明：陈金义在上海滩的表演给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美国佬也牢牢记住了这件事。

关于当年在杭州新世纪饭店里研讨“陈金义现象”的会议记录，我们今天已无从查找，不知道经济学家们对这位农民企业家作了些什么样的评价。但是从“陈金义现象”这个命题来看，当时经济学家们最为关心的还只是：一个农民的发展道路有多广？社会向他敞开的胸扉有多宽？

对产权交易这种市场经济大潮之中的新式买卖本身，对它预示的新的丰富内涵，人们还没来得及充分品咂。

即使如此，“陈金义现象”依然是一种先声。

邓小平南巡的意义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开始显示，带来了新的事物和新的气象。“产权”这个新旧世纪之交的震撼人心的新话题，就这样悄悄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深层次改革的浪潮渐渐涌起。

产权交易成为一个热点渐渐火了起来。

1994年，海南召开了全省产权交易大会。参加产权交易的类型包括法人股、飞机、高速公路、酒店、工程项目等。大会开幕的当天，就完成了海南省首例规范化产权交易——海南环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琼海市人民政府签定了琼海市罐头厂的产权转让协议。

就在那一年，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投入试运作。

也是在那一年，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的全国最大闲置设备交易中心在西安正式开业。

    还是在那一年，四川乐山无线电厂产权转让，915万元产权一挂牌，企业及个人即踊跃抢购。短短16分钟，全部售完。购买这家工厂产权的企业和个人近千家，呈现出巨大的热情。

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在这种大场景中展开的。

但是，顺德的与人不同之处是：作为第一批经受改革开放洗礼的冲浪者，它不鸣则已，一鸣冲天。

顺德一出手就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不是小心翼翼的尝试，不是出于对改革大势的简单交待。

那是一场由政府出面的、全方位的产权革命。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站到了时代的舞台上，面对历史的风云；几乎每一个人都被改革的旋涡扯动，经受了心灵的战栗。

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远远走在那些产权交易会和产权交易中心的前面。如果说，那些产权交易还有较多的企业改革的色彩，还有一定的被动性质，还以吸纳资金为主要目的，顺德的产权改革却已经真正进入了所有制改革的自觉阶段，一声“靓女先嫁”，就充分表明了顺德人的自觉意识和进取之心。

无疑，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是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历程上的一个标帜性事件，在理论上为产权制度改革廓清了道路。

“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一种崭新的说法。

这种说法属于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顺德的脚步，正踩在这条两个世纪的连接线上。

我听过好些顺德人不无自得地说：

“十五大像是为我们顺德开的。”

    十五大以后，产权改革名正言顺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登场。各地产权改革的信息不绝于耳——

1997年11月15日，北京首届产权转让交易会在新大都饭店举行。

会上公开出售了40家小企业。国内外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做买主，只需交报名费200元。

1997年12月19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加快放开公有小企业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在继续组建和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的同时，下决心加快彻底放开小企业改革的步伐。通知的第一条是：合理进行资产评估和确定产权出售、转让价格，鼓励产权流动重组和职工入股。

次年的1月1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把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作为振兴地方经济、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出售和转让公有小企业；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这已是中国的大走势。两者此消彼长，中国悄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1997年年底，作为安徽省重点扶持的15家国有企业之一的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兴建一家电工制品企业，预计总投资4000多万元。合肥市一位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私营企业家闻讯前来联系，主动表示愿意出2000万元参股。

1998年2月，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意这位房地产商的私人资本介入国有经济。

尽管2000万元只占总股本的49 %，但是也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

1998年3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博士张承耀就此事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个人参股成为大股东完全应该支持。49%和上市公司个人持股5‰的限制，不应当成为一个绝对的界限。即使个人持股、参股突破了这个限制，也并不就是私有化了。”

    1998年3月13日《羊城晚报》报道：湛江开发区两元卖掉两家公司。

这两家公司都是湛江开发区的直属二级企业，成立于1985年的热带作物公司已负债780万元；成立于1994年的昆明公司也已负债297万元。当时，这两家公司除了几张桌椅和一身债务之外，别无长物。因此，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决定，“零价”将这两家公司出售给原经营者，只象征性地各收取一元钱。公司的所以债务由买方承担。

1998年4月25日的《羊城晚报》又报道：湛江开发区八元钱卖掉八家企业。其背景其情形与一个多月前所报道的两元卖两家公司一样。

一元钱卖一家企业当然只是为了保持买卖的形式，金庸先生将自己的《笑傲江湖》在大陆的摄制权卖给中央电视台也是开价一元钱。

但是几乎与湛江做这几桩一元钱生意的同时，有些地方干脆连这种买卖的形式也摒弃了，在国有企业改制转让时要价为零。

建于1931年的杭州食品厂有职工近800人，总资产为7854万元，但是实际上处于负资产状态。经杭州市有关部门同意，该企业以零元的价格转让给内部职工，组建成股份合作制企业。

1998年3月23日，《广州日报》头版头条报道：番禺两民营企业斥资亿元，收购四家镇集体企业。

转让的四家企业都是在市场经济运作中有点尴尬的角色。其中投资1200万元的罗兴铜业制品公司于1994年建成，竟然一直未能投产。

番禺市市委书记在转让签字仪式上说：我们要鼓励民营企业兼并或收购国有、集体企业，目的是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各自优势，合力加快番禺的现代化进程。

1998年4月27日，陕西省宝鸡市拍卖了6家国营小企业。27日拍卖的扶风饭店有3个竞买者，其中一个代表饭店的职工。职工们好不容易凑齐了底价保证金160万元，但是经过44轮激烈竞价，这家饭店落入了扶风县最大的私营企业手中，成交额高出底价231万元。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饭店的女工们都哭了，不知所归。

竞买成功者却说：我将全部接收扶风饭店员工。

1998年5月22日，广州市国有中小型企业产权转让介绍及项目洽谈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所推介的项目近百个，涉及15个行业。主办者希望通过洽谈会引进外资参与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改组和改造。

有家报纸的报道标题为：广州国企赴港转让产权。

1998年夏天，名列广东“四小虎”的中山市市委、市政府一连发布了《关于深化公有企业改革的暂行办法》等八个文件，提出：公有投资从一般竞争中退出，将90%以上的企业改组为多元投资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市委书记崔国潮说：这是一次关乎中山市能否从根本上摆脱旧体制束缚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革。

    风云似乎已经酿就。

但是，风究竟应该怎样刮，云究竟会飘向何方，似乎还具有不确定性。　　　　　　　　　　　　　　　　　　　　　　　　　　　　　　　　　　　　　　　　　　　　　　　　　　　　　　　　　　　　　　　　　　　　

1998年7月10日，国家经贸委发出通知，批评一些地方政府把严肃、复杂的国有小企业改革简单化为“卖企业”，乱提口号，制造舆论，甚至采用搞运动的方式，开大会进行动员，定进度，压指标，引发许多问题。

通知指出：国有小企业改制要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不能甩“包袱”，一卖了之。

吉林省曾有人提出：职工加股东，才是主人翁。也许就属于文件里所提到的“乱提口号”？

    紧接着，1998年8月5日，新华社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煞煞“卖企业”这股风》。

文章批评说：近来发现，一些地方在国有小企业改制过程中，刮起了一股“卖企业”之风，不加分析地把国有小企业一卖了之。个别地方的负责人甚至提出，要“差的送，好的卖，实行非公有化一步到位。”并说，不这么改就是不认识，不称职，就要腾位置。文章指出，目前，这股卖企业之风在一些地方还有蔓延之势。

但是潘多拉的匣子已经打开。我们看到的，是滚滚烽烟。

    1998年8月18日，广州第一家百年老字号国有企业云香楼正式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万元的股本金全部由该酒楼的职工持有。为了保护职工利益，云香楼的转制的募股方案中，还制定了分期付款的办法。有关这家老企业转制的消息特地提到，转制过程中没有职工下岗。

1998年12月中旬，一家民营的文化公司在广州松园宾馆搞了一个《中国民营企业现代经济与管理战略研讨会》，邀请了几位专家和几家企业管理顾问类型的公司在会上演讲和回答问题。

花千余元赶来听会的人里，有许多来自珠江三角洲的中小民营企业，深圳也来了不少。这些人尤其对出席这次会议的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和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特别感兴趣，也许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达到刘永好的高度吧？还没等会议正式开始，他们就行动起来了，要求会议的组织者在报到的那天晚上安排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让刘永好与大家讨论和沟通。

这位已是全国政协常委的著名民营企业家面孔黝黑，穿一套色泽不鲜明的西装，给人一种奔波劳作的感觉。

但是他的精神状态一点也不低沉，他的目标和立场非常鲜明，他的事业更是辉煌。

他在会上自豪地宣称：“从1992年开始，我们先后兼并、收购了30余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转入新的运行机制后，在市场竞争中显示了较强的生机和活力。”

这种自豪似乎表明，买卖国有小企业已经成为风潮，并且成为时代的骄傲。

问题是我们怎样把握它的推进。

更重要的是：我们怎样评说——在中国，怎样评说一件事往往要比怎样做一件事更重要。

老百姓说话总是没遮拦，他们对产权制度改革一言以蔽之：卖企业。

斟词酌句和概念的界定是政府部门和理论家的事。不管党和政府用什么样的委婉说法，也不管产权制度改革里还丰富地包含着公有民营、租赁、赎买经营等多种形式，老百姓只知道用最简洁的语词直奔最让人关注、但是却并不一定最显山露水的那一部分内容，而那往往是主题所在。

在顺德，企业转制的进程依然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进入了扫尾和完善的阶段，正走向一个完美的结束。

1998年，顺德市基本完成了市属竞争性全资企业的转制。

这一年，需要转制的企业共38家，完成转制的有35家。市行政机关属下的企业全部脱钩。

    这一年，顺德以中共十五大之后的历史眼光给转制以重新审视，对一些已经转制但是仍由政府控股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行调整，重新明晰法律责任，实施二次转制。

这一年，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被舆论界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刘伟教授在南海演讲，有一段话提到顺德：

“我就十分羡慕顺德，它在1992、1993年企业还较为年轻时就开始卖了，积极探索另一种公有制形式。如果等到现在才卖，恐怕有很多企业都卖不出去了。卖，对地方政府而言，是放小；对中央政府而言，是抓大。在卖的过程中要注意两点：一是按有关规定会议制度去卖，千万不能乱卖一气；二是卖不掉就送。”

1999年3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大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作关于宪法修正草案的说明。

    宪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内容：“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宪法修正案草案还以“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取代了过去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提法。

从“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体制外到体制内的重大跨越。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既然如此，国有企业的性质转换应当已经不存在法律障碍。

“卖企业”的说法似乎随之有了点中气。1999年5月15日的《羊城晚报》有一篇关于顺德的报道，尽管文章有些闪烁其词，似是而非，但标题赫然就是：顺德纷纷卖企业。

媒体的热情渐渐高涨。

这一段时间，《广州日报》的经济理论版集中发表了好些篇关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文章。

199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李义平博士的文章《民营经济“做大了”蛋糕》说，不论从资金还是从经验看，目前民营企业只具备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资本重组的力量，但是他认为：

“我们可以从中小企业开始，撕开一个口子，逐步推进改革。需要强调的是这决不是什么民营化，而是整个改革的必要过程。”

    1999年7月15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的文章《对国企实施战略性改组》说：

“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国有中小企业能否出售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当然可以出售。不能认为出售国有中小企业就是搞私有化，犹如国有商店出售生产资料或消费品不是搞私有化一样。”

张卓元还说：“不能把出售只限于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因为这种企业是不会有买主的，这样的主张是自欺欺人。”

但是就在此前一周，同在广州的《羊城晚报》却给媒体关于“转制”的热情制造了一个旋涡。

1999年7月8日，《羊城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该报记者文章《让大中企业淡出国有经济》。

文章眉题：深圳国企改革探索廿年再次棋先一着。

副题是：从一般性竞争领域大收缩，只据守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

这是该报记者关于当天上午召开的全省国有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而写的稿件。据说为此曾采访深圳市有关领导。

次日，该报编辑部在第一版几乎是同样位置，用很显眼的字体字号，发表了一则《重要更正和致歉启事》，承认昨日关于深圳国企改革探索一稿有重大失误。

“启事”指出：那篇文章的标题和内文里都有“让大中企业淡出国有经济”的提法，那种提法，不符合党的十五大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神。

从媒体的表现和它们自身的命运，我们可以纵览历史的风云。

就在这一年，国务院体改办的杂志《中国改革》连发三文，三论国企改革，认为必须走出悖论，打破国有经济占主体的格局，并认为，非国有化才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

这三篇文章受到了批评。

《中国改革》因而停刊整顿。

朱镕基一气之下甚至提出：国务院系统不要再办杂志。

而陕西的内部资料（即以前的持内部刊号期刊）《天人今古》则发表文章说：所谓多种经济成分为辅，其实就是以私有制为主，就是主张剥削。文章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应当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并批评邓小平的发展生产力的说法不对。

这种“极左”的思潮，自然也受到了批评。

巨大的历史之结已经松动，但是依然没有打开。

疾风，依然在旷野盘旋。

1999年8月11日至12日，江泽民在大连市主持召开东北和华北地区八省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

在会上，江泽民指出：必须不失时机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使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他又说：我们要积极开拓，勇于进取，但决不搞私有化。这是一条大原则，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并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量将会继续增加，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分布更加合理，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会有所减少。”

“私有化”依然是恶名，人们惟恐避之不及。

被一些人视为有“私有化”嫌疑的企业转制却不断地推进，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却依然坚定地顺着中共十五大打开的通道，迈着细碎的脚步前行。

1999年11月13日，《广州日报》A8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村办企业买了省国企”，说的是广州近郊的事：一家村级公司买了一家省属国企“兴华”大酒店。

四天以后，《羊城晚报》在头版报道来自深圳宝安的消息《两私企“娶”了盈利国有公司》。文章说，私营企业入主国有小企业已经不限于亏损的一类，盈利的国有公司也进入了它们的视野。

不久，我们听到了大工业城市上海的消息——

1999年12月9日，新华社的一则电讯报道：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陈良宇近日在一次会议上说，上海今后一般不再兴办国有小企业，小企业领域内的国有资本也将分期分批退出。”

电讯还引用这位副市长的话说：“国有资本要趁市场价值适当的时候坚决、有序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以腾出经济空间，使上海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不能等国有资本败下来了再退出，那就晚了。”

    一个多月后，又有关于北京的报道——

    新华社2000年1月12日电：“今年起，北京市工业系统将不再批准建立国有独资公司。”

与此同时，不少个案也在以各自不同的形式，不断展示着国有小企业世纪末的新走向。

2000年1月18日，浙江省国营企业桐庐旅游总公司被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收购。桐庐旅游总公司是桐庐县的龙头企业，拥有两家宾馆旅行社和著名的“瑶林仙境”等六大景点的经营权，有国家正式编制的职工800多人。据称，该企业1999年的收入是6000万元，利润想必不会太高。浙江省经济事务所对其作了评估后，定下的股权转让“暗标”是5500万元，但是民营企业“金都”开出的标的竟是9000万元。

同一家企业，在国营和民营的手中和眼中竟有这样大的价值差距！这确实发人深省。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不但是资产的计算方法不同，也是对不同的经营体制、管理方式效果的衡量不同，更是对未来信心程度的不同。

有记者问浙江省旅游局管理处处长：瑶林仙境可以卖，杭州西湖也能卖吗？那位处长肯定地回答：当然可以卖！

这里所说的“卖”，当然指的只是开发权和经营权，但是在过去，这也肯定只是国营企业的专利。

2000年3月，《中国经营报》报道：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与海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定意向书，同意这家私营企业对区自来水公司进行控股经营，打破了国家自然垄断行业单一经济成分的局面。

    不管是亏损还是赢利；是开发还是经营；是垄断行业还是非垄断行业，清风吹来，国有小企业就像漫天的流星雨洒落民间。

还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5月，广东省中山市的市委招待所实行转制。政府承担了招待所的所有债务，将招待所租赁出去。原先的领导成了普通员工；原先的普通员工组成了董事会。

市委招待所也成为私营企业，或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2000年年底，浙江省余姚市第四中学以1500万元的价格，从公办变成了民办，投入私营企业老板的怀抱。学校也来赶趟，其中自然包含了公办多年的种种苦衷，也表明由公而私大有百无禁忌的势头。

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辽宁省海城市在1994年就尝试进行乡镇卫生院的产权改革，到1998年，已将三分之二的乡镇卫生院卖给了个人。这些转制的卫生院在与公立医疗机构的竞争中立住了脚，在收费不上涨和质量不下降的情况下，已有三分之一能够赢利。与此同时，全国5万多家乡镇卫生院，有70%处于亏损甚至面临解体。

2000年12月30日，珠海市公开拍卖了当地历史最为悠久的国有商店——香洲商场。珠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的有关人士说：国有资本退出商业领域，切断企业与政府的产权纽带，是珠海市1999年拟定的国有商业企业改革的方针。

珠海市共有四大国有商业集团，目前，这四个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正陆续进行产权改革，大多数已经顺利完成。据称，国有资产从四大商业集团的全线撤出，不但止住了因亏损而给企业造成的出血口，而且为市政府带来了1·9亿元的收益。

三个月后，位居广州百货业三甲行列的新大新公司与世界零售业巨头——法国的“家乐福”签定合作意向书，在广州成立“家新公司”，以打破广州百货业原先的平衡格局，重新分割市场。与以往的合资不同的是，这次中方所占的股份只有35%。《羊城晚报》的报道说：“据称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中方持股最低不得少于35%。”但是与过去至少占51%的规定比，已经放宽了许多。

涓涓细流汇集成河，在辽阔的版图上蜿蜒，划出了中国企业新的生命线，孕育了新的经济形势。

2000年2月，吴敬琏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节目采访时透露，目前在有的省，国有企业的份额已经只占11%。

吴敬琏说：那里的情况其实很不错，甚至比其它一些省好。

这是年头的事。与此相对应的一则材料是这一年年尾的事——

新华社2000年11月22日电：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说，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偏低，是西部省区同东部发达地区的主要差距之一。

次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刊载了该报记者与令狐安的访谈《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令狐安提出，要转变作风，全面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转变机制，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竞争力。他说：

“有些同志把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公有资产流失现象归罪于非公有制经济，这是不公平的。”

孰好孰差，两个世纪之交似乎已成定论。

这就是历史。

历史总是不慌不忙地举起它的计分牌。

但是我们依然有着种种的困惑需要甄别和清理。

2000年9月16日，该年第18期《求是》杂志出版。它在显眼位置刊载了署名荆伦的文章《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驳“经济私有化”观点》。这是《求是》这一年里特为组织的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看法的文章之一。它指出：

        一些极少数人还认为，公有制占主体不一定要求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比重，公有制占多大比重，要由市场竞争来决定。他们还主张，国有经济要尽快从竞争性行业全部退出。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

        7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立起一批大型企业，待这些企业建成，进入正常运转开始赢利时，再把这些企业出卖给私人资本经营，这实际上用国家的钱为私人资本获得利润创造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当然可以以牺牲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去装满少数人的腰包。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如果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牺牲广大劳动大众的根本利益，把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私有化，就违背了我党的性质和宗旨，党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就会失去政权的群众基础。

按这篇文章所说，西方国家出卖企业是有预谋的，但当前我们的转制却是形势所迫，对国家而言，两者有根本区别。

文章把事情提到了关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高度，提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稳定性的高度。

这其实也算不上上纲上线，算不上耸人听闻了，坚持“转制”的顺德人同样也把问题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他们认为，不搞改革，我们的产权状态必然滋生腐败，不但搞坏企业，而且失去民心。

冯润胜就说过：“再不改革，产权就会动摇政权。”

 都说得那么严重，这产权制度改革的事显然成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隆重的话题。

不论舆论怎样明争暗斗，“退出”依然在继续。

2000年11月，《中国证券报》刊登了国家统计局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现有的196个工业行业中，国有经济应逐步从其中146个一般性竞争行业中撤离；在35个行业中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只在15个行业中继续居于垄断地位。

至此，“退出”一词更是甚嚣尘上。

有人认为，在大众传媒上公布这份研究报告具有误导的作用。

但是像《中国证券报》所刊登的这条消息一样，大多数“退出”的说法都设置了一定的前提，至少有“一般性竞争行业”这样一个限定；而且在主张退出的同时，肯定国有经济应当在某些领域继续发挥控制作用，强调国有经济将依然保持主导地位，只不过是不再以数量而是以质量来实现这种地位而已。按照这种思路发展，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将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求是》的文章却指出：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固然不仅取决于数量大小，还取决于公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的质量和控制力，但是，数量与质量之间是有联系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如果公有制经济过度萎缩，它就不能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部门和行业，其影响力、控制力就会大大削弱，就难以引导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中国，争论常常是含蓄的，平实的叙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就像湖面的平静之下，有暗涌在深处激荡、争锋。许多事情甚至要在它成为历史陈迹时才能被老百姓咂出味儿来。

关于企业转制的话题，还将久久占据舆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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