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欠老百姓太多 ”

顺德的企业转制以社会保险机制为后盾。

企业转制大潮涌来，每一个员工都陷入了社会急遽变化的湍流。在企业结构的整合之中，许多人的生活道路骤起变化，破产、兼并、拍卖、优化、精简、流动，下岗，如此种种，无不改变着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身份，甚至将一些人暂时排斥在就业的大门之外。经济大潮的朵朵浪花就这样飞旋着呼啸着，溅起的水气濡染了人们的发梢，打湿了人们的衣襟，牵引着许多人离开自己早已熟悉的生活轨道，去新的天地里跋涉。

这是人生之路的起伏跌宕。万千人生之路的起伏跌宕，就纵横叠加而成为社会的剧烈动荡。

社会保险正在为这种起伏跌宕坚守最后的底线。

顺德的转制成功地运用了社会保险这条最后的底线，。

1998年的4月，我在顺德市作有关社会保险的采访。

那一阵子，朱镕基正在英国参加第二次亚欧会议，中国总理的外交风采不但被老外赞许，也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时尚话题。

会议前夕的4月1日有一个晚餐会，朱镕基谈笑风生，畅言国事，受到世界的关注，其中他就说到了与社会保险有关的事。

据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报道，朱镕基说：

我听说英国一些企业家愿意到中国去收购国有企业，我欢迎你们去，但是有一个条件：原来国有企业的工人一个也不能开除。因为中国还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只需要100个人工作的话，却用了300个人，你如果开除了200个人，他们都来找我要饭吃，我没有。

中国总理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在向世界宣布：中国不愿意以加大失业比例的代价去提高效率，换取经济的发展。

在一个人口数字如此庞大的国度，要使效率与就业比翼齐飞，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中国的失业率已经很高了。虽然官方公布的数字在一些学者看来太低，与事实有较大差距，但也足以亮起红灯。

1996年到1997年，正是下岗大潮涌起之际，社会上有人编了民谣说：毛主席一挥手——下乡；邓小平一挥手——下海；江泽民一挥手——下岗。这种民间语文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刻薄，但是却通过一种情绪的宣泄，道出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话题和时代关注的热点、难点。

顺德糖厂的张绪跃曾告诉我，1998年元月他回四川老家，在达川市，市政府的秘书长跟他说：送一两个企业给你们，只要能让企业的员工有三分之一继续上班就行了。当时他有些心动，但是第二天正好当地有几个县的下岗人员闹事，他赶忙打消了这个念头。

中国已经陷入了失业的苦恼之中，以致经济学家钟朋荣在他的讨论就业的专著《跨世纪难题——谁为中国人造饭碗》里，提出了让好些职业妇女不满的口号：男人留岗，女人回家。

钟朋荣为自己的这个口号提出了许多经济理由和社会理由，还设想了许多有关措施，比如：给女人发社会救济金而不给男人发，以迫使男人工作；并以社会救济这一稳定的生活来源，维护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这套设计看上去很美，也很周到，但是能否用于实际呢？

有一次，我在一家企业的老总那儿闲聊，看到他的书橱里有钟朋荣这本著作。我不知道他的书橱是不是纯粹的摆设，但是既然入得此处，总说明有人注意到钟朋荣这本著作的存在。我同这位老总说起钟朋荣让女人回家以解决就业危机的思路，没想到他只用了很朴实、很民间也很形而下的一句话，就轻描淡写地化解了钟朋荣这个口号。他说：“只剩男的上班怎么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我们的确很难想像整座办公大楼里没有一丝女人气息的情形，很难想像满目须眉只有家中才有女色的情形。

沉重、严峻的就业压力，似乎正在穷尽我们的一切思路和对策。

在2001年春天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妇女回家的倡议，激起了不少反对声。正值国际妇女节，《广东商报》甚至刊发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妇女“回家”及传媒操守》，批评当时许多宣扬妇女回家的媒体说：“离开操守的传媒，传播出来的声音是垃圾。”

尽管如此，钟朋荣这本《跨世纪难题——谁为中国人造饭碗》已经在2001年1月印了第3版，总印数达到22000册。看来，很多中国人都在关心饭碗的事。

那天，我在广州号称文化街的文德路一家小书店里浏览，见到玻璃橱窗里有这本书，想看看它的版数和印数，就让店员给我拿。店员是个小姑娘，还戴副眼镜。她隔着柜台问：“哪一本？哦，《谁给中国人碗饭》呀！架上就有。”

旁边另一位店员立即指出她读错了书名，小姑娘不好意思地说：“上次也读错了，怎么读不顺？”——可见想翻看这本书的人决不止我一个。

小姑娘只不过是一种误读，但是误读得有趣。是啊，如果不解决就业问题，将来谁给我们一碗饭呢？

当今天下，只有社会保障系统能给我们以安慰。

社会保障的职责不是解决就业问题，但它也许是我们正视和处置失业问题的最后堡垒。

顺德市社会保险局离市委市政府大楼不远，一座不算大的楼，挂着两块招牌。一块写着“顺德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另一块写着“顺德市德安保险有限公司”，展示着中国政体的一个特殊现象——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就在上一年，“社保局”的全称是叫“社会保障局”，不是“社会保险局”。英文的SECURITY可译为“保障”，亦可译为“保险”，但是译法的改变说明了什么？为了与各种保险配套？

在顺德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的那座楼里，见到了既是副局长又是副总经理的邱侠强。

那天邱侠强穿一件鳄鱼牌夹克，五十来岁的样子，额上的头发已掉完了，有秃顶的趋势，但是浑身上下充满活力，处处显出精明。他很健谈，语速很快，而且一说起来就有些刹不住。随着话语的奔涌，他不停地转动身体，不停地做手势，还在语言中夹杂了不少笑声。

也许因为坐在这座楼里，邱侠强对社会保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体会得尤为深刻。他不同意说社会保险是综合体制改革的配套工程，他说：“不是配套，是超前。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社会保险。”

他给我说了一大堆各类数字，但是真正使我感兴趣的，是顺德人对社会保障的态度。

转制是利益架构的大调整，必然有分和合，有上有下，有进有出。

据1993年7月的统计，顺德全市转制过程中，已有3500职工被遣散。随着转制的深入开展，不断有人继续出列。

这些人怎么办？

改革的目的不是牺牲一部分人。

另据邱侠强介绍，顺德每年退休的职工将以超过3%的速度递增，至少增加2000人。这也是顺德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也就在1993年7月召开的全市经济分析总结会上，陈用志说：

“优化体制，理顺产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难度相当之大。我认为十多年的改革，最难的是这次，它涉及到上上下下，千家万户。”

顺德的干部对“涉及千家万户”有诠释，他们说：每一户人家至少要正面遭遇四项改革中的一项，那是必然的事，不可能绕过去。

顺德已经充分认识到：转制，需要负起社会的责任。既不能因噎废食，又不能放任自流，因而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为产权制度改革搭起一个稳固的平台。

1994年1月，在全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上，顺德市委、市政府提出：创建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险促转制。

这一年，中共顺德市委所发的4号文件《关于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若干规定》是转制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有专章规定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第十四条  成立顺德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配合混合型经济的发展，承担社会保险责任。

第十五条  在转换机制中，除了亏损、破产的企业外，企业遣散人员应控制在5%左右。亏损企业的富余人员应尽量在本系统或本镇企业内重新安置，如不能安置的作遣散处理。市属单位的固定工遣散按每年工龄干部1100元、职工1000元的标准，发给遣散费；并按每年工龄600元的标准，由单位代续养老保险；另按每年工龄100元的标准发给个人，由本人投住院医疗保险。各镇可参照此标准，另行制订标准执行，但最低不能低于每年工龄补偿一个月标准收入（即本企业上年度的人平月收入）。发放遣散费要按实际遣散人数计算，并由企业列册报市、镇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领导小组审批。经批准后，企业必须把社会养老保险费投保到德安保险股份公司，并按政策发给遣散费和住院医疗保险费后，产权单位才能抵销等值资产。凡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含五年）的员工，不能作遣散处理，只能办理企业内部退休，并按市社会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由企业为其在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缴纳养老保险费。在法定退休年龄前的退休待遇由企业负责发给；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养老待遇由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给付。

第十七条  企业转换机制前已离、退休的人员（包括干部、职工），企业要按每人每年工龄600元的标准向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缴费，由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统筹，负责按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及市政府对离、退休人员待遇的规定支付养老金及投住院医疗保险。

从这些条例中可以看到，顺德为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毫不吝惜。据《顺德报》报道，顺德每年投入社会保障的资金达两亿多元。

与此同时，退休职工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1993年，顺德职工的退休工资平均为每月120元。1994年的转制，使这个数字升至286元。到1998年我在顺德社保局采访的时候，顺德市属企业的退休职工平均每月的退休费已提高到390元，镇属企业的退休职工为330元。全市每年发放的退休工资达到1·6亿元。

顺德人反对把职工的权益区分得那样仔细，弄得那么复杂。过去，所有的职工都被分为三六九等，建国前、建国后；留用、起义；国营、集体——还分大集体、小集体；正式工、临时工、合同工，还有季节工、发包工等等，每个人只能站在自己所属的阶梯上领取一份恩赐。至于保险，只有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才有份。

邱侠强说：那是“同在蓝天下，待遇不一样。”

如今顺德人摈弃了这一套。在顺德，不论你是什么工种，属什么就业性质，只要认定了工龄即视为缴费年限，就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就连3000多名农村干部也都有了养老保险。

顺德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在抛弃旧模式时总是既果断又轻松。这也是顺德崇尚实际讲究平等的文化精神的体现。

由于充分考虑和尽力照顾了最广泛的利益群体，顺德的转制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多次挑战，在经济上却没有遭遇到大的麻烦和难题，社会也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和动荡。从整体上看，顺德可以算是在平稳之中实现了一个艰难的过渡，此中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功不可没。

《顺德报》副总编辑陈关源亲自带人采写了一篇顺德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长篇报道，题目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工程。在报道里，作者用了许多热情的称谓形容和讴歌改革后的顺德社会保障体系，说它是“减压器”、“稳定器”、“动力机”、“民心工程”。

坐在社保局副局长的座椅上，邱侠强似乎更对顺德所建立的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很是满意。尽管他感叹我们的社会保险是“一代人养一代人”，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包揽一个人从出世到进入坟墓的整个人生历程，但依然很欣慰地看待自己所参与的工作。他评价说：“那么深层次的改革，没有因退休、养老、医疗等找政府闹事、示威，说明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成功的。顺德花钱搞改革的路子取得了预定效果，一笔钱就可以赢得很大的空间。”

承认和注意到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有成功的希望。

顺德的综合体制改革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关注，其中包括社会保障系统。

鞍山市社保局的人曾不远千里，来这里学习顺德经验，但是一番考察之后，他们说：学不到，因为没有钱。

《人民日报》的一位女记者也曾到顺德社保局采访，她一听顺德的做法介绍就说：你们这经验其它地方没法学！

顺德的经验确实有其特殊性。一是它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二是它的就业压力较小。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顺德固然富裕，每年投入几亿元也不是“湿湿碎”——粤语的“小意思”之谓。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顺德市政府确实动了一些脑筋，于是有了这样一种运作模式——把职工养老保险的投入与企业的转制联系起来通盘考虑。

顺德市规定：所有转制企业都必须向遣散职工支付遣散费，并为他们和退休职工缴纳一笔养老保险金，数目可以从转制过程中企业应当向市政府交付的土地、厂房、设备使用费里扣除，但是必须以现金形式向德安保险股份公司支付，以保证职工养老保险费的按时发放。也就是说，这笔钱由政府认了，但是现金必须由买企业者出数。

这种方式巧妙地转移了政府的资金压力，以制度的方式把买企业与支付职工养老保险两件相关的事牢牢捆在了一起。

这已经不单是“以保险促转制”，分明也是在“以转制建保险”了。

在当下的中国，失业与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压力集中体现在国营大中型企业身上，在中国的工业重镇上海，仅以纺织业为例，60万纺织工人，下岗45万，许多纺织厂是连锅端，连留守人员都不要了，1984年以后进厂的，发5000元钱，开路走向社会；1984年以前进厂的，35岁以下的全部推向社会，45岁以上的全部退休，其余的也被要求在两年之内走向社会实行再就业。粗纺的厂子则往棉花产地如新疆等地搬迁。这种大调整的阵势和它所带来的冲击力，对于没有多少国营企业的顺德来说当然是难以想象的。

20世纪60年代，国家的投资政策建立在准备打仗的基础上，大搞三线建设，地处沿海的广东基本上没有大的国营企业，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更是如此。没想到风云变幻，世事难料，如今，许多国营大中型企业由当年人见人爱的宝贝疙瘩变为改革的难题，有些甚至成为社会的包袱。

与拥有众多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省市相比，广东因为国营企业只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三分之一，所以可以庆幸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失业压力，因而显得更为轻松自如。而且，改革开放的先行一步，已经使广东积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从容不迫地调集资金，完善社会保险机制，以抵御失业的浪潮。顺德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建立自嵱的社会保障机制。

我们从不同媒体的不同动向，就可以觉察到这种不同的境遇。那两年，北京和上海的报纸都把安抚和鼓励下岗职工当作重要任务，比如1996年，上海的《文汇报》连续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再就业小故事”，赞扬那些勇于开辟生活新天地的下岗职工。1997年新春伊始，《北京日报》举行“下岗职工来相会”征文活动，规定：凡作品见报者均有奖，并向积极解决下岗职工困难的单位颁发荣誉奖杯。相比之下，广东的报刊却安静得多，那是因为广东的失业压力相对较轻，没有成为社会首要关注的大事。

但是，尽管顺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就业压力相对来说也不算大，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认为顺德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很容易。各家都有难念的经，关键在于怎样去把这本经书念通顺。

我曾就改革的难易问过周天明。周天明有这么一段话：

“转制的难点有两个，一是人员的出路问题；二是债务的处理问题。有不少外地人说，你们顺德有钱，可以为员工买保险，可以为企业还债。我们不行。其实关键在于你敢不敢去改。要是敢，一切都好办，什么具体办法想不出来？要当作前面只有一条路，不能等条件好了才搞。不能回避，避无可避，办法就出来了。改革的关键在决心，顺德的改革也同样，市里给政策也只是给了一个框架，一厂一策，要自己探索。要是说一定要等条件，那是本末倒置，反映出一些人对改革的态度。”

陈用志则认为：“中国的问题第一是就业，这是稳定的基础；第二是改革，解决国企问题；第三才是金融。”

邱侠强却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他说：“政府欠老百姓太多了！”

在邱侠强看来，不管怎样穷，不管困难不困难，都应当设法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要不，就对不起广大工人。

似乎要证明自己“政府欠老百姓”的这一论断，邱侠强还语带不平地用反问句式对我说：“我们的工人几十年里创造了多少剩余劳动价值？”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个人要为国家作贡献，如今却敢公然说政府欠老百姓太多，听去不免有恍若隔世之感。这种话从政府官员口里说出来，恐怕更有几分不容易。顺德人尽管对记者有一种类似本能的防范，却主要是进行一些信息的封锁，以免自己的某些运作节外生枝，而对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们倒往往直言不讳。所以跟顺德人聊起来却也痛快，能听到不少快言快语。这也正是顺德人讲求实际、较少虚饰的文化精神的一种表现。

我们不得不承认，邱侠强说的是事实。广大工人曾经创造了不少经济建设的奇迹，与此同时，他们却以艰苦朴素为荣，甘于物质供应的匮乏和生活水平的低下。当他们被经济浪潮唤醒之际，弄潮的能力早已被生活蚀尽，但是几十年微不足道的血汗钱积攒，却又被货币的贬值轻描淡写地化解。有多少老职工虽然分到购房指标却拿不出钞票，那数目与他们的收入相比，真个是惊心动魄。如今他们最为富有的，只是赶不上班车的感慨。

今天50岁上下的工人这样给自己的人生画像：该读书的时候，遇到上山下乡；该结婚的时候，遇到晚婚；该生孩子的时候，遇到计划生育；该积点钱的时候，遇到下岗。

“政府欠老百姓太多”这种想法，也许不少人心里萌生过，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人生的遭遇随时代浮沉，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是作为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政府，难道不应当为这些芸芸众生的命运反省吗？

广州一家国企的女书记跟我说到这些工人时，称他们“是可怜的一群，也是可怕的一群”。“可怜”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可怜”到极处，就会变成“可怕”。这位女书记算是明白其中三昧的了。

顺德人把交付职工养老保险规定为买企业的前提，也算是对“可怜”和“可怕”的深刻理解。

在同邱侠强的那次谈话里，关于“政府欠老百姓”的话他讲了两次。另一次是在说到王琢批评顺強的文章时。邱侠强反对把转制说成国有资产流失，认为转制才是国企的真正出路。他说：

“我没有研究那么多理论，但我知道，国家欠老百姓太多。他们那些文章都是计划经济思路搞出来的，不是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

他还说：“江总书记搞定国有企业的转制，江山就坐得稳。”

关于转制，邱侠强也有自己的心得。针对有些人说顺德经验学不到，他说：“一是看有没有决心；二是看既得利益者愿不愿意放手。”

20多年前，邱侠强是顺德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实际上，那时的“知青办”做的是就是安置工作，就是舒解城市的就业压力，与邱侠强今天所做的工作有相通之处。

197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知青办也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那段蹉跎岁月的印记镌刻在千百万知青的心灵深处，也留在邱侠强的身上。

当年顺德知青的花名册如今就存在邱侠强的文件柜里。因为社保要计算工龄，所以它们又进入了邱侠强的视野。

他打开文件柜让我看那些花名册，有20多本，是由一页页表格装订起来的，每一页登录着一个花样的少年。如今，那一群少年大多过了知天命之年，眼中的稚气和清纯已经黯淡，花名册的纸张也早已伴随着那些远去的青春岁月变脆、发黄。

邱侠强捧起一本花名册翻看着，为见到自己20多年前的字迹而生发出一些惆怅。

不知怎么谈到了知青文学，他说：“这种作品不要写得太多，勾起过去的回忆，很惨。”

此刻的邱侠强变得沉静起来，与刚开始见到的张扬和善谈判若两人。

他抚着花名册说：“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啊，如果没有文革，可以不下放的，县里能安排。顺德农村人多地少，当时接收不了那么多知青，只好送去外县，甚至去海南。”

据邱侠强说，当年在知青办工作时，常常有知青来要求解决困难。大环境所迫，许多事根本就无法处置。实在看不过去的，也只能掏一张自己的饭票，让来人去食堂吃一餐便饭而已。

他还告诉我，如今在顺德，45岁以上的男人和35岁以上的女人都说他好。有的年轻人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说以后可以自己管自己，邱侠强就跟他们说：“你不投保，以后你的孩子要拿刀杀你，因为他们一对夫妇要负担四个老人。”

听他怀着感伤抚今追昔，我突然想：我们选择和任用一个关于社会保障、救济、福利的公务员，是否应当将具有爱心和善心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对于所有为官者来说，爱心和善心都是超越工作能力等等的最起码的素质。从古至今，贪污救灾及河防水利等款项的官员也算得上是举不胜举，面对这些尤为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我们难道不应当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

不过邱侠强倒是像一个地道的顺德干部，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说：“我最大的责任，就是保证35000工人不闹事；能发退休费；老有所依。这就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政府。”

据《中国经济导报》报道：200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为8·21亿，以现行人口政策所允许的发展态势测算，至2050年，我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数将是8·3亿，高于如今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即使我们保持现有的人口政策不变，未来50年里，中国的劳动人口仍将处于过剩状态。劳动人口的供过于求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因而，与就业问题相伴随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2000年12月29日的《北京青年报》刊登了记者关于全国社会保险工作会议的报道。报道说：

“从2001年1月1日起，国有企业原则上不再建立新的再就业服务中心，企业富裕人员原则上不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由企业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下岗’一词将从明年起逐渐‘下岗’。”

并非“下岗”不再，而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下岗”终将成为社会的正常现象，不再被人们难以接受。社会保障也将成为公民社会生活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可以想见，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改革没有了后顾之忧，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