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一  方  水  土

广东是一块哺育先行者的土地，顺德人放飞的所有理想都扎根于这块土地，从这块土地的深处汲取了丰厚的营养。

老子云：“不敢为天下先。”

社会的每一步前进，却需要有人敢为天下先。

从近代以来，广东一直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相继从岭南走向全国，岭南孕育的风雷一次又一次激荡神州，引发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广东也是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梁启超早在1902年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就谈到马克思：“麦喀士（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中国史学界早有“南李北杨”之说，当李大钊在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珠海的杨匏安也在岭南点燃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火。

20世纪下半叶，广东仍然时有敢为天下先之举。

1961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卓炯发表《申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一文，第一次在高度计划经济的中国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他为此受到长达近20年的批判，但是他的远见和勇气至今令人钦佩。23年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卓炯的“计划商品经济”观点一致。卓炯在此后三年去世，总算亲眼看到了社会对他的肯定。

一部翻天覆地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字里行间更是闪烁着广东跃进的身影，穿插着许许多多广东主动站到前列的故事。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触摸到培育了顺德精神的土壤，体察这块土地中深深埋藏的早春信息。

197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在汕头地区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进行调查研究。

吴南生本身就是汕头地区人氏，早年外出参加革命，转战延安和东北，后来参加过解放汕头的战斗，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副主任接管这座城市，当过汕头的地方官。

这次来到汕头，吴南生感触良多。后来他曾回顾当时的情形说：

    “汕头还完全是一个很破烂、很黑暗的城市，晚上没有电灯，马路上的水沟也不通，到处都有流出的大便。到处都搭着竹棚子，人平住房面积在全国倒数第三、第四。人们怨声载道。”

作为省委书记，吴南生不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汕头的这种模样，但是这一次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心灵解除了束缚，思想得到了解放，眼光自然与以往不同，感受也有了新的滋味。

1979年2月21日，就在汕头，一个早春的夜晚，吴南生起草了一份1300多字的报告，用电报的形式发给了中共广东省委。报告说：

        汕头市解放前是我国重要港口之一，货物吞吐量最高年份达400万吨，海上的客运达35万人。汕头地区劳力多，生产潜力很大，对外贸易、来料加工等条件很好，只要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内外积极因素，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这个地区生产形势生活困难、各方面工作长期被动的局面，三五年内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

那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两个月。

吴南生的感慨和设想是历史落差中激起的浪花，它属于那个百废待兴、人心思治的年代，所以立即在广东的领导层引起了共鸣。

那份电报被打印了35份，广东省的领导人手一份。

吴南生至今对那一段日子记忆犹新。他回顾说：

        我们产生了一种想法：能不能划出一定的地方，实行一种比较特殊的政策，让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作为一个样板。我把它概括起来，叫做“先走一步”。我是喜欢下棋的，在下棋的时候，先走一步就有胜利的希望。

吴南生回到广州后，“先走一步”的想法正式摆到了在省委常委会的会议桌上。

与会常委都赞同这种设想。

不过，广东省委的常委们已经将眼光投向了更加开阔的土地。他们以吴南生的动议为基础，观念和目标都有了一次升格和递进，要求“先走一步”的范围，已经从吴南生最先设想的汕头一市扩大为广东全省。

在1979年的春风里，那一群官员为中国新的局势所激励。他们憧憬着未来，跃跃欲试，压抑多年的心灵为告别旧轨迹的强烈要求而激动，为全新的设想而激动。

他们肯定没有意识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的那次会议直接影响着珠江三角洲的未来命运，牵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格局和态势。

    大家一致赞成立即向中共中央打报告。

此时，离1979年4月初的中央工作会议只剩三天时间了。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以及分管工业的省委书记刘田夫、王全国等亲自带着报告登上了北上的飞机，怀揣着一支已经扎好却尚未点燃的火把，去寻找一粒火种，寻找一次历史性的熊熊燃烧。

1979年春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从4月5日起，一直开到28日，时间是够长的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中国这艘大船的方向，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则详细地研究了这艘大船将怎样向着新的方向前进。

习仲勋、王全国在会议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并建议将深圳、珠海、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

据王全国回忆，仅他就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一再要求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会议后期，在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习仲勋在中南海直接向邓小平汇报了广东建立出口加工区和对外开放先走一步的要求。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号角在南方沿海的回应，当时正为改革开放寻找突破口的邓小平对广东的要求很感兴趣，立即把握了这一历史脉动，并充分注意到关于划出一块地方作为特别区域的设想。

邓小平兴奋地说：就叫特区嘛！

当时也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福建省委领导听到这一情况，立即向中央要求，允许福建也“先走一步”。他们的理由是：福建同广东一样，也是沿海地区，也有众多的海外侨胞，同样具有率先开放的条件。

这就是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50号文件的由来，是广东、福建两省在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之际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背景，也是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个沿海经济特区的诞生背景。

一场席卷沿海逐步波及全国的风潮，就这样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开始酝酿形成了。

邓小平给了珠江三角洲希望；

珠江三角洲给了邓小平信心。

广东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先行之路，历尽艰辛，开创了20世纪珠江三角洲的一段最辉煌里程。

对新时代充满渴望的吴南生，担任了广东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兼任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和市长。

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端的广州，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兵布阵时候讨到了一支令箭，当上了排头兵。

1984年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里程的重要一步，北起大连，南至北海，14个城市就像14艘大船，列队指向海洋，指向被隔绝了多年的世界，在中国的版图上勾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

那是一张长弓，引箭直取天下。

但是在最初的方案里，船队的名单中并没有广州。

翻开中国地图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其它13个城市都比广州更贴近大海。在大比例的地图里，它们的名字甚至已经不得不写在了大海的蓝色上，而广州看上去却离大海还有一箭之遥。

广州的心却离大海很近，它以极大的迫切和热情举手报名，要求奔向蔚蓝的大海，要求跨入开放的船队。

当时的市领导许士杰、叶选平甚至为此专程北上京城。

最后的定局是：13个变成了14个。

就这样，广州毫不犹豫地挤到了第一队列的起跑线上。

有人认为，珠江三角洲在20世纪末的发展托的是政策的福。

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却忽略了文化精神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翻开尚未被尘封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年广东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得来，与珠江三角洲的人文品格不无关系。珠江三角洲的崛起，是历史给予的重大机遇，也是闪耀个性光芒的个案。

我们应当记得吴南生的长篇电报；记得决定向中央要政策的那次广东省委常委会；记得来自边远南方的那群高官在京城里的反复阐述；记得举手报名参加开放城市队列的赴京行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先在广东风起云涌，是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共同作用。天时，改革开放大势之谓；地利，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人和，岭南文化的求新求实精神以及对异质文化的兼容态度。三者缺一，改革开放这一部轰轰烈烈的历史正剧就难以拉开序幕。

广东是出演这场序幕的最佳人选，岭南文化孕育的珠江三角洲是一片带电的彤云，随时等待着点燃。当历史的脚步踩响了雷管，这片彤云就碰撞出隆隆的雷声。

从70年代末广东省主动向国家要求“先走一步”，到90年代初顺德人主动向广东省要求实验“一时看不准的”改革项目，其间贯穿着一脉相传的不满现状和求新求变，体现着岭南文化积极入世的一面。

         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奔波，

         我要纵身跳进事变的车轮！

         痛苦、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

         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

这是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作品《浮士德》中的诗句。

《浮士德》是一部不满现实、寄托着对人生意义和理想社会无限追求的不朽诗篇，借用它这几行充满激情的诗句来抒发广东的豪情，抒发珠江三角洲人民的意气，抒发顺德人的勇敢追求，那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坚冰开始融化，新芽正欲舒展。

在京城里领得先行官的令牌，广东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但是，令牌只是身份的确认，只是启程的准行证。前路荆棘遍布，险象环生，并非凭一面令牌即通行无阻。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方有一句充满期望且充满悲壮色彩的话——“杀开一条血路来”。

广东的法宝是“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以深深植根于土地的人文品格为“先行一步”推波助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用足用活中央政策的三条方针——

政策规定有多条，要积极找出于国于民有利，有利于办事的政策依据；

政策允许灵活的，要从有利于生产和搞活经济方面理解，灵活执行；

于国于民有利的事，一时找不到政策依据的，可以突破现行规定，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及时总结。

后来又提出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这种思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显然有浓烈的离经叛道色彩，曾被作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表现归入另册，但是对广东的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却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那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已经换了任仲夷。

任仲夷是20世纪末中国较具改革开放意识的一个“封疆大吏”。1977年，中共中央派任仲夷前往“四人帮”为害甚烈的重灾区辽宁省，担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他为辽宁省的拨乱反正开创了新的局面。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地冲击了“两个凡是”。正当“凡是派”和“实践派”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之际，7月，任仲夷领导的辽宁省召开了“真理标准”讨论会，成为全国最早回应思想解放号角的省份。任仲夷还发表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思路。1980年，任仲夷调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广东，任仲夷也为改革开放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和开拓性的工作。1982年初冬，他来到广州一家叫“嘉美”的个体户发廊，勉励青年个体劳动者奋发向上，劳动致富。那还是个体经济的政治面目不甚清楚的年头，作为省委书记，他的举动颇具超前意识和政治勇气。如今，任仲夷虽离休在家莳花弄草，广东人民依然对他保留着一份深深的怀念和尊重。

后来，广东又把“三条方针”这种思路形象化为“红灯论”——

遇到绿灯快步走；遇到黄灯小心走；遇到红灯绕道走。

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黄浩还为此专门写过张扬文章。

当然，“红灯论”也受到了批判。

先行一步使广东迎接了新时期的第一缕阳光，也使广东承载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

1981年夏天，广东将物价作为突破口，拉开了改革的阵势。广州从鲜鱼开始，逐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一时间，市场零售物价指数直线上涨，广州的草鱼从每市斤1元猛升至4元，引来怨声载道。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相信这只是转弯道上的短暂不平衡，坚持既定的改革方针，没有浅尝辄止。高高祭起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很快就显示了威力，它把握着供求关系的车轮迅速超越了弯道。放开的鱼价立即调动了养鱼的热情，当年冬天，广州市郊就增加了3000亩鱼塘。1982年，广州农贸市场的塘鱼上市量就已经从1979年的19万担上升到49万担。鱼价随之开始回落，不多久就掉回到老百姓可以接受的位置，而此时市场的繁荣业已乘机形成。

这一段弯道划出了一条令人心旷神怡的弧线，却也在颠簸前进的车轮上刻写了痛苦的印记。当时有人给省委写信抱怨说：“形势大好，白菜三毛。”他们怀念8分钱买一斤白菜的时光，却忘记了凭证供应带来的难堪。还有人把买鱼的“鱼票”寄给省委书记，表示对买不到平价鱼的不满。有一次，省物价局局长乘船过渡，船工得知他的身份后，冷言冷语地说：“原来是涨价局长大驾光临。”

外地更是弥漫着对广东放开物价不满的情绪。在一些靠近广东的县市，一到收获季节，就要派人设卡，防止农民将农副产品挑到广东去卖。但是农民们抵制不了广东市场的价格吸引，甚至半夜偷越关卡，把农副产品弄到广东去追逐市场。所以好些地方一度流行一种满含愤懑的说法：我们成了广东的殖民地！江西省的外贸部门当时曾组织生产板鸭出口，因外商要求严格，只收1·2至1·5市斤一只的成品，使得重量在此范围之外的一大批板鸭被刷了下来，生产板鸭的乡镇企业只好自己设法销售。但是有关部门却作出规定：不能销往广东。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10年的路。回顾艰难跋涉的迢迢山水，广东干部关于南方这一块热土的自我评价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

香与臭的反复切换是因为嗅觉器官的不同，广东还是那个广东，广东名声的起伏不定，是中国改革开放崎岖曲折的必然反映。

尽管先行一步面对关山重重，掣肘之处比比皆是，但是广东不肯放弃看准了的目标。改革，依然挟风雷前进，不断开创着中国的许多“第一次”。

1987年12月1日，深圳公开拍卖土地，只习惯于用算盘计算亩产的中国人发现了土地的另一种价值实现，发现了过去视而不见的新资源。

1992年，广东率先放开粮食价格，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统购统销从广东开始，走向历史的终结。

理论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批评岭南文化重实干而疏于理论总结。殊不知这正是广东人的精明之处。广东不想站在舆论关注的中心，一门心思想把事情悄悄做好。它试图为经济发展建立一种独特的心灵秩序和文化秩序，以保证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历史和社会所给予的空间。

那时候广东的干部中也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夹着尾巴做人”。

这句话的本意只是老老实实、不轻举妄动而已，但是在广东，它已经与本意小有不同。广东人表达的是：要做循规蹈矩、老老实实之状，以老实状掩饰和保护探索的脚步。

记得是1994年，就是顺德人开始启动改革之门的时候，我所参与主编的一本杂志发表了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于光远的一篇文章《那一年，我当了一回胜利者》。文章中写到这么一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作者同一班牛鬼蛇神一起，被勒令打扫中宣部大楼的厕所。听完布置“工作”后，“黑帮”中有人问：“星期天要不要打扫？”红卫兵当然回答说要。于光远写道：

“这下把我们气坏了！你不问这句话，我们就不打扫了，星期天还可以偷点儿懒，同家人多聚一会儿，你这么一问，反惹出麻烦来，人家能说给黑帮放假吗？”

于光远由此生发出一段评论：“在这之后，我就在自己头脑中明确地形成了‘请示病’这个概念，把本来不该请示而非去请示视作一个人的病态心理。我认为，一件本来是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决定的事，不经请示就去做，不但完全合乎原则，而且正是组织要求于一个工作人员的，这表现他是否起码称职，是否敢作敢为和勇于负责，不该请示的事向上级请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尊重上级意见，实际上是把责任上推，自己可以不负责任。”

我曾同顺德的一些干部谈到“气坏了”于光远的“请示病”，他们都有同感，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于光远一边。顺德人非常清楚，如果事事均须请示批准，那就很可能不会有什么“试验”，改革也就必然寸步难行。

1999年，同是这个于光远，发表了一批“超短文”，三言两语，针砭时弊。在《“打擦边球”》一篇里，于光远写道：

        中国人这几年学会了一个本领，是从体育健儿学来的，那就是在发言写文章时学会“打擦边球”。可悲可喜。可悲的是受到很大的压抑，即不能堂堂正正地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可喜的是总算找到了一种可以不说唯心的话，让人看出自己的意向的方法。不过打擦边球越来越不容易，因此对技艺的掌握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批评“请示病”与感叹“擦边球”，都是渴求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都是呼吁观念的解放。

任仲夷读了于光远的超短文甚有所感，同气相求，作了许多批注点评，实际上是与之南北遥向呼应，分别就同样话题写了另一批超短文。

关于《“打擦边球”》，任仲夷点评说：

        打擦边球，是打乒乓球的术语，通常用来形容既敢想敢干，又不逾越现行政策允许的界限，以便用足用好现行政策，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这种敢于冒险而又注意政策的精神，本来是值得表扬和鼓励的，却往往受到批评，因而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我常为此而鸣不平。

于光远说的是言论；任仲夷说的却是实际事务。

一是理论家的感慨；一是实干家的体验。两位思想永远年轻的老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展示了时代大框架下现实与心灵的冲突和协调。

2000年5月20日，任仲夷在《羊城晚报》的“求是”版发表一篇文章《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文章开宗明义说：

        四项基本原则最早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提出来的，至今已有21年了。这21年里，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践的发展必然引起人们在认识、观念、理论上的变化。对四项基本原则不能用静止的僵化的观点来看待，每项原则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应当根据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赋予每项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作出新的解释和说明，注入新的意义。如果不能对这些原则赋予新的内涵，那就是思想僵化。而以僵化的思想去机械地、教条式地坚持原则，反而不是真正行之有效地坚持原则，而是放弃原则了。

中国共产党主张实事求是几十年，任仲夷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反而遭到北京一家期刊的批评。

“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道”，应当是指人类社会受到最广泛认可的最基本的准则，比如对真善美的崇敬，而不是指某种理论某种学派某种制度。在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中，只有“变”才是生命力之所在，不变就是泥古，就是停滞，就没有前途。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新纪元，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前进，都是对前人的修改、补充或者否定——宽泛地说，修改和补充也是否定。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永远陷在旧的圈子里，永远无所作为。

20世纪末的中国历史将先行一步的脚步落在广东，这不是偶然现象。

长期处于文化边缘的历史使岭南富含兼容性，社会具有较强的变革适应性和心理承受力。

从90年代两件关乎市民生活的变革可以看出岭南社会蕴涵的改革基础。

一是禁放鞭炮。1993年前后，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开始禁放鞭炮，但是各各体现了不同的文化精神。广州、深圳全面禁止，一次成功，没有反复，也没在媒体上兵来将挡地讨论；北京实行的却是：烟花爆竹的销售量每年递减10%；上海只禁止在主要闹市区燃放，还在《解放日报》辟了一个专栏让市民讨论：“烟花爆竹要不要禁？”天津的《今晚报》则采访了著名作家冯骥才，发表了一通对“禁放”的批评。时至90年代末，又有某省会城市“根据群众的要求”，拟重新开禁。

二是公共汽车实行无人售票，此事也曾在全国成一时风气。在岭南的深圳和广州，包括顺德，都是一步到位，没有波折。有些城市却始终只在某几条公交线路上实行，这种有限改革的做法让人不得要领。北京的反对声甚高，《北京晚报》辟了专栏，让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前不久，我还看到东北有人写的一篇批评无人售票的文章，说前门上车后门下车的规定增加了乘客在车内的走动。

我无意评说禁放鞭炮与无人售票的得失好坏，只是想提请注意：为什么同样的一项改革，在岭南更容易存活和成型？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怀旧的情绪却难以在岭南得到大的呼应。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红太阳热”、知青热等流行一时，当北京等城市的街头巷尾飘逸着《东方红》的歌曲声，当知青饭店大行其道牵连着旧时的回忆，广东人却显露着几分漠然。北京的文化人为传统四合院的日渐消失忧心忡忡，具有岭南建筑传统特色的骑楼也在城市的改造中越来越少，但是广东少有人为之大声疾呼。

如果说，经济状况是岭南承受改革的物质基础，不耽于怀旧就是它的心理根据。

广东地处东亚大陆的东南边缘，终年受海洋季风气流的影响，雨量丰沛。在许多长川大江流量锐减的20世纪，珠江已是中国流量最大的河流，具有长江黄河渐渐失去的沉静和厚实。

在丰富水资源的支持下，广东人的用水近似挥霍。当生活在北方广大地区的人就着一碗豆浆或一瓶牛奶咽下两个馒头时，广东的早茶已经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把茶壶续了好几遍水。广东人又喜欢饮汤，广州出版社出了一本汤谱，竟有上下两册，所列汤的做法有千余种。广东人饭后、睡前还要喝糖水。他们每天要冲凉，甚至不只一次。前几年有一个统计表明，广州市的人均用水量高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广东人简直就是水做的，他们的性格属于水。

水的性格柔而不刚，随物赋形，任器而方圆。广东人像水一样，能够适应特定的环境和框架，随之变化调整自己。在历史的转换关头，总在伺机而动的广东人能够较早听到新时代渐渐走近的脚步声，迅速抓住机会，及时站在前排位置。同时，他们也像水一样能够霎时填满点滴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被津津乐道的所谓“把政策用满、用足”，就是广东人这种文化品格在先行一步的有限空间中的展现。

珠江之水浩浩淼淼，传诵着广东的故事，也托举着广东的龙舟。在珠江流域，龙舟一直是奋勇争先的象征，也是广东人精神的诠释。

广东人的龙舟不计水的深浅，石榴花开的季节里，壮阔的江面上有龙舟竞渡，狭窄的河汊里也有龙舟贾勇前行的矫健身影。大船长十丈八丈，甚至可坐七八十人，小船少至三五人。不管大船小艇，装载的文化精神完全一样。

看着在小河汊里同样一板一眼争先恐后的龙舟，不免从心里钦佩广东人发挥自我极限的意识。他们永远没有空余去叹息空间的逼仄，认定了叹息甚至呐喊均于事无补，只会在逼仄的空间中又丧失了时间。他们需要的，只是对时代划定的空间尺寸有一个准确认识和把握。

不问水深水浅，只要有一支桨，我就要划向前去——这是广东人的生存内涵，也是飘荡在水面的歌。

顺德的龙舟尤为出名。20世纪90 年代，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先后拍过两部以赛龙舟为情节载体的故事片，一部叫《龙出海》，是以顺德为故事原型；一部叫《赛龙夺锦》，是以顺德作为主要场景。

据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舟语》记载：“顺德龙江，岁五六月斗龙船。斗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小、其水直而不湾环者为龙船场。……斗得全胜还埠，则广召亲朋燕饮，其埠必年丰人乐、贸易以饶云。”

龙舟竞渡是寄托着顺德老百姓生活理念的一件大事。在顺德，几乎村村都有龙舟队。每年四月初八，各乡就开始忙碌，起出上年沉埋在河底的龙船，晒干抹油，同时连日进行操练预演，咚咚鼓声昼夜可闻。五月初一，延绵数日的赛龙夺锦活动正式开始。那真是一个辉煌的节日，男女老少或上阵或呐喊或观赏，鼓乐声声牵扯着每一颗心。在五月的骄阳下，那些被北方人认为不够豪迈的南方汉子血脉贲张，大碗大碗的烧酒顺着血管奔涌燃烧。

顺德的男女龙舟队久负盛名，多次在全国大赛中勇拔头筹。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顺德的男子龙舟队参加过在北京、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举行的各种国际龙舟大赛，夺得过许许多多的第一和第二。女队也在香港举办的国际赛事上屡屡夺得锦标。

1994年6月，顺德组织的男队和女队作为中国参赛队伍之一，参加在岳阳举行的首届世界龙舟锦标赛，夺得八枚金牌中的七枚。

顺德人很有心，做什么事都力求做得最好，在年复一年龙舟竞渡的经验积累中，他们还总结创造了一套“顺德桡法”，推进了划龙舟的技术，为世界各国龙舟队所关注。

我曾经在一个饭局上偶遇顺德市文体局的一位副局长，他递给我的名片令我大开眼界。

名片上有6个职衔，第一个是：中国龙舟协会技术组组长；第二个是：顺德市龙舟协会副秘书长；第三个是顺德市龙舟队教练；第四个是关于篮球的。一直排到第五个，才是他领国家俸禄的真正官衔，我的眼光扫描了好几回才找到的。印在名片上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顺德市武术协会的副会长。

这种排列方式在今日官场可以说绝无仅有。

在许多为官者的心里，官职往往决定着别人眼光的平视、仰视或者俯视。有多少人甚至对自己职务中挥之不去的那个“副”字恨之入骨，硬要在名片上以括号方式注明是“正X级”，或者注明虽为副职却“主持工作”。我面前这人却把个官衔随便塞在那里，反把些个虚而又虚的名堂放在突出位置，真个与众不同。

由于平时陷于传统思维方式之中，当时我就捉摸：这其中是否另有原因？比如，觉得当这副局长是怀才不遇；或者对龙舟过于痴迷。

但我最终还是信服了龙舟的精神张力和文化魅力。

顺德人是如何看重龙舟，又是如何不把官位看得太重，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名片，还值得提到顺德人的一件趣事——

有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到顺德的乐从镇视察农村工作，见到当地的养殖大户曾锦奇。这位养殖大户递给谢非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印着：“顺德农民曾锦奇”，就像一些文化艺术界的大腕的名片一样简洁明了，充满自信。

在曾锦奇眼中，“顺德农民”几个字闪耀着骄傲的光芒。他的这种心态以及顺德业已形成的托举这种心态的社会基础，让谢非赞叹不已。

在中国，当“农民”两个字都能够引以自豪的时候，社会确实已经变了。

顺德人的行为方式总有其独特之处，常常出人意表，但是合乎岭南文化之情，合于改革开放之理。

催促龙舟的鼓声在珠江水面不歇地跳动，顺德人在阵阵鼓声中不断汲取着那一方水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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