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自梳女

说到顺德的历史和民情风俗，就不免要说到自梳女。

“自梳女”是顺德历史上的特殊习俗，尽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已经渐渐成为“过去式”，但是它的历史性存在为我们探索顺德精神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本。

自梳女于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主要分布在顺德及其周边地区。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妇女承受着比男人更多一重的压迫。顺德有民谣唱道：“鸡公崽，尾弯弯，做人媳妇甚艰难。早早起身都话晏（音AN，去声，粤方言“晚”之 意），眼泪未干入下间（音GAN，阴平。下间，粤方言指厨房）。”一些女子或因不堪忍受“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法对妇女的压迫和虐待，或为了逃避、反抗包办婚姻，矢志不嫁，并以公开的形式张扬自己的选择，形成了独特的“自梳女”群落。这种习俗延绵300余年，于晚清和民国前期达到高潮。直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封建宗法社会的日益瓦解和妇女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自梳女的习俗方才渐渐式微。

自梳女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侧影，也是透视顺德人文精神的一个窗口。

自梳女的名称就表达了与婚姻的决裂。

旧时女子出嫁，由母亲为之梳起发髻，就有了一个出嫁的标志。旧小说将为娼女子的初夜称“梳栊”，应当与此不无关系。

顺德那些立志不嫁的女子只须简单履行一个仪式，然后自行束髻，以“自梳”发髻明志。这就是“自梳女”名字的由来。

1996年版《顺德县志》对“自梳”的过程有描述：

“仪式通常在自梳女及不落家妇女聚居的‘姑婆屋’内举行，当事者预先购备新衣鞋袜妆镜头绳及香烛酒肴，以黄皮叶煲水沐浴，设供拜观音，立誓永不婚嫁，然后由年长的自梳女将其辫子梳成发髻，更换新衣新鞋，向其他自梳姐妹一一行礼，经济宽裕的，还须摆酒宴客。履行仪式后，该女子即为‘梳起’，正式成为‘自梳女’，终身不得翻悔。”

这段文字里提到的“不落家”妇女则是“自梳”习俗的变体。有些女子受父母胁迫，无法“自梳”，就采取假婚办法，过门行婚礼却不与丈夫同寝，三朝回门即不再去男方家。这就是“不落家”。

据说假婚的女子在行婚礼的三天里防范极严，事前由相知女友用厚布将其全身严密缝死，并大量服用有敛尿作用的煨白果，以免如厕时受到侵犯。有的还身怀利器，以作防卫。女友们在裹布上做了印记，回门后发现有拆过的迹象，则群起殴之，并与之断绝关系。

自梳女平日仍居住在娘家，自食其力，闲时就在“姑婆屋”聚会，如此终其一生。

依民间习俗，女儿不能死在娘家，所以年老或病重的自梳女必须搬到“姑婆屋”里去寻找最后归宿。不落家的女子因为已有夫妻名分，而且平时逢年过节一般都到“婆家”去客套一下，算是一家人，所以年老病重时由男方接回去送终。此时男方大多早已另娶，“不落家”的女人最终还是落入了那个“家”，逃不出封建社会设置的网络，苍老心中的感伤恐怕无以言表，生命的结局就在这种感伤中指日可待。

为了抵御社会的种种钳制，自强自立，自梳女又创造了一种叫“金兰契”的生存形式，即两个相好的自梳女共拜天地，形成契约，然后如夫妇般同居共处，相互照料。富家的自梳女则在年老时选择嗣女照料生活，继承遗产。做嗣女的当然也做自梳女，将自梳女精神“代代相传”。也有自梳女选取较中意的青年男子，资助其成家，日后所生子息就有为这自梳女养老的责任。

自梳女现象的存在，是中国妇女与封建黑暗势力抗争的产物。尽管她们只能选择逃避，但那是一种充满勇气的逃避。

我曾经在顺德街头偶然遇到过自梳女，她们已经不再梳发髻，背后结一根花白且不免有些稀疏的辫子，穿着大襟的旧式衣裳，似乎很是安然，神情举止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谁能知道她们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上有过怎样的孤寂、酸楚和茫然呢？

在顺德的沙头村，有一座建于1951年的安老院,叫“冰玉堂”。那是该村400多位在新加坡当女佣的自梳女和百余位留在家乡的自梳女捐资8万元兴建的。这座寄托着自梳女们“玉洁冰清”情愫的建筑，成为沙头村旅居海外的自梳女心中一盏沾满乡愁的灯。凡旅居海外的姐妹回来，没有依托者都可以免费住在这里。1978年，新加坡的沙头村同乡会又捐了6000元坡币对冰玉堂加以维修。只是存世的自梳女越来越少，追忆往昔，不免给人“空庭日长怕黄昏”之叹。

听说世俗风气已经悄然演变，如今从新加坡回来以求叶落归根的自梳女已经少有在冰玉堂里寻找孤寂，很多住入了自己的子侄家。

自梳女大多吃斋信佛，冰玉堂里就设有观音堂，供自梳女顶礼膜拜。在与神祗的交流中，自梳女获得人生不可多得的一份慰藉。

据《羊城晚报》2001年1月13日的报道，位于广东肇庆市塔脚路的观音堂里，还有11个自梳女经常相聚。她们吃斋拜佛，淡然安度晚年。报道说，11个人中，最年长的已经91岁，最小的那个也已经68岁，是16岁那年为了反抗父母将她嫁给一个30多岁的大烟鬼而“自梳”的——以此推算，时间应在1949年前后，那正是“解放”妇女的年代。这位从高要县逃来的女子大约算得上是最后一个加入自梳女行列的人了。报道所附的照片上，她也没有留发髻，蓄着短发，与一般的老妇人打扮无异。

如今的年轻人大多不知自梳女，不知道上几辈的女性中曾经有过如此幽怨而刚烈的故事。澳大利亚南威尔斯大学的一位教师想拍一组关于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电视短片，将自梳女列入了他的拍摄计划。2001年春节过后，他背着一台小型摄像机自个儿在珠江三角洲四出乱窜，因为无从打听，最终连自梳女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为什么没有人以自梳女为题材，拍一部电视连续剧呢？“自梳女”现象的后面，隐含着多少中国文化的内涵！

需要“自梳”的时代早已过去，旧日的自梳女正渐渐离开我们，离开抛洒过多少妇女血泪的人类社会，默默地化入无比深邃的历史苍凉背景之中。

今天的社会也有独身一族，且有渐次壮大之势。但他们图的是洒脱，不可能体会自梳女们心中的痛苦和无奈，也不可能体会属于她们自己的那一份恬静和满足。

望着自梳女渐行渐远的身影，我们难免为人生的沉重生出一丝惆怅。

但是，夕阳的余辉并没有带走一切，自梳女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视野，她们精神层面的某些东西至今留在顺德，留在人们心中。

为什么自梳女现象出在顺德并以顺德为盛？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自梳女现象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也是顺德发展史上一以贯之的某种精神风貌的体现。

顺德人从来不顺从于命运的安排。

顺德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立县，在古老中国的县治中，算是较年轻的一员。立县之前，今顺德的大部分地区属南海县地界。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广州爆发了岭南历史上著名的黄萧养起义，起义军建立大东国，建年号为“东阳”，黄萧养称东阳王。起义军的影响遍及广州、佛山、南海、番禺、新会等地。因黄萧养是南海人，南海遂成为起义军的根据地，起义军的主要活动均以南海为依托。1450年，起义军失败，朝廷除了纵官兵大肆屠乡之外，为了强化对起义策源地的管制，以解决刁民之患，特划出包括黄萧养家乡冲鹤堡在内的南海三十七堡及新会的部分地区设置新的县治，于是就有了顺德县，其名字取“顺天威德”之意。

寄托着统治阶级理想的这个“顺”字，其来源却与叛逆有着直接的关系。俯首贴耳的名号下面，是澎湃的热血。

广州著名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面对宽阔的珠江，三条水道在此相汇，形成深潭。传说黄萧养战败退到江边，水面浮现一只大白鹅，载他远去……美丽的传说留下了“白鹅潭”的名字，寄托着老百姓对叛逆者的崇敬和怀念。

自梳女的血管里，川流不息的正是顺德人源远流长的叛逆精神；她们柔弱的体内，弥漫着顺德人自强自立的勇气。

这种精神和勇气，在今天的顺德人身上依然非常明显。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顺德人正是以标新立异的勇气迎来了自己的早春。

但是还需要看到的是，精神世界需要世俗生活的维系，顺德的自梳女习俗能够成为社会风气之一，且延绵数百年，与顺德的社会经济发展不无关系。

较远的自梳女的生活状况已不可考，想必她们能够自力维持，否则这种习俗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托，不可能一直沿袭下来。

到了清末民初，自梳女习俗的继续存在已经与当时顺德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密切的关联。

19世纪70年代，在蚕桑种养蔚然成风的顺德，作为新兴产业的机器缫丝业迅速崛起，缫丝工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1874年，顺德县龙山乡办起了岭南第一家机器缫丝厂。至1880年，五六年间，顺德共创办了24家机器缫丝厂，资本360000两，有工人9600人，居于珠江三角洲各县之前。至19世纪末，顺德已拥有机器缫丝厂百余家，产业工人达到6万多。据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当时上海的产业工人尚不足5万人，天津则不满5000人，顺德的产业工人数竟超过上海与天津的总和。20世纪上半叶，顺德的蚕丝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据1934年香港的报道，包括手工作坊在内，当时顺德的缫丝和丝织工人已达27万之众。

新兴产业的发展给老百姓创造了新的机会，许多自梳女都在缫丝厂工作，足以自食其力。据《宣统南海县志》二十一卷记载，在当时的机器缫丝厂，一个女工的生产效率可以胜过十多个手工工人。

顺德人——套用我们对中华民族所作的高度概括性描述——勤劳、勇敢，顺德的女人当然也不例外。丝业衰落之后，不少顺德人远赴海外谋生，所以至今只不过百万人口的顺德，却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40多万海外乡亲。许多自梳女也顺着东南季风离开故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留下了顽强生活的足迹。据一些媒体的约略估计，漂泊南洋的顺德人中，至少有两三千自梳女。她们或做女佣，或同男人一样，头顶亚热带的灼热阳光，在橡胶园里割胶。

尽管艰辛，尽管还谈不上衣食无忧，仍需要沉重的付出，但是社会毕竟为自梳女提供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所以，在顺德机器缫丝业最为发达的历史阶段，那些立志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青年女性更加坚定，形成了顺德自梳女现象尤为普遍的时期。

顺德经济的发展不但助长了一些青年女性矢志不嫁的勇气，成就了一种特殊的地方习俗，更重要的是，它推动着商品经济的意识在这片土地上悄悄蔓延，并且渐蓄渐浓，促进了顺德人观念的转变。

顺德从1452年开县治起，至改革开放后的1992年撤县改市，再到新世纪的2002年，历时凡550年。在这段不算短的历史中，顺德商品经济意识的萌生和发展一直走在前列。

珠江三角洲与太湖流域、四川盆地一起，构成了中国的三大主要蚕桑生产区，顺德则是珠江三角洲桑蚕种养的佼佼者。早在北宋徽宗时期，顺德一带就开始植桑养蚕。明嘉靖年间，由于澳门成为中外贸易场所，国际市场对蚕丝织品的需求及时影响了顺德，顺德的农民顺时应势，开始由传统的种植果树向种植桑树转移，出现了专业性商品农业生产。到了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封闭了沿海各对外通商口岸，仅留下广州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以致广州的生丝外销量激增，价格上涨。顺德的农户即作出反应，“弃田筑塘，废稻树桑”，掀起栽桑养蚕的热潮，好些地方干脆就消灭了稻田，变成纯粹的桑基鱼塘地区。

桑基鱼塘是一种综合利用的生产结构方式：在鱼塘周围种上桑树，桑树荫蔽鱼塘，调节水温；桑叶养蚕，蚕粪喂鱼；每年起的塘泥又肥了桑树。如此相互作用，形成良性循环。以此为出发点，后来又有了蔗基鱼塘、果基鱼塘。

顺德人的桑基鱼塘影响深远，联合国曾给予充分肯定的肯定。记得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地理读本里，在介绍南方的农业经济时，就有关于顺德桑基鱼塘的文字，还配有照片。

由于适应市场，紧跟市场，顺德的粮食生产与经济作物生产此消彼长。作为农业县，顺德的粮食却不能自给自足，无以形成封闭式的经济，交换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因而日益突出。从18世纪中叶开始，顺德已经初步形成商品经济的氛围和基础。

据清乾隆年间顺德人龙廷槐写的《敬学轩文集》记述，当时顺德人从商者甚众，“省会、佛山、石湾三镇客，顺德人居其三。”顺德商人甚至“足迹遍天下”，把生意做到了中原和江南、海南。顺德商人足迹所至，顺德会馆纷纷出现，又进一步促进了顺德的对外商贸交流。

清咸丰年间编修的《顺德县志》说，当时的顺德人“大率耕六工二，余则贸迁其事。”农民只占60%，务工者和为商者各占20%，这种结构在农业中国应当是不寻常的了。 它虽然不是精确的调查结果，但是大体上应该可以反映顺德的发展趋势。

顺德的容奇地区曾经是蚕茧和蚕丝的集散地，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国际生丝市场兴旺时期，容奇有“一船白丝去，一船白银归”之赞誉。每当蚕丝上市的时候，顺德各地运到广州去的蚕丝换回了大量的银元，平均每天达30万元，最多时曾有一天换回银元七八十万的纪录，顺德因而又有“广东钱庄”之美称。

由于缫丝业与商业的迅速发展，顺德一年需要一亿多元银元周转，金融资本应运而生。第一世界大战前后，顺德共有钱庄44家，占珠江三角洲私人钱庄总数的65·2 %。顺德的资本与广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钱庄是广州银业的联号，当时广州50%的银行家与55%的金融资本来自顺德。

除了钱庄之外，买卖蚕茧的中介也出现了，市场经济的结构初现端倪。

但是时代的变迁如大浪淘沙，如今，顺德盛极一时的桑蚕种养早已失去了头顶的光环，因而也失去了农民的宠爱，随同另一个后起的传统支柱产业——种蔗榨糖一起，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再被人关注。顺德人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家用电器上去了。

蔗糖产业尚且留下了一个近70年历史的顺德糖厂，桑蚕种养却已经无迹可求。但是桑基鱼塘留下了一份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财富，这一段光荣显然已作为集体潜意识，溶化在顺德人的血液中。

1997年10月11日，《顺德报》发表了招汝基、郑年胜的长篇文章《高举旗帜、不断探索、继续前进》，文章说：

“顺德人在长期从事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永不满足、不断追求完美的意识，因而他们不故步自封，不墨守成规，不迷信，敢于正视现实，有强烈的改革进取的欲望。早在平均主义盛行的六七十年代，顺德农村养蚕始终坚持论产计酬的制度，戽泥、割草也要按量记工分，这些在当时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更使顺德人如鱼得水。在20世纪末，顺德人的许多作为与他们的祖辈追随蚕丝时的敏感、坚决和迅疾同出一辙。

这块土地上弥漫的商品经济意识，导演了顺德人一幕又一幕的贴近市场的故事。

“科龙”冰箱的起步就是这些故事中的一个。

1983年，担任容奇镇工交办公室副主任的潘宁带着镇办企业容声电器厂的两个负责人，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考察，想确定开发新产品的方向。

在外转了一个多月回来，他们决定生产电冰箱。

此时，这一群人根本就不了解电冰箱。当时曾有人从澳门弄回来一台旧的电冰箱，嫌表面太旧，请潘宁让人给重新上漆，装扮一下。潘宁就安排人把这台电冰箱推进了烤漆炉，那是为电饭锅烤漆用的，潘宁想，原理总归差不多吧？没想到从烤漆炉里出来，电冰箱的表面倒是焕然一新，里面的塑料部件却全部都熔化了。

幸好研制电冰箱的信心没有被熔化。

潘宁了解到，国产电冰箱虽然早在1956年就诞生了，但是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生产，从那时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22年间，全国累计生产的电冰箱只有15万台，而且都是单门的。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初的那几年，电冰箱依然是大多数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所以潘宁那一班创业者认定，制造电冰箱将是一件具有美好前景的大事，尽管许多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异想天开。

镇政府只为电冰箱的研制给了9万元，以潘宁为首的创业者们已经非常满意了。

接下来是四路出击：一路去西安交通大学学制冷技术；一路去全国各地的电冰箱厂“拜师学艺”；一路负责考察消费市场；还有一路调查有关电冰箱生产的各种资料，包括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还包括竞争对手的基本情况，并买来国内外各种型号的电冰箱作为样机解剖。

1983年9月，顺德人的第一台电冰箱在乡镇企业诞生了，据说这是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台双门电冰箱。这台电冰箱取名为“容声”，它后来成为科龙集团的系列品牌之一。

这台冰箱的外壳主要是用锤子、锉子等简陋的工具弄出来的，所以许多宣传都说：“科龙”的第一台冰箱是用锤子手工敲打出来的。在“科龙”的产品陈列室里，至今陈列着当年用过的锤子和简易的万能表，作为光辉里程的史料昭示后人。

电冰箱虽然造出来了，但是当时中国的电冰箱生产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生产原料及销售计划都要根据国家的分配，小小一个乡镇企业，怎么轮得到分一杯羹？但是，你不列入“定点”，就只能是黑户，就没有权利生产，生产了也没法卖出去。于是潘宁等人带着自己生产的电冰箱上了北京。

那时的北京还没有潘宁这等人说话的份，他们是跟广东省工业机械厅电器仪表工业公司的领导一起去的，既为了壮了胆，也为了增强说服力。

那台还没有名份的电冰箱在京城的遭遇是什么？

1999年，“科龙”高层变动，潘宁将帅印移交给当年一起创业、当了近20年第二把手的王国端。也许是为了对“潘宁时代”有一个总结，2000年，“科龙”出了一本没有出版社、也没有书号的出版物。这本题为“足迹”的书印了2万册，记载了“科龙”的发展之路，其中有一节写了潘宁那此北京之行：

“广东省工业机械厅出了双门电冰箱的消息像扔了颗炸弹似的，令全场轰动，可是当工业公司的领导补充说：‘这是我们属下的顺德一家乡镇企业研制成功’的时候。本以为可以得到一番类似于‘从农业敲打出了工业’的之类的赞美之词或是某种褒奖的如意算盘，仅仅拨了一个算珠，便令那些刚才还兴奋不已的人们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一位部级领导当即训斥道：‘这是骗局，这肯定是骗局！’并毫不迟疑地补充：‘广东临近港澳，随便买上一台进口冰箱，换上自己的商标，就拿到北京来骗称是自己的产品，来向国家要原材料、要压缩机，好使自己进行投机倒把活动。’”

书中说，潘宁“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真的”，还一一诉说了攻关人员如何连续奋战58小时，参与研制的大肚婆如何地夜以继日。

书中却没有写到潘宁当时的心情。我想，那一定是五味俱全，如果问到他本人，他大概只能叹息一声“天凉好个秋”。

后来，机械部终于同意派人到顺德看看虚实，一个六人鉴定小组开进了工厂。几天以后，六人鉴定小组带着厚厚一摞照片回北京去了，留给顺德人忐忑不安的等待。

经历了重重的心理煎熬，“骗局”的帽子终于摘了下来，国家同意将容声冰箱列为定点生产产品。

容奇镇拨出40万元，珠江冰箱厂正式启动。

    计划经济体制只刚刚开始松懈，突围依然困难重重，但是市场像灯塔远远地呼唤着顺德人躁动的心。

顺德人的家用电器生产都是对市场的渴望所催生的。

在顺德的乐从镇，我采访过以生产“神州”热水器闻名的广东神州燃气具联合实业公司，总经理张鸿强给我介绍了“神州”热水器的起步。

1984年3月，当时还是乐从镇农机厂厂长的张鸿强到香港探亲。在亲戚家，他第一次见识了热水器。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几个人听过热水器的名字，张鸿强也一样，觉得很新奇，待到使用之后，心里就放不下了，他想到了自己那个厂子。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县镇一级基本没有什么工业，农机厂却肯定有一个。那年头，生活用品可以从简甚至不要，为生产服务的农机厂却不能没有。但是自从分田到户以来，农机厂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乐从镇农机厂年产值只有30万元，已经有倒闭的危险。

我们厂能不能生产热水器呢？张鸿强为自己这种想法激动。

他从香港带着一台热水器赶回厂里，立即同部下开始琢磨仿制。那是一台日本货，没有图纸，只好将它开肠破肚，照着样儿研究。

1985年秋天，“神州”热水器研制成功，农机厂弃旧图新，成为燃气具生产厂家。

两年以后，这家企业的年产值就突破了1000万元。

有了钱，企业就有了飞翔的翅膀。“神州”分别赞助了第六届全运会和亚洲运动会的火炬接力传递，一时间名字传遍神州。

美国作家亨利·佩卓斯基在《器具的进化》一书里指出：

“真正推动工业技术革新的力量，在于人的欲望而非需求。”

    中国的古话说：穷则思变。与前后左右比，顺德人并不穷，拿到更大的范围去比，就更不用说了，其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县级前列。可是顺德人时刻都在追逐新的目标，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就因为他们心中永远是饱涨的欲望。正如任仲夷一篇文章的标题说的：穷则思变，富亦思变。

富了的顺德人并没有假惺惺作出超越功利的姿态，他们依然不讳言赚钱，依然公开张扬自己的商品经济意识。

顺德市人大副主任伍国栋曾跟我说起过关于“贪”的话题。他说：

“在顺德，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有‘贪’才有发展。有人批评这种说法，认为‘贪’就会导致腐败，就不会发展。我认为这种批评不对。在这里，‘贪’是农民语言，指的是欲望、追求，没有这些，当然就没有发展。其实这只个是语言表述方式的问题。”

他说：“当干部的要善于演绎群众的话，不应当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从这点出发，他觉得“在基层当个领导挺有意思”。

这就是新的时代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吧？当年他给常委们讲费尔巴哈的时候，也许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这段心路历程。

记得在顺德驻京办事处，曾同陈用志谈到顺德人的商品经济意识，他告诉我一个比喻：

“老百姓说，搞市场经济是吸毒，戒不了，只能往前走。”

它说出了一个事实：在改革中尝了甜头、得了实惠的顺德人总在不停地前进，怀着永不满足的心思，欲罢不能。

老百姓的语言没有忌讳，它只重实质，不计较词性的褒贬。也许正因此，它才漫溢着书斋里所没有的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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