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在溪头荠菜花

——经济现象蕴涵的文化品格

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以特别强调文化精神的统一。这种统一的诉求常常体现为讲究模式，推崇典型，让社会总是处于典型光芒的笼罩之下。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山西的大寨就是中国农村的样板和准则，“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铺天盖地，妇孺皆知。千千万万农村基层干部分期分批地走出家门，揣着公家发的钱和公家给换的全国粮票，跨长江，越黄河，前往大寨参观学习，尝试了一把“站在虎头山，放眼全世界”的感觉。

从大寨的样式出发，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山坡上伐树拔草，修筑梯田。至少也要在山坡上辟出几块十数平方米的空地，用石头砌上、或者用石灰水写上“农业学大寨”几个大字，老远老远就能看见，充分昭示着追攀典型的决心，烘托起浓浓的气氛。

那时我在农村当“插队知青”，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也接到通知，要在山上写“农业学大寨”几个字。因为队里没有开阔的山地，一彪人马就扛着锄头拎着石灰水，远远跑到深山里，在山谷的一面斜坡上忙乎了两天，好歹弄出了几个字。那几个字的字形是我用锄头勾画的，所以下到山脚，我在路边还回头望了望，只见那几个字的字形已经被山势的起伏扭曲和断裂了，再加上生产队长舍不得多用石灰，那些扭曲和断裂的笔画更是似有若无，几不可辨。也许只有在山谷另一面坡上打柴的人才可能依稀辨认那几个时髦的字。但是生产队长却头也不回地带着人马踏上了收工回家的路。

我们究竟向大寨学到了些什么？

在这一场农业学大寨的大规模运动里，光是参观大寨的车马费和书写标语的误工损失就非常可观，更不用说盲目修筑梯田了。我们不但付出了经济方面的代价，而且付出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代价，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子更加贴近了我们。

90年代后期，当中共十五大充分肯定顺德的经验之后，顺德的体制改革也曾一度成为“显学”，全国各地前往顺德参观学习考察的人如过江之鲫。虽然不能与当年的全国学大寨运动相比，却也热闹非凡。1998年4月，我在顺德采访时，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告诉我：“从去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到现在，平均一天要接待100多人。”

这一轮热潮给我们的社会传播了什么？

有民谣曰：“来时很激动；听时很感动；回去没行动。”

曾有报纸文章称赞顺德的转制，说：“转得快，好世界。”意思是及早实行转制，就能够开辟一片新天地。有到顺德参观学习考察的人却反其意而用之，说：“好世界，转得快。”意思是顺德经济基础好，转制的条件充分，所以转变经营机制的工作能够迅速展开。

我们的生活充满典型，但是典型并没有带给我们实际的推动，反而磨损了我们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感受，使我们的心灵越来越粗糙。

不可否认的是，顺德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以此为改革作出了充分的铺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视顺德为不可学却是一种忽视，忽视了渗透在顺德体制改革中的文化精神。

外省到顺德来参观考察的人，大多会找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老乡聊聊，一起喝上两杯。那些移根于斯的人有着地域文化的对比，体验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因而眼光有所不同。有一次，河南某地组织了一批干部来顺德参观学习，与好些“取经”者一样，这些人钻进顺德的一些具体做法之中出不来，疑虑重重，自认无法与顺德比。晚上，老乡们在这块分别感到熟悉或陌生的土地上相聚，顺德市委的一位河南籍科长举着酒杯叹息，对这些远道来的官员们说：你们哪，这样是学不到顺德的！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而言，顺德市是乡野之地；但是与它们相比，顺德的文化负担比较轻，关于季节的更替最为敏感。在这个从沉寂走向喧哗的时代，顺德留给我们的，决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更是一种文化精神。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是政策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则已经开始了体制发挥作用的层次。要想进一步发展，我们更需要跨入文化层次。

在我们这个国度，再伟大再宏伟的构图都有可能在操作过程中变为病态，长成怪胎，这种危险，要用文化之手才能予以消解。因此，文化氛围、哲理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更新才是我们最深入的追求。

文化精神是一杆植根于心灵深处的旗，只有心灵才能感应它的呼唤。

那么，究竟什么是顺德的文化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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