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冷眼观

我探究顺德精神，更想从一些事实入手。

历史的进程总是用一些历史事件串起来的。一个个历史事件就像标在座标图上的一个个点，把它们用线段连接，就成了历史的轨迹。

时代的精神就沿着这轨迹擦出阵阵火花。

说到改革开放的历程，人们总会想到安徽省，想到安徽省的小岗村。

在20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安徽省曾是一只殷勤的信鸽，传递着早春的信息。

小岗村分地就是蓝天中的第一声鸽哨。

1978年3月，天地尚未解冻，当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安徽农村考察。他问一个衣裳褴褛的农民：“你们有什么要求？”这个农民掀开身上的破棉袄——里面什么也没穿——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

那肚子就像农民的空心棉袄，只随便填着一些败絮。

填饱肚子，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一个最古老的要求，却又是一个看去仿佛遥不可及的要求。

这就是改革开放前夕的中国农村写照。

贫穷往往是革命的温床。就在这年年底，在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

闻名全国的凤阳花鼓在老百姓心底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声！

凤阳是朱元璋的故乡。这位朱皇帝没有给家乡百姓留下幸福的根苗，却留下了叛逆精神，留下了铤而走险的勇气。

这些农民已经不相信集体的道路。当饥寒像冰冷的刀锋直抵着胸膛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坐牢甚至处于极刑的可能都已经无法阻止人们追求温饱的躁动，无法窒息人们对生活的渴望。

18户农民并不知道，寒夜中，就在他们偷偷聚在那间简陋的牛棚里为自己的肚子谋划之际，远在北京也有人在为中国老百姓的肚子谋划，为中国人民的未来谋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历史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巨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让老百姓富起来。

新的时代扶起了新的幼苗。小岗村农民的分地壮举不但没有被压在历史的巨石之下，反而冲破晦暗的天色，成为农村改革大潮的第一朵浪花。

凤阳花鼓的悲怆声变得热烈而欢快，从安徽一直打向了全国。

按下了小岗村农民血红指印的那份契约，最终送进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现代化的保存之中，永远地诉说着中国农民的悲欢，诉说着他们被生活压榨出的勇气，诉说着人心的向背，也诉说着历史长河的转折。

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顺德的1978年里，也有一个与小岗村异曲同工的故事悄然展开。

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点在容奇镇。

今天的容奇镇因为与别的镇合并，它的名字已经从顺德的版图上消失了。但是就凭这个故事，容奇的名字就不会在历史上消失。

容奇镇是个没有农业的镇，但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工业，唯一的一家制药厂在“四清”运动结束时就下马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镇未能就业的人数已经有一千多。

为了发展经济，也为了减轻就业的压力，容奇镇悄然办起了一个名为“大进”的制衣厂。

那是1978年的秋天的事，至于具体时间，曾任中共容奇镇委书记的陈伟告诉我是9月；后来任“大进”副总的唐天亮却说是8月。不管哪种说法准确，都把时间锁定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一点，对于我们回顾世纪末中国的发展之路很重要。

“大进”的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员、原材料、定单全部来自香港厂家，由一个叫杨超的港商投入，容奇镇只是负责提供厂房和劳动力。

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这是中国第一家“两头在外”企业，也是中国最早的以“补偿贸易”方式生产服装的企业。

这种做法，属于此后流行于中国大地的“三来一补”。广东的第一轮发展和繁荣，正是充分利用了“三来一补”的形式。

20世纪90年代初期，担任中共顺德市委新闻秘书的黎尔宽曾与新华社记者黄扬略合作，写过一篇关于“大进”的报道《从“马仔”到“老板”》，为我们提供了“大进”诞生当年的情形：

    1978年8月，容奇镇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合作办起了“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工厂通过港商从美国、日本、德国引进当时一流的制衣设备，生产各种国外名牌牛仔，由港商进料，中方以加工费偿还设备款，合作期6年。当年，这家300人的小厂就收入工缴费20万美元。

“大进”制衣厂的意义，在于它诞生于改革开放前夜，诞生于中国大地正等待着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时候。它的创办时间不但早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甚至早于小岗村农民的分地。

那并不是一个历史钟情于创业雄心的年代，人们只能按部就班地生活，无法越雷池半步。尽管顺德人总是想突破藩篱，总是想做点什么，但是当时的环境并不允许他们出格。

在新华社记者江佐中等人写的《顺德启示录》中，记载了顺德弼教村的这么一件事：

    弼教村早就以养花著名，有“先有弼教后有花圃”之称。但是在那些年月，养花种草被视为资本主义，出口花木被看作是为资本家剥削阶级服务。70年代初村里偷偷办起了工业，被上级发现后禁止了，还给编了首顺口溜：“村前百花香，村中机器响，为了钱钱钱，忘记大方向，如果不改变，弼教定遭殃。”农民在甘蔗田里种的黄豆，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豆，只有甘蔗才是社会主义的。“恐资症”导致人们谈资色变，杯弓蛇影。

容奇与港商合作办厂，比弼教村更进了一步，显然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在当时的中国，可是犯了政治的大忌——资本主义的老板岂可又一次来剥削我们社会主义的工人！

“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情结是坚牢的，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听到东北有人将传唱了近30年的《社会主义好》改了歌词，其中就把“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一句改成“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看上去是调侃，是戏谐，语中却夹杂着许多嘲讽和不满。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从侧面看到，在那时的中国人心目中，“为资本主义打工”是一种怎样的耻辱。改革开放初年，广东省杂技家协会组织了一个团去欧美演出，处处受到热烈欢迎。负责接待和安排的美国方面提出，在计划外加演一场，另付给我们一笔美金。因为是约20年前的旧事，美国佬许诺的是10万还是5万美元，当事人各有不同说法，但这并不重要，这次出访演出全程都有接待，不需要我们付费，所以也就没有成本核算问题，这笔美金纯粹是额外收入，而且从数目上看，也算是很可观的了。但是带队出访的国家文化部门一位副部级干部却说：我们不能这样听资本主义老板的话，叫我们演，我们就演？于是我们的演出家们就拒绝了资本主义的美金，也拒绝了人家的善意。说起这件往事，广东省杂技家协会的人至今感慨不已，却不知那位领导回望过去时心中有何感受？

处身于这种政治时尚中，容奇镇办“三资”企业所受到的无形压力，决不亚于小岗村的分地。

尽管是共产党的天下，尽管是为百姓谋幸福的事，“大进”却像一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下来的孩子，躲躲闪闪，怕被人发现。

中共容奇镇党委、容奇镇政府当时有一个规定：凡是从香港运来给“大进”的制衣设备和原材料，其包装用品不论是纸质的还是布质、木质的，全部集中销毁。还规定，销毁现场必须由镇公安派出所出面监督。

那年头，日本进口化肥的袋子也被农民收拾起来做成了衣服或裤子，背上写着“尿素”、屁股上印着“株式会社”而招摇过市的现象，人们早已司空见惯，就是在城镇也算不上奇观。那些从容奇港登陆的香港设备和原材料虽然已经悄悄走进了“大进”的厂房，但是它们脱下的包装用品却可能流落民间，可能被那些因穷困而变得更加聪明的农民来个废物利用，所以容奇镇需要动用警力来监督销毁，保证不让那些包装品有一件流失在外，以免由此走漏了办厂的风声。

镇党委和镇政府还告诫全镇老百姓：不要随便与香港来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来往，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也只跟他们谈技术问题，不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不说，就连自己的生活情况也不要跟他们说。

今天办一家企业，通常要大吹大擂，生怕别人不知道。开业那一天，不免要登广告、放鞭炮、舞狮子、请记者，甚至自己掏钱去买许多花篮在门口一字排开，而花篮的绶带上却写上别人的名字，用以表示恭贺者的众多，扩大自己的气派和影响。

像容奇镇在1978年的这种煞费苦心、躲躲闪闪的办厂方式，不知道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有没有先例？

顺德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心里宣布了他们与旧时代决裂的开始。

北有小岗村，南有容奇镇，它们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共同写下了改革开放的民间起步。

回顾当年的起步，我们发现，同样是悲壮之举，是先行探索，顺德人与小岗村的着眼点不同，路径也不相同。

在小岗村的探索思路上，我们隐约可见几千年来农民起义的身影，那是向最原始的农民关于土地的诉求复归；顺德人的探索却将眼光和希望投向海外，投向异质文化滋养出来的新事物，投向工业时代。

一南一北，有不同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的烙印，但是不同的烙印组成了同一个渴望，在痛苦中展示着中国老百姓告别一个时代的先声。

很幸运的是，这种先声没有因为凌晨的早起而被黑暗吞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曙光及时照亮了中国大地。

如果说，小岗村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枚火种，顺德的容奇镇就是中国开放的第一扇窗子。

小岗村的火种已经小心翼翼地置于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每逢纪念改革开放的日子，总少不了有摄像枪抚今追昔地对着小岗村，让人们感念时间的跨度。顺德人却太务实，宣传和总结的意识比较淡薄，他们的眼光总是望着脚下或者前方，不大管过去的轨迹，所以，至今没有人特为去擦拭或者油漆这扇有着纪念意义的窗子。

    “历史”是人写的，而不是历史自己写的。在那堵用时间的砖块垒起来的高墙上，人们在回顾中勾画了“历史”的图案。但是由于人的种种局限和缺陷，在高墙的下面，却埋藏着许多当时没有张扬的事实。

    顺德的“大进”就是一个行将湮没的事实。

但是在顺德人看来，过去的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我曾经两次到过“大进”。

第一次是1995年4月，为了顶礼于中国的“第一”。

那时的大进制衣厂已经扩大为大进集团公司。在位于繁忙路口的“大进”大楼里，大进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唐天亮同我聊了一个下午。

据唐天亮介绍，“大进”是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属下的集体企业，已经是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的企业集团，于1991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1992年被广东省经委、统计局认定批准为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中型一档企业。属下有9家企业，其中5家是中外合资性质。共有员工2300人，厂房面积36000平方米。固定资产1.1亿元。1994年，“大进”的销售额为2.2亿元，利润700万元。

   “大进”早在1992年就在新西兰办了厂，据说年销售额达一亿多港元；又在香港和美国办了公司；并将制衣厂、洗水厂、浆染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推移到高明以及粤北的南雄、始兴、阳山等山区县。其产品远销欧、美、澳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唐天亮说的这些基本情况，我已经通过顺德市档案局保存的文件有所了解。档案局存有顺德市政府1992年11月向工商管理部门发出的《关于组建广东大进集团公司的请示》，对“大进”的发展势头有扼要介绍。

唐天亮告诉我，“大进” 1995年的计划是，与位于广州的南方医院合作，建一个“顺德南方医学生物技术研究所”。南方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顺德人已经就研究所的兴建与之签约，计划办成一个集科研、中试于一体的高新科技开发实体。

唐天亮只不过30来岁，穿着打扮潇洒得体。位于六楼的接待室不算很豪华，却也非常精致、讲究。那座楼里，因为既有车间，也有办公室，显得有些拥挤，但是拥挤之中反倒显出一点欣欣向荣的气象。

晚上同唐天亮及他的助手等几个人一起吃饭，点的菜很是丰盛。

记得从“大进”的大楼出来时已经华灯初上，回头望了望，大楼正沐浴在灯火中，彩灯勾勒出墙体的每一道棱和每一个角，铺陈着辉煌。

我为中国所走过的路感慨，对见证了顺德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历史的这家企业怀着由衷的敬意。

但是，在中共容奇镇镇委院子里同干部们聊天时，姓吴的组织委员告诉我：

“大进”准备化整为零。因为战线太长；资金不足；管理有困难。

所谓“化整为零”不就是集团解体？难道这时的“大进”同其它那些投入驱动型企业一样，正面临着危机？

第二次去“大进”是三年之后，即1998年的5月。

三年前，我是冲着1978年那一段历史去的。如今虽然情感依旧，却多了一份关于转制的关切。

这三年里，顺德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投资的热风传染着企业的流行病，萎缩的症状全面爆发；而作为首选药物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突破思想的藩篱，成为时代的潮流。

大进，你别来无恙？

那是一个阴天的下午，我来到“大进”的大楼。大楼依旧，令人诧异的是，电梯停开，走道里不见一个人。

我在大楼另一扇门的门廊里找到了唐天亮。

唐天亮此时仍不到40岁，同上次见到的一样，依然穿戴整齐，只是面容有点疲惫，神情里藏着消沉。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已经忘记三年前的那个下午和晚餐。这也难怪，怀着各种目的来“大进”看看的人一定很多，唐天亮何以记得有过多少个聊天的下午，有过多少次共进的晚餐。何况三年中我没有同他有过任何联系。

令我吃惊的倒是“大进”的变化。

唐天亮的办公室已经从楼上搬了下来，那个不过三四十平方米的门廊中间挤着七张办公桌，那就是“大进”如今剩下的全部兵马。唐天亮的办公桌就堵在楼梯口，显然那楼梯也像电梯一样废弃不用的了。可以想象，在这幢大楼的二楼以上，时光已经停止流动。门廊的四壁堆满了荒置的办公桌，就像一支取消了番号的部队匆匆扔下的装备，厚厚的灰尘已经完全遮蔽了这些办公桌的夕日辉煌。

唐天亮告诉我，“大进”已经转制，他是留守者，原先四个副总经理，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为了省钱，楼上的办公室已关闭，几个人挤到门廊里办公，电梯自然也就用不上了。

我提到办在粤北的那些厂，他说，都亏了。由于亏损，“大进”已欠下一亿多元的债务，正由镇发展总公司背着。

是市场不行？我问。

唐天亮坦诚地说：“不能将责任全推给市场，内部机制和管理方面也有问题。”

我说，看来转制是必要的。

唐天亮同意：“可以这么说。”

这位架空了的副总经理还得在这个拥挤的门廊里呆两到三年。因为有的下属企业与集团公司签的约尚未期满，他得做这些善后工作。

届时你的去向是哪里？

“下岗、失业。”唐天亮自嘲。

唐天亮是镇发展总公司派来的干部，总公司自然终有安排。但是，陷在那种落差和那种等候之中，谁又免得了意兴萧索？

    他说：“眼看着企业在自己手上垮了，心里不好受。”

我关注历史，还想请他领着看看第一家开放性企业的旧时情景，谈谈昔日的辉煌。他委婉地拒绝了。

“大进”的今日，从三年前的那次采访就应该感觉到的。当时的“大进”已经陷在投资热的旋涡之中，被挟裹着而欲罢不能。实际上，它的怀中那时就已经孕育着今日的苦果。

只是当时的唐天亮依照那年头企业的通行惯例，掩饰了那一个个一捅就会破裂的脓疮，反而着力给我描绘了一通“大进”的发展美景。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残酷——你不尊重它，它决不会给你青睐。

我的手中至今还留有一本“大进”的介绍资料，那是1995年那次访问时唐天亮送的，国际标准大16开本，36页，全彩色铜版纸印刷，就连内页都用了200克的纸，可算得上很精美的了。

但是那里面所展示的一切和洋溢着、澎湃着的一切，都成了遥远而迷濛的过去，留下的是如泣如诉的反讽……

“大进”的命运成了历史对顺德精神的验证。

如果说，勇敢地让“大进”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诞生，体现的是顺德人的叛逆气魄，那么，坦然目送“大进”在如血的晚霞中没落，则展露了顺德人的务实精神。

顺德人从来就没有把“大进”当做一面旗帜供奉起来，至今没有想过搞个博物馆展览馆之类，将“大进”和其它一切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定格。在他们看来，虚名永远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实才是衡量成败的标准。他们愿意让市场检验一切，包括自己的历史，包括自己的荣光，更包括未来。

没有当作一面旗帜升起来，自然也就没有降旗的苍凉。在顺德人眼里，“大进”的黯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花开，是花的造化；花落，是春之叹息。

一切都有定数，市场经济不需要滥用感情。

因为具备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心理素质，在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顺德人没有精神负担，更没有种种装满昔日记忆的瓶瓶罐罐舍不得扔掉。他们高昂着头，坚定把握着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

后来，我同招汝基谈起“大进”，他说：要是它在1994年就搞了转制，情况就不会这么糟。

1994年的容奇镇不肯靓女先嫁——这已是历史旧账。

招汝基以陈村镇的华英风扇厂作为一个反证，诠释“大进”的没落，也论证了顺德转制的必然。

华英风扇厂曾是陈村镇最好的企业，进入了中国十大乡镇企业行列，生产的鹰牌电风扇也是一时名牌。据招汝基介绍，华英风扇厂1994年的资产达到一个亿，但当时没有跟上转制的步伐，第二年就垮了下来，变为负资产，以至最后清盘。到2000年，终于被“美的”兼并。

我问华英风扇厂的亏损原因。招汝基说：“厂长的儿子跑到南海市去另开一家私营风扇厂，你说这厂长自己办的风扇厂怎能不亏？”

在进行综合体制改革之前，这种情形在顺德很普遍。一家人经营两个企业，一公一私，各有不同使命。一个负责赢利；一个负责亏损。吃亏的当然是公字号的那一家。

这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是迫切需要转制的理由。

当转制风潮席地而来的时候，滞后的企业就平添了几分危险。有些厂长、经理看到大势所趋，知道“有钱分晒，没钱借贷”的好日子即将逝去——用顺德人揶揄的说法就是：产权制度改革迫使计划经济进入了“最后的晚餐”——他们担心自己手中的权力过期作废，认为不拿白不拿，不免变本加厉地化公为私，拼命消耗企业资产，想在“最后的晚餐”中把能吃的都塞进肚子里，这就加速了企业的亏损和没落。

招汝基总结说：“所以，靓与不靓都应当嫁。”

与“大进”殊途同归的是“新力”。

新力集团公司曾经也是顺德的骄傲，可惜那种骄傲属于“国有”，而它一出生就遇上了转制的年代。

成立于1993年6月的新力集团公司是国家科委认可的实施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旗下的几家企业如顺德特种变压器厂、天乐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震德塑料机械厂有限公司等，都是国内同行业中的翘楚。

在“新力”的大楼里，我同新力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傅嘉驹有过许多次接触，在一起谈“新力”，谈“顺德”，很随意的闲聊。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一种不紧不慢风格，既不张扬也不内敛。

记得第一次见面不能免俗，我听他介绍“新力”的情况。这种程式化的开头已是企业家会见记者和理论界人士的例牌菜。如果双方能够很快发现共同的关心点，就能够将谈话推向深入，否则，会谈的空间就只能漂浮着许许多多不一定实在的数字，随便听听，一阵风而已。傅嘉驹似乎并不很在意这样的话题，没有盘桓其中。我们谈得较多的是顺德的经济发展和转制，因而我得以在多次同他的接触中，断断续续地看到“新力”由盛而衰的历程。

“新力”真正引起社会广泛注意是在1997年底，它受让万家乐集团持有的1·7亿股法人股，从而拥有“万家乐”29.8%的股权，成为“万家乐”最大的股东，实行了控股。这是顺德资本运营的一大手笔。

“万家乐”是上市公司，它的燃气具产销量曾经接连多年执国内市场牛耳。有一阵子，“万家乐，乐万家”的广告语曾经家喻户晓。但是“万家乐”在创造卓越业绩的同时，和许多企业一样，停留在第一次创业的范式中未能及时转移。它本来以生产热水器起家，却摆脱不了盲目投资热的影响，总想扩张。1995年，“万家乐”还想上生产工业空调器的项目，被顺德市政府压住，未能如愿。但是其“东芝—万家乐”空调压缩机项目已经成为自己为自己掘的陷阱。在这种背景下，“万家乐”在股市的走势一直不太好，因而这一次股权大规模受让尤其让证券界瞩目。

新力集团过去一直以生产资料为主要产品，且一直对新闻媒介持低调姿态，虽然其年产值已达15亿元左右，对顺德经济颇有影响，但社会名气并不大。其入主“万家乐”的消息传开，不少媒体的记者才四处寻找它的资料。《经济日报》的报道就是怀着几分陌生，将其称为“卧山之虎”和“藏水之龙”。

媒介遵循惯例，对事情说了许多好话，认为“新力”此举实现了低成本扩张，并得以借壳上市。

但是傅嘉驹私下跟我说：“说心里话，让我们去救‘万家乐’，我们心里是不愿意的，但政府希望我这样做，也没办法。撇开我是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不说，就凭当下短缺经济时代已经结束，我总不可能像黎钢当年离开‘华宝’那样，拉队伍出去吧？”

此刻的顺德在自己的棋盘上前后左右挪动棋子，并不仅仅为了撑住一个“万家乐”，它在部署新的棋局。此中的深意，傅嘉驹应该感觉得到吧？

傅嘉驹是1966届高中生，曾在工厂做过送料工，干过重活。后来就读于广东省制丝学校，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生。1978年他进入制丝行业，那时还是制丝的黄金时代，当年顺德年产蚕茧23万担，创历史最高记录，据全省之首。那年头，制丝工业产值占了顺德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后来，傅嘉驹担任过顺德纺织集团公司总经理，又进政府担任过顺德经委副主任，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政府大院出来，重新进了企业。

这时候置身于顺德的企业，就要经受一场风雨，就要面临一次选择，就要向时代交一份不容回避的答卷。

1994年，顺德的转制如火如荼之际，有一家港商看上了“新力”旗下的骨干企业特种变压器厂，愿出2亿元，买下特种变压器厂70%的股份。那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同卖“华宝”的翁氏一样，其老板也是顺德人。

尽管对方开出的价钱不错，但傅嘉驹没舍得卖。他告诉我的主要理由是：香港那家公司代理意大利皮鞋——做皮鞋买卖的，怎么能做高新技术企业？

控股并不一定自己经营，这一点，作为多年在企业工作并担任企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傅嘉驹不可能不明白。

看来还是其它因素在其中起作用。

那时的“新力”蒸蒸日上，风头正健；那时的傅嘉驹春风得意，充满信心。他说：“转制不是唯一途径，公有制企业也一样可以搞好。”

或许，这才是“新力”没有“出嫁”的深层心理原因。

傅嘉驹在谈到顺德的“靓女先嫁”时说：“为什么不可以招婿上门呢？”这与当时容奇镇镇委书记陈伟的立场有些类似。只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傅嘉驹不像陈伟那样激扬，他只是在肯定转制的大前提下，小心翼翼地发出疑问。他宁愿自己自己慢慢地思索。

傅嘉驹和陈伟都主张：名牌、有影响的企业不动，将包袱型企业甩掉。“新力”也确实甩掉了几个很小的企业。特种变压器厂的产量和产值都占全国第一，据称，其综合指标占全世界同行业第六，自然不在“甩掉”之列。

这种思路当然是如意算盘。但是，如果这一场转制变成了只是政府从自己的篮子里剔除一批已经变味的果子，那就完全没有了产权革命的意义，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况且，谁能担保剩下的果子不再腐烂变味呢？

此后，我与傅嘉驹见面总少不了谈到转制，我觉得他喜欢琢磨、思考，非常关注经济大环境的动态，但似乎给人一种优柔寡断的感觉，或许与他的身在国企有关吧？我曾问过他一个较为“私密”的问题：不搞转制，你准备以国企干部身份退休吗？他似乎心有所动，但是又说，现在没有办法考虑。

1998年春天，我在新力集团宽敞的总经理办公室同傅嘉驹又一次见面，又一次聊到企业的转制。我问他“新力”的情况如何，此时，他已经开始为“新力”的体制问题忧心忡忡了。他说：

“职工没有股份，凝聚力不够，正面临技术骨干被人挖走的危险。”

这当然只是让他忧虑的一部分而已。

他的办公桌上堆着好些书，有吴敬琏的《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还有一本叫《大重组》。我随手翻了翻，看到上面划了不少红道道，证明这些书并不是摆设。我明知故问：“为什么看起这些书来？”

“我要想想自己的出路。”他说，语气中已失去了往昔的自信。

此时新力集团公司入主“万家乐”还不满半年，媒介对它的好评音犹在耳。但是傅嘉驹已经感受到转制的历史脚步正一步步的逼近。

接下来，在顺德市政府的操持下，“新力”内部大起变动，属下的“靓女”纷纷出阁，“喜事”连台。

儿女散尽的那一天，作为大家族中心和外壳的“企业集团”也就名存实亡了。

2000年，日历还没有来得及翻到新世纪的一页，“新力”已经基本成为一个空架子。

既然是国企，“新力”的出路和命运早就被顺德人转制的大思路锁定，政府只不过没有急于求成而已。让“新力”入主“万家乐”，只是政府资本运营的一个步骤。显然，精明的顺德人早就筹划着“新力”的转制，否则，怎会在极力推行国有资产退出的同时，又让国有资产重新介入处身于困境的“万家乐”？

顺德追寻的是所有制改革的全面和普遍。

一度亮丽的“新力”终归在世纪之交走上了淡出之路；

与此同时，“万家乐”的最大股东也已经悄然换成广州的企业，为顺德市政府担任市属企业最大股东的历史划上了一个句号。

新力的浮沉，让我们感受了顺德坚持市场经济之路的冷竣和决绝。

新力集团的办公大楼，位于横贯顺德的105国道近旁，十几层大楼顶上，立着很大的“新力”两个字，老远就能看见，很有点气势。如今随着 “新力”的沉寂，那两个字竟然也没有了精神，在风吹日晒中残缺了笔画，却也不再有人去打理。

大楼里更是了无生气，“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随着集团实质上的解体，原先熙熙攘攘的人群四散而去。偌大的厅里，只有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做接待。她的工作只不过是在沿袭和维护旧制而已，其实已经没有多少来人需要接待的了。于是，小姑娘的手里就总是有一本书。

以前我到顺德去，只要有时间，都会给傅嘉驹去一个电话。他总是忙得很，要不就是在香港、在国外，要不就是正跟外商、跟银行的人谈业务。跟他的秘书小姐也熟了，只要傅嘉驹没有出差，她会帮我同他约定见面时间，再打电话告诉我。有时候，傅嘉驹约我去新力集团的饭堂吃饭，在饭桌上随便聊几句。新力集团的饭堂就在大楼里，吃饭的人不多，分别围着几张桌子，家庭风味浓烈，很有些和睦与凝聚的气氛。

曾几何时，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同“大进”的唐天亮一样，傅嘉驹开始肩负留守的意义，而他的女秘书早已到下面的企业上班去了。

同唐天亮不一样的是，傅嘉驹已届知天命之年。

现在到顺德给傅嘉驹打电话，有时明明是上班时间，他竟然呆在家里。当然，总有身体不舒服之类的原因。隔了许久没有见面，他也提不起兴趣出来会一会。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变数。历史之手在整合社会的同时，也整合着千千万万的人生。

顺德有座宝林寺，始建于五代，大约在公元10世纪之初。当地有俗语说：“未有顺德，先有宝林。”是说顺德的建制迟于宝林寺。据有关记载，自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顺德开县起，宝林寺就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每遇国家大典或开读朝廷诏令，都要在此处举行典礼。

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和天灾人祸，宝林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倾覆无存。如今耸立于顺德城南太平山麓的宝林寺是1998年重建的，依山傍水，占地12万平方米，气势不小。据说整个复寺工程动资逾亿。

由前庭拾阶而上，迎面而来的是一座十丈高的雄伟石牌楼，由新力集团公司捐180万元建造。牌楼之联曰：

伟迹数今朝泽及禅台古刹重光佛法无边开胜景；

宏图跨世纪政施福地灵山焕彩仙尘难界伴游踪。

此联的撰者、书者均为邑人。一眼读去，此联给人的感受就与一般寺庙的不同。它在颂赞佛法的同时已经走出了禅界，充满着对世俗幸福的向往和对未来的信心。

宝林寺是顺德人建的，自有顺德人的精神氤氲其中。入门处的《重建碑记》云：“今国家廿年开政，市民享承平之余，热望规复乡邦文物，宝林寺则其首焉。”建寺者在叙述重建背景时，便以改革开放为新纪元，强调了改革开放为顺德人创立的新时代。石牌楼楹联的浩荡意气正与此相统一。

宝林寺寺内外大小楹联多为邑人所撰所书，像石牌楼一样，不少楹联蕴含着顺德人对新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改革开放的由衷感激，给这座寺院平添了一些超越宗教意义的文化色彩。

据说石牌楼原是香港顺德同乡会认捐的，答应出资240万元，但是这笔钱迟迟不到位。主持寺庙建设的部门发起急来，找到陈用志。陈用志说了一句：“让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解决吧！”

那阵子正好“新力”组织员工到宝林寺游玩，主持寺庙建设的部门就找到了傅嘉驹，说好“优惠价”180万元。据傅嘉驹说，当时公司正准备花一笔钱搞成立三周年的庆祝活动，计划发奖金，还要请戏班子。后来就将这笔钱投到了宝林寺，把请戏班子改为自己开文艺晚会，奖金数也做了相应的压缩。

因为石牌楼是“新力”捐建的，主持建寺的部门和有关人士提议：牌楼的对联用藏头之法，嵌入“新力”两个字，当时就有“力创恒基”、“力创殊荣”等等方案。此事最终却因“新力”自己没有什么兴趣而作罢。傅嘉驹尤不同意“殊荣”之说，认为太张扬。

如今，石牌楼依然雄视八方，每日迎候着兴致勃勃的人众，笑观“胜景”，守护“游踪”。但是当初捐建它的“新力”却完成了自己的时代使命，在20世纪末顺德的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一串亦悲亦喜的省略号。

顺德人的转制顺流直下，轻舟已过万重山，所过之处，不再有怜惜，不再有扶持，也不再留恋过去的所有荣光。当想定了要开步走，顺德人前行的脚步就没有什么可以羁縻，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了。

顺德人不是为虚名而生，在一些重要的关头，我们每每可以看到他们的决策总是剔除了虚名的成分。

1997年3月，山东的海尔集团挥师南下，杀入顺德，在桂洲镇与广东爱德集团公司合资，组建顺德海尔电器有限公司。说是合资，实际上有收编的意味，近年在洗衣机行业风头正健的“海尔”在其中占六成股份，“爱德”只占四成。“爱德”洗衣机是顺德的名牌产品，与海尔集团合资以后，“爱德”的前头有了“海尔”两字。

顺德是全国最大的电器制造基地，是公认的家电生产王国。就在海尔介入“爱德”之前的1996年，顺德的家电产值达295.6亿元，电冰箱、电风扇、电饭煲、燃气具、微波炉、消毒碗柜的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当年，全国家电行业实现销售额10亿元以上的企业共20家，其中有3家是顺德的企业。1997年的《顺德报》公布了一组数字：1996年，顺德生产的电冰箱占国内市场的15.9%；电风扇占29.4%；空调器占26%；微波炉占49%。在以上引用的数字里，没有关于洗衣机的。很明显，在顺德的家电王国里，洗衣机是一个弱项。是把洗衣机生产也扶上去，搏它个满堂彩呢？还是任凭它在市场的风浪中浮沉？

在这种背景下，“海尔”的进军顺德为人瞩目，因而有种种说法。有关报道都说这是一次强强联合，私下里不少人却对顺德的家电王国地位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要不是出于实在无奈，睡榻之旁岂容猛虎？

1998年4月，“海尔”进入顺德已经一年，我在同陈伟的一次谈话中说到此事。陈伟对此事明显地不以为然，他说——

“强强联合”这种说法是骗小孩子的。“海尔”给了顺德人一棒。

他还说：选择“海尔”是错误的，有困难应该自己消化。顺德有能力自己消化，“科龙”的人就说过，早知道这样不如我们去接收过来。

数日之后，我在桂洲见到中共桂洲镇委书记何作力。谈话中自然接触到“海尔”这一话题。与陈伟比起来，这位书记却完全是另一种姿态。

何作力说：“爱德洗衣机是日本‘爱妻号’技术，产品定位高，配套技术却跟不上去，与海尔合资前，已经亏损几千万，而在本地却找不到合作者；海尔正扩散生产点，想扩大影响，也许他们还认为能在顺德这样一个家电王国占有一席之地本身就是一种宣传，有广告效应，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当时一切都做得很正规，固定资产是经审计确认的，然后是分期付款，资不抵债部分由政府背。在这之前，“爱德”一年只能生产三至四万台洗衣机，1997年4月开始与海尔合作，当年就生产了十几万台，而且有了利润。今年可能实现20万台。其实企业和产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它姓什么，而在于它的运作。”

接着，他很坦然地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不但不排斥海尔，甚至想把海尔在这里留得更稳一些。”

这正符合顺德人主张的“不看所有，只看所在。”

何作力当然知道社会上关于此事有不同看法，他说：“说好的人认为，海尔给顺德人打了一针，人家的管理那么好，证明了我们的管理水平需要提高；说不好的人认为，这件事给顺德人丢了面子，是养虎为患。”

何作力的态度很鲜明，他支持“海尔”南下。在这件事情上，顺德人的务实精神占了上风。

顺德人不是不珍惜自己的品牌，但是他们决不会为了品牌而放弃实际的需要。

说到“面子”，何作力很有想法，一连说了好些“格言”——

“面子不值钱。”

“面子是别人给的。”

“面子要经常翻新，要美容。”

所谓面子，就是虚名。顺德人对于虚名的态度，我们从何作力身上就可以得到许多感受。

何作力，顺德均安人，1955年生，白净端正，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年轻不少。他曾在公社和镇的“革委会”当副主任7年，但一直在生产大队领工分，因而自称是“工农新干部”。1985 年，何作力调到共青团顺德县委当副书记，那年他正好30岁。两年后，担任书记。从90年代开始，他又回到乡镇，在好几个镇担任过党委副书记、书记。他是1997年12月从中共勒流镇党委书记的任上到桂洲来的，虽然其时“海尔”的进入已是尘埃落定，他没有参与决策和操作，但是作为镇的最高领导，他关于这只北方之虎的看法仍然足以影响“海尔”所处的环境。

我还听他谈了关于转制的一些看法。

那是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的1998年春天，顺德的转制已经冲过急流险滩，进入舒缓的河段，先行者的重负已经卸下，因先行一步招致的批评已经一一洗刷，痊愈了的伤口上辍满美丽的鲜花。

何作力保持着顺德人在“成功”两字面前的一贯清醒，不但没有丝毫盲目的乐观，而且对顺德的转制现状充满了批判精神。他是这样评价转制的：

“目前转制的企业大多不好，有的甚至很糟糕，情况好的具有偶然性。转制的企业几百家，只有几家状况好些，老拿这几家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当然，我们必须转制，不能因为转制企业的状况不好而否定转制。事实证明，只有彻底的转制才有前途，比如拍卖，结局就比较好，而那些赎买、职工股、骨干股等等形式都不成功，首尾很多。不三不四的转制企业是定时炸弹，大约三年，脓包就会破。所以我们要进行二次转制，把不彻底的转制搞彻底。现在转制较成功的企业都是转得彻底的，政府还保留着股份的就难以看到真正的成功。政府不要怕又背上一批包袱，应尽快地从生产第一线撤回来。政府如果与企业真正分离了，企业也就不存在姓公姓私的问题了”

何作力认为，我们转制是因为产权模糊，如果政府依然同职工、经营者的股份混在一起，那就失去了转制的意义。他不但反对政府持股，也否认职工持股的意义。他说，当年转制时，觉得职工们跟共产党几十年，应该给他们利益，但是这些人是“负赢”不“负亏”的，他们持股对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很大作用。

显然，何作力说的“二次转制”是把股权集中到经营者手里。在他的心目中，新的经营者必须合乎两条标准：

第一，必须是行家里手；

第二，要有足够的“负赔”能力。不但有钱买企业，还要有足够的资金推动企业的发展。

那天，何作力还就政府职能发表了看法，他说：

“过去衡量一个地区的指标是：工农业产值、税收、增长率、财政以及上了多少项目等，没有看班子与百姓的关系、百姓素质、环境、政府形象、资源管理等。政府的任务应当是：造就安居乐业的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为国家为地方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提高本土百姓的各方面素质。”

他认为，目前的腐败现象来源于政府官员权力过大。他形容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连企业的一个班组长都可以扣别人的工资。各级干部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但有不同的开销额度，而且今天去这家企业出次国；明天在那家企业报个销；后天又到另一家企业去得一个红包。”

他总结说：“要是怀着私心杂念，想保留自己的一份特权，转制就不用搞了。”

后来话又转回到“海尔”和“爱德”身上，我问何作力如何看待“爱得”这样一个品牌的滑落，他说：

“在一个地区，政府的信誉最重要。政府的信誉不是靠一两个企业支撑的。一两个企业要垮就让它垮，不要去扶。政府不要去树什么品牌。”

这就是顺德的官员们时下关于企业的姿态。转制就建立在这种姿态之上，同时又坚定了这种姿态。

事后回想起来很有意思的是，那是我同何作力的第一次见面，在具有采访性质的氛围里聊了大半个上午，又一起在镇政府的食堂里吃午饭，其间自始至终没有谈到他领导下的桂洲镇有什么样的“辉煌成就”和“宏伟蓝图”,更没有谈此前他在勒流镇有什么政绩，在那里如何推行转制。看来何作力是一个喜欢超越表层进行思考的干部。

最后，何作力用一句话表达了他的责任感，他说：

“大环境不好不能成为工作没做好的托词，你是一个地区的领导，你说了的算数，就有责任做些事。”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责任感和他的喜欢思考，大约还因为他的善于表达，2000年初，桂洲镇与容奇镇合并，何作力调任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部长。

当了宣传部长的何作力似乎突然变得不大爱说话。

他刚到任不久，我曾同广州电视台的几位记者到他办公室拜访。他一口咬定自己刚到任，情况不熟悉，不想说什么。同时，他一再强调，顺德做得还很不够，问题还很多，比起周边地区来还差很远。这同他在镇委书记任上的侃侃而谈挥洒自如很有些反差，记得那时他其实也是到任不久。

后来见到何作力，是在顺德市委党校举办的一个小型座谈会。座谈的议题是顺德的现代化，何作力在会上什么也没说。

听宣传部的干部说，何作力在日常工作中也很低调，整体布局完成后，一般不介入到较细的层面。

从镇委到宣传部，何作力的位置变了，风格和行事方式也变了。在基层实际工作中，他满怀激情；进入宣传部门，他开始审慎。这种变化，当然与个人对不同社会角色的理解、体验甚至兴趣有关，但是恰恰体现了顺德人关于经济发展和舆论的的不同态度。

我记得作为镇委书记的何作力有这么一段话：

    “历史上的改革者大都没有好下场，但是第二代、第三代慢慢改下去，就成了。那时回头想想：原来早就有人试过，只不过被砍了头。顺德第一个吃螃蟹，被螃蟹的钳子夹一下是难免的。我们必须承认现实，这一届政府没完成的改革，下一届接着做。顺德的改革思想准备不足，社会条件有限，但是我们正视现实，坚持改革。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大家来理解来帮助，事情就更好办。当然，当官也不容易，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就可能没有政绩。但是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应当少考虑‘政治’——很多人所谓的‘政治’实际上指的是当官。还是不要太多考虑乌纱帽的事，当官的如果有心理障碍，包袱就会越背越重。做人要舒服一些，不要那么别扭，为当官扭曲自己。”

这些很实在的话，我想，至今一定还作为内存留在何作力的心中。

他领导的宣传部，将以什么姿态推行顺德21世纪初的发展战略呢？

令人感叹的是，2001年，何作力因癌症住入了广州的医院，放下了宣传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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