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录在灵魂深处的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吧——中国的城市一窝蜂地向外国学习，煞有其事地选起市花来，又一窝蜂地归纳出了自己的“城市精神”。

中国的事情总是有极大的传染性，许多学校也由此公布了自己的“精神”，企业不甘落后，同样纷纷亮出了自己的“企业精神”。

令人遗憾的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学校、企业，所标榜的“精神”大多没有什么个性，一般不出 “团结”、“开拓”、“创业”、“求实”、“勤奋”、“拼搏”、“进取”或者“奋进”之类。其中又以四个词八个字的为多，显然是受毛泽东在延安时为“抗大”提出的八字方针影响。在文化大革命的“红海洋”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走上了机关、营房、学校的院墙，随处可见。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影响中国人的作风，却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韵律和节奏，以致于后来人们一想到精神作风方面的事，依然逃脱不了这种句式的窠臼。

尽管人们像玩魔方一样，将“团结”、“开拓”、“创新”这些字眼进行了不同的排列和组合，用得多了，仍不免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就凭这么几个有限的词，竟然基本囊括了中国的“城市精神”和“企业精神”。甚至北京大学这种让中国人听去如雷贯耳的伟大名字之下，抖落出的“精神”也同样是这种组合——“诚信，严谨，求实，创新”，同样显得那么的没有个性没有文化。其实，这些词只构成了时代口号的呼喊，而不是内涵的发掘和理想的追求，与其说是在阐述某种“精神”，还不如说它们集体反映了个性丧失这一弥漫于中国社会的古老表征。

由于这些“精神”抽象而空洞，无法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更不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什么作用，结果就成了泛滥于20世纪末的陈词滥调。

在这件事上，惯于独立思考的顺德也未能免俗。它于80年代定下了自己的“精神”：团结、拼搏、求实、创新。

——后面四个字与北京大学的校训一模一样，这说明了什么？没文化的顺德农民式的附庸风雅？还是有文化的北大品位滑坡？

1998年秋天，正处于二次创业阶段的顺德觉得，现有的“顺德精神”已不足于概括发展中的顺德人的心理诉求和精神状态，有必要重新锻铸，就在市民中广泛征求新顺德精神的词条。一时间，“顺德精神”成为市民的热门话题，收到的应征稿达到1500多条。

尽管受到原先模式的惯性思维影响，市民的来稿基本仍是四词八字的构架，但是却真实反映了顺德人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之后的思想变化。

在那1500多条来稿中，重复率最高的词是“科学”和“文明”，这已经与当年的“拼搏”有了行为方式上的区别。

顺德市人大副主任伍国栋当时正兼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主持“顺德精神”的再概括。他本人主张的“顺德精神”是：科学、文明、务实、创新。

伍国栋曾这样向我诠释：

“原先的‘拼搏’一词明显带有第一次创业的时代特色，含有不理智、赌一把的成分；而‘文明’一词却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它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形容词。‘科学’则是我们时代的需要，它不但包括科技，还应当包括规律意识和理智精神，必须大力强调。‘务实’是顺德人的一贯追求。至于‘创新’，更是应当提倡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创新，我们的产权制度改革也是创新。”

当时由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从1500多条来稿中遴选出20条，再由市评审委员会投票，从中挑出10条，最后让市民投票决定取舍。

为了鼓励群众的积极性，还为投票设立了奖项。

我统计了一下，被选定发给市民投票评选的那10条“概括句”中，“文明”一词出现了8次；“务实”或“求实”也出现了8次；“创新”为7次；“科学”为4次；“拼搏”则只有一次，那还是因为将原先的“顺德精神”也列入了候选名单。

但是此后就一直没有听到关于“顺德精神”的消息。

两年以后的一天，跟伍国栋在一起谈起顺德的文化建设，我突然想起：“顺德精神”确定没有？

伍国栋说，没有往下搞，因为搞来搞去都脱离不了原先的框框。

对此我有同感。但是我还想知道一些别的东西，问：时间又过去两年，如今你怎样看“顺德精神”？

看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当即就回答说：

“至善，亲和，务实，进取。”

从“拼搏”到“至善”，少了一些生猛之气，却多了许多温情，变得敦厚起来。

伍国栋的话顿然使我想起北滘镇归纳的“北滘精神”——和谐，勤奋，诚信，至善。伍国栋关于“顺德精神”的新主张，竟然与“北滘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滘精神”是1998年确立的。中共北滘镇党委先在镇民中征集得五六十条来稿，经过反复推敲之后才确定。当然，它的最后确定与邓伟根博士的提炼很有关系。       

当时邓伟根任中共北滘镇委书记，他对我讲起“北滘精神”时，将其浓缩为四个字：和、勤、诚、善。他说：

和——中华文化的要义，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勤——成功的唯一捷径；（话到这里，他戏謔地插了一句：“就是做贼也要勤奋啊！”）

诚——现代生活、现代市场经济的立身之本；

善——做一切事情的目标，要与人为善，劝人从善。

邓伟根的办公室挂着一帧条幅，上书：“和为贵，谦为上。”其内涵与“北滘精神”相得益彰。

2000年2月23日，《顺德报》与广州的《南方都市报》两报同时推出了一批采访顺德各界人士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和阐述“顺德精神”。其中采访邓伟根的一篇写道：

        在邓博士看来，顺德有很多独特的地方。以他的经历来感觉，就是有很多事情在顺德可以做得到的，在别的地方就不一定能做到。顺德所崇尚的是一种和为贵，谦为上的精神。人情味浓，极怕对不起别人，以大局为重。有一个极具代表意义的例子，做生意时顺德的商人只会考虑在这笔生意中我能赚多少，至于别人赚多少绝不在意。还有一点特别突出的就是，定下来的事尽管有不同的声音，但只要有好处就会去做，不考虑个人的得失。顺德的改革能比其它地方走得更快，改得更彻底，应该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文章还提到，“这位博士镇官选拔干部的时候，有两种人被首先列为慎重考虑之列。即长期不结婚的和无缘无故离婚的人。原因为一个不能与自己周围的人和谐相处、对家庭没有责任感的人，也不会对社会有责任感，那么责任心和事业心都应该打个问号。”

顺德人的敢想敢干和务实精神人所周知，但是顺德人在归纳自己的精神财富时，却悄然将眼光从经济移向文化，渐渐地将一些传统色彩浓厚、充满温情的品质推到了前列。

2000年下半年，伴随高层领导的变动，“科龙”也提出了新的企业精神：诚信、合作、学习、创新。

“科龙”原先给自己归纳的企业精神是：“开拓、拼搏、求实、创新。”基本是“顺德精神”的翻版。现在，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它也开始淡化“拼搏”的色彩，注重起平和的环境和氛围来了。

由标榜一种征服世界的凛凛之气，到追求与这个世界的亲和之力，在顺德这块热土上，从政府到企业，都在期盼着更为和谐的发展氛围，都在探索和寻找更深层次的发展动力。

虽然“顺德精神”的新版本还没有定稿，人们却已经对旧的版本有了新的、更深入的理解和诠释。

有一次，中共顺德市委副书记杨肖英在谈到如何实现现代化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顺德精神八个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我觉得团结最重要，它使各级干部从大局出发，大家扭成一股绳，去干事业，去实现现代化。以往无论是改革中的风风雨雨还是遇到各种困难，我们都互相信任、支持、理解、分忧。省委曾经推广顺德市领导班子建设的经验，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书记市长首先是团结的模范。”

尽管“团结”与“亲和”、“和谐”之间有时代色彩上的差异，但它们的内在是相通的。在综合体制改革的全过程中，顺德市委、市政府一班人步调一致，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内部分歧。

杨肖英于20世纪70年代担任顺德妇联主任，80年代中期进入领导班子核心，一直是顺德的高层决策者之一，历经顺德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大事。对于“团结”这个话题，这位女书记自然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权。

顺德的人口密度居珠江三角洲之首，每平方公里达到1200人以上。人口密度越大，磨擦和碰撞的机会也就越多，因而也就越是需要至亲至善的状态。顺德人不喜欢斗，不论是“团结”还是“亲和”、“和谐”，都是他们对良好发展氛围的追求。

我注意到陈用志在跟我谈起顺德之所以超前改革时，曾经举出过这样一条理由：

“本地人多，有强烈的事业心，强烈希望能建好家乡。”

在这里他当然指的是顺德的领导干部群。

我采访过不少地方的最高领导，没有听到过有人像陈用志这样分析当地资源优势。对于一个主政的官员来说，这话实在谈不上四平八稳，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人家可能想：你是不是排斥外地人啊？你是不是搞地方主义啊？但是顺德的干部并不忌讳这些，因而我常常为他们的强烈个性吸引。

记得在江西的南康市——当时还只是县，书记为我历数本地发展经济的资源，说了土地、矿产等等以后，他又说了一条：在北京的许多部门都有我们南康人，要办什么事比较方便。我曾为之十分感慨，从心底体会到中国政体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深影响，也体会到官本位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两位书记说的都是人力资源，但是着眼点不一样。

顺德的决策层里大多人还谈不上是职业干部，他们还带着浓郁的乡土意识，甚至不愿意为小小的升职而离开故土，因而有为家乡繁荣作贡献的强烈愿望。大家的目标简单而且一致，就容易形成团结局面。这或许也是“顺德精神”中“团结”和“拼搏”的一个注解 。

由于顺德在经济方面创造的奇迹，也由于它在所有制改革方面的先声夺人，顺德人的精神底蕴一直为各界人士所关注。光是见诸报端的关于顺德精神的评价就有很多，说法不尽相同。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刘炳英曾从理论概括角度评价说：“顺德人的精神大约有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是敢为天下先；第二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第三是追求无限市场。”

《人民日报·华南新闻版》在中共十五大刚刚结束时，连发十几篇关于顺德的报道，总标题是“实事求是的顺德人”，以“实事求是”概括顺德精神的精髓。

《南方都市报》就“顺德精神”在中山大学采访过几位知名教授。在这些学者的眼里，顺德精神各有不同侧重。

 经济系教授王珺说：“顺德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危机意识，成为其屡创经济奇迹的原动力。”

人类学系教授周大鸣说：“顺德人追求完美的特质尤为突出。”

中文系副教授董上德说：“善于借鉴和吸收、善于创造生活、刻苦耐劳、反对死读书，是顺德人文精神较为突出的特点。”

 历史系教授邱捷则认为：“顺德人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因地制宜的经营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曾对顺德人文精神作出过公开评价的文人学者很多，比如退休前任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岑桑认为，顺德人的主导风格是“战斗性、开拓性和创新精神”。

“战斗性”这样的词曾经被我们用得太多，似乎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但是谁也不能否定，改革者必须富有战斗精神。

 岑桑本身就是顺德人。他主持广东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正是中国解放思想冲决罗网的年代。他勇敢顶住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为上海女作家戴厚英出版了当时颇具争议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里面也有岑桑的一份功劳。或许，在岑桑的身上，正体现了顺德人的“战斗性”和“开拓性”？

有一次，我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永杰教授在一起聊天。听说他是顺德人，我当即请他说说顺德精神。他略作思忖，即总结了四条：

一，实干；二，灵活；三，分享；四，机智。

其中“分享”一说是李永杰的独特归纳。

不过我也曾听不少顺德人有过类似的说法，他们认为，顺德人大多很注重情感，有利益总是能够均沾，照顾到方方面面，因此顺德人内部较少相互倾轧的现象。

关于“顺德精神”，至今还没有一个为众人所公认的定稿，但是种种归纳是一束束光芒，从不同角度打在顺德的名字上，勾勒了顺德的立体形象。

一个小小县级市，竟有这么多人关注和追寻它的文化精神，并且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评说版本，我想，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顺德人以其斐然的成就和颇有个性的行为方式，吸引着我们与历史一道，仔细地倾听刻录在它灵魂深处的歌。

我曾经请陈用志谈两个问题：一是你对顺德改革的评说；二是改革与你的性格因素是否有关。

陈用志用一句流行歌词回答第一个问题：“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

关于第二个问题他也答得很简约：“我不过是只讲实际而已。”

陈用志是将实事求是当作顺德这次改革的精神起点。

顺德人自己关于顺德精神有种种不同的概括和思考——

市长冯润胜说：“新的顺德人精神应该是‘三不’：不满足、不争论、不埋怨。”

招汝基则赞同顺德人是“改革者、实干家、文明人”这种说法。

在2000年9/10期的《粤海风》杂志上，招汝基发表了一篇说足球的文章《给“冲出亚洲”泼点冷水》。文章说：

“为什么我们非要‘冲出亚洲’不可？……人总有行的一面，也有不怎么行、甚至不行的一面，扬长避短，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才是辩证法。体育亦如此，只要我们戒掉虚荣浮躁，提倡埋头苦干，也来个卧薪尝胆，经过十年教训，十年生聚，说不定回在某一届世界杯赛拿个冠军回来，给国人一个惊喜。”

在把球运等同于国运的喧嚣声中，招汝基将一个球迷的热情让位于顺德人的实干精神，这本身就是顺德精神的体现。

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年胜则有另一个角度，他概括的顺德精神是：能者为尊，以人为本。

90年代曾经担任广州市市长多年的黎子流作为顺德人，将顺德人的共性总结为：敢做敢为，善于学习，坚韧不拔。

黎子流是农村干部出身，普通话水平不高，“政治”和“经济”分不清。初到广州作报告，一开篇的“女士们”听起来就是“女婿们”，弄得哄堂大笑。他说政府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人们却听成要“拒绝”接受人大监督，意思正好相反。如今他虽然离任已经好些年了，广州的市井街头依然流传着许多关于他讲普通话的笑话，其中不少穿凿附会，或者经过民间的加工，但却都是善意的。对于这些笑话，黎子流本人并不在意。在这个南方大都会，来自农村基层的黎子流一点没有自卑心理，他的普通话尽管到离任时依然广味十足，但他从不藏拙，从不嗫嗫嚅嚅，以致国家语委还授予他推广普通话标兵称号。

在黎子流身上，看得到他为顺德人总结的品质：敢闯、坚韧、好学。

或者还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担任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并兼顺德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陈真泉特别强调的是一个“自”字。他认为：

“顺德人的主体精神是——自立，自强，自尊，自信。”

他也向我做了一番关于这四个“自”的具体阐释。他说，顺德人强调的是能力本位，而不是官本位，所以，顺德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相信做过后才知道。他还说，顺德人推陈出新的意识很强，不因循守旧，要做就做最好的。

关于顺德人的秉性，陈真泉给了我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见别人坐“凌志”，我就要坐“奔驰”。

他是以此说明，顺德人考虑事情的立足点是竞争，是自身的提高，不会因为眼热而从弄倒别人的角度出发。所以他说：顺德人的处世方式是以人为上，以和为贵。

陈真泉不是顺德本地人。1978年，他从雷州半岛考入华南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曾在顺德师范教书，又在顺德市委党校当过理论教员。他以家乡一些地方的情形与顺德比较，说：“那里的人一坐下来，就抽起水烟斗，说今天的见闻，谈彼此的关系，或者一起叙叙旧。顺德人在一起不谈这些，他们谈的是哪里有钱赚，怎样可以多赚钱。”

    完全已经顺德化的陈真泉给予顺德精神以充分的肯定。

比较，总是需要一个参照系。那些从外地飘落在顺德的人，因为心目中藏掖着一个原生地的参照系，所以对这块土地上弥漫的文化气息远比土生土长的顺德人更敏感。

东北人张清明如今在环球大冢制药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这家位于容桂镇人口处的企业创办于1991年，最初叫广东环球制药厂，由容奇镇与广州中医学院合资。头几年，每年亏损好几百万元。1994年，刚满31岁的张清明毛遂自荐，坐上了总经理位子。五年以后，由他打理的这家企业已经创造了销售额突破亿元的业绩。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张清明对顺德人的行为方式有深切体会，其中尤其是永不知足的进取精神。

张清明心里有一个对照，他说：东北著名的红梅牌味精名噪一时，却只满足于产品过了黄河；沈阳一家企业在顺德的“万家乐”之前就从日本引进了先进的热水器生产线，却没有趁势推进。张清明深有感触的是，顺德人的好强精神使他们永无止境，每前进一步都立即着手下一步的发展。

江西人张学军是 “科龙”集团冰箱销售部的副部长，这位已经在顺德安家立业的小伙子很敏感于顺德人的特点，他以自己在工作中和生活中的体验这样描述顺德人——

“我会在上个月中旬就为下个月做一份精细的营销计划，然后逐步推进；而我的顺德同事却无须成文成条地计划，脑子一转，就可以随时随地调用让人出其不意的招数完成任务。顺德人打扑克牌的方式最能说明他们的这一特点。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习惯将同一花色的牌按大小整整齐齐地理好捏在手中，顺德人却是不理牌的，一把乱牌抓在手里，从不遵守标准的出牌方式。他们以无招应有招，往往能出奇制胜。……假如公司同样给每个人一万台的销售任务，可能我会犹犹豫豫，琢磨着是否太多。顺德人却拍着胸脯，先向老板保证‘搞掂’，然后再想方设法地完成。……一年12个月，顺德人也许有11个月在与人喝茶聊天，在第12个月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机会，就埋下头去动手做了。在做与不做之间，顺德人不需理性的分析，他们通常是务实派，用脚踏实地的‘做’来弥补偶尔的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

张学军已经在顺德呆了四年，但他自认为还没有真正融入顺德人这个群体。

他说：“顺德人的拼搏和冒险精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外人无法学到的。”

这当然只是个案，只是张学军的个人感受。这个南下的“新客家”在对生活的感叹、钦佩中，不免神化了顺德人。

很有意思的是，张学军描述的顺德人虽然神奇，却似乎农民气息很重，过于随意，有一种与现代科学精神相悖的山野之风。这种状态显然是进入更高层次的障碍，就像仅凭一点灵气画画，太没有章法，没有基础训练，毕竟难成大气候。

张学军作为毕业于财经大学的硕士，却真心佩服这些“不需理性”的顺德人！

也许顺德人的成功已经制造了一种迷信？

张学军在学校的教材上肯定没有读到过顺德人这种经营方式，在成功光彩的衬托下，这种农民方式令人迷惑。

我们可以从中透视一种超脱于理想模式的合理性。顺德人的不按“牌理”出牌，可能正合适着我们这个变革和转型的时代，是社会重新建构和整合的需要，是对循规蹈矩于旧思路者的冲击。

正如许多顺德人公开将“赚钱”两字亮在旗帜上一样。尽管我们的教科书决不会将此作为楷模，但是我们却又无法否定它。

或许，这就是社会发展过程赋予我们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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