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举飞翔的翅膀

1998年秋天，我在顺德的一些基层干部那里听到这样的一些议论：

李长春为什么还不来我们顺德？

李长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初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来广东不过半年，没来得及去的地方决不止顺德一个。但是那些为此忧心忡忡的人却认定这是有深意的事，说明着点什么，因而又重新拾起了对顺德综合改革命运的担忧。

中共“十五大”之后，全国的媒体对顺德进行了几乎是狂轰滥炸的宣传攻势，似乎要对顺德在综合改革初期的沉默来一次全面的补偿。这种形势致使一些顺德人孳生了某种情绪，觉得重视顺德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这种自许甚至自傲并不完全等同于自信，所以很容易被击垮。

说穿了，这些人是对顺德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在心里坐实，所以有点什么情况就会紧张和发虚。

这样的心态是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曲折历程的一道折光。

中共顺德市委、市政府对正在推进之中的这一场改革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评定——

大局已定，但不是大功告成。

应该说，这是比较客观、理性的描述。

    至少，从心理上看，我们还有长长的路要走。

    一切都在按照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节奏演进，低回于某些人心中的揣测和不安终于化解了。

1999年1月中旬，是这年入冬以来最寒冷的日子。13日那天，朔风中飘着雨丝，李长春顶着风雨来到了顺德。

    两天时间里安排了许多活动，李长春在顺德参观考察了“陈村花卉世界”、“美的”集团、郑裕彤中学、“科龙”集团、“爱得乐”员工村、生态乐园等，还在14日听取顺德市工作汇报时，作了一个讲话。

李长春开首就说：我这次到顺德是慕名而来。

这对顺德人来说可是给足了面子。

    李长春并不是第一次来顺德。1992年，他还在河南工作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曾经到广东来参观学习，其间踏上过顺德这块土地。

李长春对顺德的经济形势比较满意，他说：

“多年来我们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每一笔贷款都用好是不可能的，有些问题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但是顺德没有什么金融风险，确实很不简单……”

谈到顺德的改革时，李长春给了顺德人一种认同之感。他提到自己的有关经历，说：

“记得80年代我在沈阳当市长的时候，搞全国第一个企业破产，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辩论了，有人说‘搞什么破产’、‘破谁的产’，压力也是很大的……”

李长春对顺德的改革作了较高的总体评价。他指出：

“就地级市、大城市的改革而言，深圳的经验是全面的；对县一级来说，顺德的经验非常宝贵。”并因此提出，“要把这两个市的经验作为我们的宝贵财富。”

在讲话的最后，李长春用略带鼓动性的语言对顺德提出了希望，他说：

“从80 年代起顺德就是广东‘四小虎’之一，希望顺德在跨世纪新的征途上再展‘虎’威，再创辉煌。”

    在这个细雨霏霏的日子里，顺德人又重拾了一种感觉，又增添了一重信心。

    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嘲笑，嘲笑面对着巨大历史天幕时不由自主的战战兢兢，嘲笑面对着种种偶然和必然犬牙交错成神秘轨迹时的俯伏和膜拜。

因为一切的焦虑、急躁、多疑、敏感都与改革的命运有关。

就在顺德有人为省委书记没有来而不安的时候，远在东北的辽宁省发生了一起有关国企转让的事件——

1998年3月13日，抚顺市木器厂转制，厂长张明栋与政府签订了《抚顺市木器厂产权转让协议书》。

按照协议，张明栋一次性交纳了172万元。

这是抚顺市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第一例。在此之前，有一家集体企业已经签署了产权出售协议，但是职工情绪很大，干不了多久，就不得不退了回来。同样，木器厂也有人在嘀咕：我们都在木器厂工作，为什么你张明栋一夜之间就成了资本家？并且还有人上访告状。

事情却似乎向着对张明栋有利的方向发展。3月21日，辽宁省在沈阳召开“辽宁省放开中小企业招商会”，也许是为了扩大声势，《抚顺市木器厂产权转让协议》被拿到会上再次签署。副省长陈政高拉着张明栋的手说：“从现在起，你就是私营企业的老板了，大胆放心干吧！”

1998年10月21日，事情峰回路转，抚顺市纪委宣布对张明栋实行“双规”，要求他交待买企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时，离张明栋签订买木器厂的协定还不满8个月。

接下来是张明栋被拘留，两次开庭审理，却被认定无罪。

不过，抚顺市检察院表示：撤回起诉不等于撤消案件，下一步如何处理，要看一看大环境。

所谓大环境，显然是当下这种改革的走向。

但是不管怎么说，木器厂又重归国有。

收复失地，似乎是值得庆贺的事，但是木器厂再次陷入亏损。

张明栋反过来把抚顺市政府、市经委和轻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告上了法庭。请求确认原先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有效。

一场改革的结果竟弄成这样！国家、企业与个人谁都没有得到好处。

2000年7月14日的《南方周末》用半个版报道了这件事，直到那时候，事情还没有最后了断。

记者援用了一种说法：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得某些人宁可看着企业在国有中垮掉，也不愿它在‘一息尚存’时改制，从而理顺产权关系，焕发生机，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这类事情，不就是那些人老担心改革之风转向的心理注脚吗？

顺德的干部对改革的空间体验特别的深。

改革需要广阔的空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合适的氛围，需要回旋余地，需要足以支撑新观念和新行动的表现舞台。改革作为历史的转折，尤其如此。田螺壳里做道场，终做不成什么名堂的。

顺德的改革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发展的高潮之一。尽管它的出现以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十几年道路为铺垫，是历史的必然，但它的超前性决定了它在起步之际所拥有的只是极其有限的伸展空间。

顺德人之所以低调处理自己的改革尝试，就连本当为自己的改革鼓与呼的《顺德报》都对此一声不吭，就是想在这种极其有限的空间里稳住阵脚，赢得时间。

    顺德的改革是配套推进的，所谓四个轮子一起转。但是顺德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配套，却无法使周边环境配套，无法理顺与外界的关系。

我在顺德听到过好些有关故事——

有一次，佛山市的人事局长因工作来顺德，进了顺德市政府大楼却不知该进哪一间办公室。

佛山市是顺德的上级市，上级市的人事局长来，当然要找你的人事局。这就是中国政界说的对口管理。

可是，在顺德市委、市政府的大楼里，已经没有了专门的人事局。。

在机构改革中，顺德撤消了人事局、机关党委和老干局，将这三个部门的功能都划给了组织部。

按照系统的划分，人事局与组织部分属党、政两块，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佛山市的那位人事局长不愿意进组织部。

佛山市人事局不愿意与顺德的组织部打交道，这原本无可厚非。系统化是中国党政机关日常工作的循例，有了系统，布置任务时有机构、有人来听你的；有了系统，下去有人接待，管你的饭。

几十年了，本来一切就这样运转得好好的，顺德市独独别出心裁搞精简机构，这个系统突然脱了节，这就不免让人无所适从。所以佛山市人事局就觉得顺德人事局特没有用，“不争气”，所以“被吞掉了”，

为了划清界限，平时，佛山市人事局下发有关人事工作的文件都是发往顺德市政府办公室，再由市政府办公室转到顺德市委组织部去。

顺德市政府办公室也只有不厌其烦，无奈地接受这种事实。

但是这一天，佛山的人事局长却不得走进中共顺德市委组织部，因为在顺德，原先归人事局办的事如今只能在挂着组织部招牌的办公室里办。

不过，他的脚跨了进去，心却依然进不去。

他宣称：我进组织部不是以人事局长的身份，是以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的身份。

幸好他在党的系统里也有职务，在“名分”可以回旋一下，从而也在自己心里维护了一份尊严。

但这种状态足以让双方感到别扭和尴尬。

这是改革之过吗？

中共顺德市组织部副部长曹裕江给我讲起过这么一件事——

“有一次，我到佛山去开会，会议内容是选全省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典型单位。虽然只有一个名额，但我认为顺德很有希望。我准备了十几页材料，在会上讲得眉飞色舞。结果没评上，说我们机构不健全。回来给主管书记汇报，书记也只能说：我们做好了工作就行，不管他了。”

如果是因为工作没做好，评不上自然无话可说。可是问题出在“机构不健全”上，可以想见，这是很无奈的事。

顺德的工商部门和物价部门也遇到了类似的事。

顺德将工商管理局与物价局并在一块。上级市的这两个部门都发了话：

你们如果不分开，就永远无法评上先进！

就因为身份不明、血统不纯？

幸好顺德并不很在乎这些无关宏旨的“先进”。

1993年，全国成立社保局。

第二年，顺德就把社保局的名字给取消了，改为“德安保险股份公司”，希望通过企业运作方式，找出一条自己的路子。

这一来与现行体制的序列不合，上级市的主管局感到自己成了空中楼阁，于是告到了主管的副省长那里。

据顺德社保局的领导说，副省长当即表示：顺德是省里的实验点，就让他们试试吧！

话虽这么说，压力毕竟现实地存在，挥之不去。

于是，顺德市委、市政府决定：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的一切不变，加挂顺德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的招牌。

1995年岁末，已经摘下来一年多的社保局的招牌重新挂在了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的大门口。

虽然两面旗帜下聚集着的是同一彪人马，但是中断了的系统毕竟又驳接起来了。

对于顺德来说，挂不挂这块牌子没有多大的区别，操作方式依然。

但是对另外一部分人就不同了，招牌一亮，他们失衡的心理世界立即重归平静。

有时候，事情就那么简单。

简单之中表明了一个道理：改革之路需要不断迂回。

后来，国家要求保险事业的管理不搞企业化，顺德终止了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的运作，迂回的轨迹却留在了人们心中。

其实，顺德人一直很小心地注意协调环境，在这方面堪称游戏高手。

他们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经验，比如——

被精简或合并的政府机构，招牌和印章都保留下来，但是对上不对下，对外不对内。

也就是说，那些被精简或合并的机构名存实亡。虽然早已退出了序列，退出了实际工作，而且不再有人专门坐在它们的空间里“吃皇粮”，但是这些机构的名字依然存在于上级有关部门和外部世界的视野中，而且像模像样，煞有其事。   

工作依然在进行，不过原先那些机构已成了空壳，那些名称的作用和意义就是敷衍，就好像打仗时扎些草人当疑兵一样。

过去只听过虚报建制和人数以骗取饷银的事，没想到精简机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不是为了多得饷银，反而是想节省饷银。

改革竟成了地下工作似的。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特区省海南建立之初，曾轰轰烈烈地搞过一阵政府机构改革，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设想，撤消或合并了一些政府机构和部门，在全国引起不小反响。

但是事隔不久，雄心勃勃的海南官员们就感到吃力了。

在海南采访时，多次听到过官员们抱怨，说在与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衔接上，海南的“小政府”常常捉襟见肘。比如文体厅兼顾文化和体育两条线，向上对国家文化部和国家体委两个部门负责。于是文化部安排的事要做，国家体委安排的事也得做；文化部的会得去开，国家体委的会也得去开。

中国的会总是很多的，有的会并不是非开不可，但要是不去，就有目中无人之嫌。尤其是面向两家负责时，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厚此薄彼。

以“小政府”去应付大政府是困难的，分身乏术，疲于应付，最后的结果就是只好让“小政府”重新膨胀起来。

顺德也将文化和体育并到了一起，搞了个文体局。有人冷嘲热讽说，文化是“文”，体育是“武”，文、武怎么能搞到一起呢？

曾有传言说顺德已准备将两者重新分开，但是迄今没有。海南省的文体也没分开，甚至又添加了一些的职能。

顺德的人事局倒是重新挂起了招牌，曹裕江兼起了局长，佛山市人事局大约不再要劳驾顺德市政府办公室转交文件了。

秩序，在政府官员的心目中非常重要，上面设的部门下面没有呼应者，就是乱了秩序。广东省曾经撤消乡镇企业局，后来为了与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继续保持呼应，又重新挂起了这块招牌。

改革就是这样分分合合，不断磨合。让人担心的是，改革的锐气会不会在这样的磨合中一点一点地销蚀？

关心中国机构改革历程的人应当记得湖南省的华容县这个名字。

1985年，华容县作为全国机构改革试点县开始了机构改革，受到舆论的关注。当时，这个背依洞庭面临长江的县似乎决心很大，宣称：“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它采取“撤局并委”的方式，将全县90多个党政机构减至60多个，将1206名机关干部精简为650人，分流的干部达48 %。

华容县的这场改革不但起步先于顺德好几年，而且改革势头凶猛，分流干部的比例比几年后顺德机构改革时更大。

但是，华容县的机构改革最终却走了回头路。1988年的水灾成了一个转折点，为了“加强领导”，一口气恢复了七八个局，干部回流100多人。由于契合了社会的某种需要，自此一发而不可收。1993年至1995年间，正是顺德人的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比顺德人更先行一步的华容县却走完了自己的先行历程，遛了一个圈，回到了起点。过去撤并的机构起死回生，重新在社会舞台亮相，政企依然不分，改革全面反弹。

华容县的机构改革也是在历史的声声呼唤中开始的。当时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一个农民买了辆拖拉机，准备搞运输。但是在有关部门盖了28个公章，手续仍然没办好。一气之下，这个农民把盖满公章的报告贴在挡风玻璃上，当作自己的营运执照，就这么上了路，一时引起轰动。

机构改革已是人心所向，但是顺应着历史潮流和老百姓渴望的事，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呢？

改革是系统工程。顺德的机构改革之后，接着就是产权制度改革，这样一来，顺德的机构改革就与转变政府职能结合在一起，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在一起。企业转制了，政府即使想重新介入企业的事务也已经不再可能。所以顺德机构改革的成果能够得以保存。华容县的机构改革却是孤立的，囿于且停滞于县委、县政府的大院，起了头的文章没有下文，机构改革变成了纯粹的裁减人员。由于原先的社会运作体系并没有改变，还在为旧的管理模式召魂，所以，重叠的机构和冗员再次登堂入室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当然，除了这种层次的原因之外，华容县的“回潮”还在于缺少有利于改革的大环境。

华容县体改委主任胡如松曾参与机构改革的设计和组织实施，面对失败，他无奈地以打油诗的方式作了一个总结，从中我们或许可以对华容县改革的处境见出些端倪。胡如松的打油诗这样写道：

“下改上不改，改了要重改；我改你不改，改了也白改；干部无出路，改了是胡改；块改条不改，改了反受害。”

他的总结语涉上下、左右、条块之间的关系，想必都是话出有因。

20世纪80年代，顺德也曾有过一次流产的机构改革，同样也留下了这种类型的打油诗。

那是1987年，顺德大动刀斧，砍掉了工业局、农业局、二轻局等，将这些局的下属企业按行业归口组建集团公司。这些集团公司依然遵循原有的行政序列，代表政府行使管理职能，似曾相识燕归来，改革之手并没有真正触到改变政府职能的深度，仅停留于形式的变化。所以顺德的干部群众也创作了“换汤不换药，改了也白改”之类的民间语文。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里，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超越大环境大背景的机构改革显然困难重重。

    大自然的潮起潮落，与月亮的圆缺有关。

改革的潮起潮落，是由什么牵引？

企业的转制同样面临着周边环境这样一个问题。

顺德有一家粮油企业，叫“白燕粮油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德胜河边，隔着河水老远就能望见它高大的厂房和几个大园筒式的粮仓。

这家企业1994年转制，实行赎买经营，组建了内部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

转制当年，“白燕”就遇到特大洪水。属下一家饲料厂被淹，公司的办公室也进了水，水位已经到了办公桌底面，抽屉一拉出来就会浮起来。当时公司的货物还没来得及买保险，形势紧迫。但是“白燕”展翅在江水上翱翔，最终战胜了洪水。

如今说起当年的事，副总经理刘益洲依然豪情满怀。

刘益洲个子不高，看上去有几分斯文。他是1963年生人，1986年毕业于郑州粮食学院，可以算是少壮派。因为总经理已经60岁了，有些事就要刘益洲站在第一线。

刘益洲指点着粮仓外壁上画的红色记号告诉我，这就是当时的水位记录。

他说：领导干部十几天不敢离开，群众也豁出去了，像保护自己的家产一样奋力抢险——事实上这也是自己的家产。如果没有转制，这种积极性是难以想象的。

他告诉我，转制几年来，“白燕”已经开始分红，当年买股份时出的钱如今基本回到了员工手里。转制后“白燕”建了新厂，贷款3000万元，如今没有负担，就是还这笔贷款的事了。

转制时，刘益洲拿出了几十万元。我问他担心不担心政策改变，成为贬义的资本家。

刘益洲截然地说：不担心！

笑了笑，他又补充说：担心的人是老的。

他是说年纪大的人才会作这种担心，还是说作这种担心的人心态是老的？

我一时没有琢磨透。不过，刘益洲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倒是给了我深刻印象。

    但是，当他送我们过江时，在“白燕”自备送员工上下班的渡船上说到眼下的经营，他脸上那种明快顿时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夹杂着不满、无奈的复杂表情。

他说：我们的产品有一个最低成本价，低于这个价卖出去我们就要亏本，所以不得不守住。这原是为商的基本道理，可是有些没有转制依然是国营的企业却不在乎这点。为了夺取市场竞相压价，它们不怕亏损，因为它们不像我们转制企业那样，产品的一点一滴都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它们还有理由，说是在“保护老百姓的米袋子”。实际上，这就形成了不公平竞争。

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很艰难。

望着不断被船头划开的江水，刘益洲沉沉地说：

“只有我们在浪里浮沉，别人却站在江边看，当然很艰难。”

我也望望远去的江水，想着各种各样关于江流的寄意和联想，不知道江水是否承载过这种涉及市场经济的比喻。

拢船靠岸，刘益洲送客止步。他接着刚才的话说了一句：

“我只希望健全法制，让我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与刘益洲的困惑及苦恼相似，顺德电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建雄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国企业的产权结构不同，企业重塑的概念就不同，老总的创新思维也不一样。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做生意、搞竞争会很难，一些国有企业根本不按市场规律去做。它关心的是工人有没有活干，根本不计较成本多少，效益多少。我所在的行业有几家国企，就算亏得一塌糊涂，也要与民营企业竞争，打价格战。这种不合理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禁锢了民营企业家的创新思维，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国企产权问题一日不解决，民营企业就一日不可享有公平竞争的待遇。”

谢建雄的这段话，是在顺德现代化研究中心记者的访谈中说到的，发表在该中心办的期刊《现代化之声》2000年第二期上。

其时，作为顺德较早且较为成功的转制企业，顺德电机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基本走上了良性发展轨道，谢建雄也已经不必像转制初始那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但是，种种关于改革、关于转制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人们，而这种困扰不是谢建雄们所能解决得了的。

1998年夏，我在顺德市委、市政府大楼13楼陈用志的办公室正式采访过陈用志一次。

正式，是因为广东电视台的摄像机在场。

正式，陈用志的说话也就比较的“官方”。

顺德市党政的两位主要领导在语言表达上都有自己的造诣。冯润胜堪称是一个经济领域的语言艺术家，说起话来诙谐、风趣。他创造的关于企业转制的一系列说辞，如：靓女先嫁、更年期、植物人、安乐死，长寿而不健康，等等，既贴切又生动，成为顺德综合体制改革的经典。其中“靓女先嫁”更是为全国有关人士所熟知，并经常被引用，也算得上是对汉语言文化的一个小小贡献。只可惜社会用词一登场就不再属于个人，变成了公众财富，否则，冯润胜也可以去申请个专利或版权什么的。

陈用志说话则显现出充分的条理，有较强的分析概括能力。

那天陈用志一共说了五个方面，由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改革的动因说起，接着说了顺德改革的特点、所承受的压力、成功的理由以及未来展望。每一个方面又分为四点或五点，条分缕析，非常到位，没有废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我注意到陈用志关于改革的压力和改革之所以成功的说法。他说：

“改革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尤其是走在全国前面，困难和压力要比其它地方多得多。所以很辛苦，也很痛苦。”

陈用志列举了所承载的几种主要压力：

一是舆论上的压力。有几篇文章造成的压力很大；

二是政治上的压力。改革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可能，对于超前改革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改革在中途因各种原因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就变成了历史的罪人；

三是经济上的压力。好些企业资不抵债，银行催着还钱。要转制，政府就得承担起责任，为改革付出成本。

四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不搞社会保障，改革无法推进，既然非搞不可，责任就落在了政府的肩上。

为什么在这重重压力之下，顺德能够坚持下来，最终取得胜利呢？陈用志认为，原因在于有四个“强”。

第一是市民们有较强的市场意识。顺德人敢于接受阵痛，乐于承担责任，这与改革开放近20年的现实教育有关。

第二是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陈用志说：我们领导层的信心从未动摇过。

第三是有较强的经济基础。

第四是有强大的后盾。

在说到最后一点时，陈用志加以了说明：

“顺德的改革离不开佛山的支持和省里的支持。省委和省政府开了两次全会，专门讨论顺德的改革。”

我记得他在另一个场合跟我说过：

“改革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搞起来的，没有上级的支持也搞不下去。”

陈用志专门提到了上级市佛山的支持。很显然，他非常清楚佛山的支持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同样是决定改革空间大小的因素。

佛山市也是顺德改革的依托。我在顺德档案馆翻阅以往文件时看到，1994年的《佛山信息》就收有《顺德市机构改革的做法与成效》的明传电报，还有《顺德市党政机构改革》专题研究。

有一次同佛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主任一起开会，她提到，佛山将党史研究室从单列的局级降下来，纳入宣传部的建制，就是学习了顺德机构改革的做法。以此看来，至少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佛山市并不排斥顺德的做法，而且与顺德在些方面已经形成了同构。

关于顺德有没有人事局、文件是不是要由办公室转之类，只不过是改革过程中的小小插曲罢了，并不影响舞台的效果。

当长江边的华容县把机构改革的终点重叠在起点上的时候，珠江畔的顺德市开始了新一轮的尝试。尽管是沉舟侧畔，但是江面已经布满春风。

改革进入了寒冬末尾的一个最后等待。春之神怀着期盼凝望四野，她将给那些率先冒出来的幼芽以温暖的鼓励。

历史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着新的精灵破茧而飞。就像当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样，如果没有蕴积于人民心中的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痛恨，没有酝酿于理论工作者心中的对突破禁锢的渴求，没有新的领袖人物对历史脉动的把握以及实行历史大转折的决心，没有应声而起的遍地呼应，一篇文章何以能成气候，何以能掀起拍天的春潮？

所以，顺德的改革与大环境不时撞击出不协和音，却又从时代的土壤中激扬起昂扬的生命力。

    如果仅凭顺德在区区800平方公里舞台上唱独角戏，又岂能唱出什么大名堂？

说到顺德改革的空间，顺德人常常会提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

1999年，北京举行盛大的50周年国庆大典。正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任上的谢非，同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60多岁的谢非看上去还似乎没有什么严重的病态、老态。但此后不久，他就在广州逝世。

中共顺德市委、顺德市人民政府写了一篇题为《深切怀念敬爱的谢非同志》的文章，分别投往《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两报都发表了，只是长短略有差别。

按照惯例，重要领导人去世之后，我们会集中发表几篇以地方党委、政府名义写的纪念文章。这些文章各各代表该领导人的家乡以及他战斗、工作过的地方，记载着他不同阶段的革命生涯。谢非在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顺德为工作试点，顺德人在他去世后写一篇纪念文章，似乎毫无特别之处。但是，我们看到的顺德写的这篇文章显然不属这种情况，不是作为组织的统一安排。在11月29日的《羊城晚报》上，它单单独独地出现在一般性新闻版的右方偏下不显眼的位置，标题却不小，而且用了显眼的黑体。当日该版的头条是《专劫地下钱庄的澳门一黑帮覆灭》，并非什么重头消息，其它报道也只是诸如“中山医黄埔医院正式签约”、“文村抄家逼款事件余波不断”等地方性一般社会新闻。这就让人感到，顺德的这篇文章不是一般意义的纪念文章，它的刊登是“计划外”的动作，具有礼节性之外的深意。

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顺德人对谢非的怀念之情，但是从根本上看，顺德人更是在表达对产权制度改革所处环境的感谢。

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透露了顺德进行社会经济综合改革的一些有关政治背景。

文章说到，当谢非得知顺德的改革设想时——

他语重心长地说：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顺德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市县之一，顺德今天在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碰到的问题，很可能就是珠江三角洲、广东乃至全国明天将会遇到的问题。大胆突破旧框框，按照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不仅有可能解决顺德自身在发展中碰到的问题，而且有可能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

文章又说，谢非每个季度都要到顺德一次，并多次约见顺德的党政主要领导。在他的主持下，省委常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或研究顺德情况。

文章这样写道：

    在顺德的综合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的时候，谢非同志指示我们“要多做少说，有的先做不说”，“要尽量减少社会震动，减少阻力”，要求省各部门让顺德放开手脚去闯；指示各新闻媒体暂不公开报道，待有经验总结后再向全省推广。

文章并提及，江泽民知道顺德的改革情况：

谢非同志向江泽民总书记详细汇报了顺德改革的情况，他说，广东特区方面的改革没有问题，但除了特区外，其他地方如何改？如何探索？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顺德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机构改革，已经走在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全省的前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已遇到政企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及公有资产的实现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非改不可的矛盾。

文章还说到顺德先行一步的机构改革：

“1993年2月，顺德的机构改革方案上报省委后，经省委常委讨论通过，并由省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了文件，使顺德新体制得以顺利运作。”

关于这一点，谢非在1998年接受《春风绿南粤》摄制组采访时，讲过这样一段话：

“省委对顺德的改革，一开始就是肯定的态度，因为佛山市委、顺德市委来向我们省委、省政府的领导集体汇报，我们集体听他的汇报。听完以后，我们大家都发表意见，一开始就是肯定。因为这样改，只要你工作做的好，肯定是会改变原来的那些弊病。”

《春风绿南粤》是一部回顾、总结广东改革开放20年的电视专题片，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电视台摄制，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许多奖项。但是由于篇幅等原因，谢非这段讲话最后没有剪接进去。这种取舍当然也与编导对顺德转制意义的把握程度有关。

关于这一段历史，曾在顺德挂职、后来正式担任顺德市纪委书记的江佐中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中有一段概述：

“……1993年9月顺德市正式开展全面彻底的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后，由于这在当时属于‘新生事物’，有‘闯禁区’的味道，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开始阶段采取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让顺德先试一试的政策，同时要求省内各部门和新闻媒体不要去调查、采访报道，以免干扰顺德的实验。一年后，在顺德产权改革引起广泛关注并受到外界一些人公开指责时，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集体听取了顺德市的汇报，在内部肯定了顺德改革方向对头，指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但在公开场合仍然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直至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肯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经济之后，广东省委、省政府才公开肯定了顺德的改革。”

江佐中认为：“有了如此务实、开明的上级党委、政府，顺德市的各项制度创新才得以减少阻力、顺利推进。”

这些关于改革的追述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在顺德这块土地上刮起的转制旋风决不是孤立的，它有历史背景，也有社会背景；有历史需求，也有社会需求。

改革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尽管历经破土的挣扎、伸展的苦痛，但是它的生命毕竟受到历史的呵护，上承时代之雨露，下汲民众之精气，始终依傍着社会发展的脉搏起伏和延伸。

顺德人对谢非的纪念，正是对改革大环境的感念。

顺德流传着谢非说的一段话——

你们大胆试，不就是100万人的事吗？不行就改过来。

这话并没有见诸报端，但是顺德的许多干部常常提起。

我相信，这样的话不但具有相当大的稳定军心作用，而且具有相当大的鼓舞士气作用。

在战争年代，当一组敢死队即将出发时，连长把手一挥，吼一声：拿不下高地别回来见我！

100万人当然不是那种敢死队。

所以100万人的出发不是赴死，不需要担心失败，失败了还可以回来。

这种话给顺德的不是任务和压力，而是鼓励和信心。

在平地上划出一条一尺宽的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如地、稳稳当当地在线内行走。

在一尺宽的独木桥上，我们也许就会提心吊胆，首鼠两端了。

同样是一尺宽，为什么在独木桥上就不能平心静气地走呢？那是因为失败的威胁正虎视耽耽。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紧张，导致动作变形。许多运动员、演员都有这种体会，平时做得好好的动作，正式登场时，一紧张，就做不好了。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我们有一个新的热点话题：平常心。我们终于明白，把比赛同国家的荣誉紧紧拴在一起是不明智的，有时候会适得其反。紧张对心智亦有影响，从学生考试就看得到这种现象，在考场上看着题目似曾相识，却百思不得其解，走出考场反而豁然开朗，想起了正确答案，因为此时已经交了卷，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

勇敢向理想跨出一步的人都不会愿意回头，但是许给一条后路毕竟是有意义的。有那条也许永远不会涉足的后路留存在心里垫底，也就有了宽松的氛围，能在前进路上保持良好的心态，不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种宽松氛围和良好心态甚至能够决定改革的成败。

面对着从社会土壤深处泛起来的渴望和创造性诉求，我们应当给予的，也许就是这种支持和允许一试的大度。

我们不知道谢非这话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是如何具体表述的，但我们可以相信的是，顺德人从这种话里培养出了非凡的信心。

改革，需要上升的气流托举飞翔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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