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人的“黄埔一期”

1999年春，江泽民到广东视察，其间在顺德住了两晚。

2月23日上午，江泽民参观了顺德市改革开放成就展。在“美的”的展厅前听完解说，江泽民夸奖讲解员的普通话很标准，他问那姑娘：“你是哪里人啊？”

解说员都是各家企业自备的。这位来自“美的”的姑娘叫张帆，是北方人。她回答江泽民说：

“我现在是顺德人。”

 话说得很自然，自然中透露着自信和骄傲，使得江泽民大加赞赏。

“我是顺德人”一时成为美谈。在这一宣言的磁力作用下，许多人心中荡起阵阵涟漪。

有一次，我遇见“科龙”展厅的解说员黄菠，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要说过去吧，我是江西人，但现在我是顺德人。”看来“我是顺德人”已经成为时下的自信和骄傲。

黄菠原是江西赣州市人，毕业于赣南文艺学校，现在科龙集团总部当接待员。因为能歌善舞，也算是知名人士。

我问：“你父母为什么给你的名取个‘菠’字？难道他们早就期盼或者预见你会到菠萝生长的地方来？”

黄菠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里挺适合我的。”

此后她跟我通过一次电话，电话里说到她要来广州拍婚纱照。我问：新郎是不是顺德当地人？她说是。

我想，今后她会更加坚信自己是顺德人了。

当年流放岭南的苏东坡曾吟诵：“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辞长作岭南人。”多么豁达、豪放！但是朝廷一纸赦免的文书到来，他立即拖着老病之身北上。荔枝只能留下他的诗情，毕竟留不住他的心。

要让人们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就必须有荔枝之外的魅力。

现任顺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江佐中博士是深知这种魅力的人。

江佐中是我的老熟人，他还在新华社当记者时，我们就认识了。江佐中很早就开始关注顺德，1992年，以他为主的几位记者出版了一本顺德采访记的汇编，书名就叫《顺德启示录》。后来，江佐中调到广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任职，接着到中共顺德市委挂职，任常委。其间他在华南农业大学修完博士课程，学位论文就是关于顺德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顺德是我理想的地方。”就在江泽民离开后不久，我在顺德遇见江佐中，两人在一起吃了一餐饭，席间，他就是用这样肯定的句式和语气表述他的心愿。我知道，他赞颂的主要是顺德的人文环境。

那时他还是挂职身份，第二年才正式留在顺德，担任市纪委书记。

我问他是不是打算也来入籍做个顺德人。他说：

“什么样的人叫顺德人？依胜哥说的，这不是看你的户口或看你的出生地，只要思想和观念符合时代潮流的就是顺德人。”

话语之中，江佐中毫不掩饰对顺德的由衷热爱。我相信这种热爱是工作的极大动力。

冯润胜关于顺德人的界定，把地域的疆界打破了，将所有的志同道合者皆引为同类，从而展露了顺德人敞开的心扉。

    孔子关于治理一个地区的标准是：“近者悦；远者来。”顺德有资格说自己无愧于这种标准。

在科龙集团行政部充满忙碌气氛的办公室里，担任《科龙人》报纸主编的许玲玲对我谈过她的体会。这位与黄菠一样也是来自赣南的女性很注意文辞，她以自己和周围人的切身感受，为孔圣人的理想总结了一个顺德的当代版。她是这样概括的：

“外地人乐不思蜀；本地人安居乐业。”

    顺德的这种社会环境，不但是经济发展的磁力作用，也是顺德广纳百川的结果。

小小的顺德有宽阔的胸怀，它的眼光穿越了五岭。

1998年，容奇镇人民政府向全国登报招聘镇长助理，要求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副教授以上职称，还要求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在规定的一个月时间内，全国有200多人报名，最后胜出者是安徽的一位硕士和广州的一位博士。

2000年2月27日的《顺德报》头版头条是一篇特稿《博士在顺德》，我数了一下，记者采访的博士有9个，有的来自北大，有的是留洋归来。他们或在政府机关任职；或在医院工作；更多的是在企业发挥才能，其中还有在私营企业“打工”的。

记者没有访到的博士还有不少，我所知道的就有顺德电大的一位副校长，留美博士。还有邓伟根、江佐中这些领导干部。

    “美的”是珠江三角洲最先拥有博士的乡镇企业，早在1991年夏天，它就从华南理工大学引进了一名博士。这位27岁的博士刚刚毕业，学校安排他留校任教，但是他却走进了“美的”的大门，并在当年就设计出国内一流的高效节能空调器样机，给“美的”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年底，“美的”给了他14000元奖金。《光明日报》驻广东的记者盛一平和新华社的江佐中合写了一篇小通讯《博士马军在乡镇企业“搏”得带劲》，作为《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引起社会不小反响，“博士在乡镇”一时成为众多媒体的热门话题。

1997年，“美的”在全国十几所大学设立了美的奖学金，每年颁奖一次。每逢三四月份，正是即将毕业的莘莘学子认真计划自己人生之路的时候，“美的”总要举行一次“美的之旅”活动，邀请一些高校的毕业生代表到美的集团来参观，让他们喜欢上“美的”。

2000年4月26日，美的集团成立了一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站的两个博士一个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一个来自西安工业大学。

2000年年底，已拥有160多名博士、硕士的美的集团宣称：要在次年招收98名硕士，并许诺年薪8万元，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再加2万元。

这种规模和气势，早就超越了许许多多的国营大中型企业。

顺德招揽人才近乎疯狂。它有钱，有名，有社会活力，有发展机会，再有广阔的胸襟，何愁天下英雄不入彀中？

据顺德市人才交流中心的数据：1997年，顺德首次举办人才招聘会，应聘人数为8000；1998年，应聘者为11700人次；1999年，应聘人次达到25000，是招聘职位的25倍。2000年，顺德的招聘职位增加到4000个，报名人数居高不下，依然有2万多。华南理工大学甚至派出专车送应届毕业生到场。2001年的顺德人才交流会魅力不减，同样吸引了2万多人，其中有1万以上应聘家电企业，希望在顺德这个家电王国里寻找到自己的人生支点。

1998年岁末的一天，我在北滘镇同邓伟根闲聊，秘书转进来一个长途电话，是一个硕士从烟台打来的，要求到北滘镇来工作。

邓伟根说：“你先过来看看，才有可能呀！”

放下电话，邓伟根向我抱怨说：“求职电话不断，有的还打到家里，我倒成职业介绍所了。人不来，隔山买牛，怎么可能呢？”

全国要求来顺德寻求发展的人太多了，人们传说，随便哪个镇长副镇长的口袋里都有好几份求职信，与他们的应对甚至成了政府的负担。

大量外地人才的涌入极大地改变了顺德的社会构成。

1999年11月8日的《广州日报》有一篇报道《顺德企业高层领导七成外来人》。报道说：

“据业内人士估计，现今落户顺德的高学历、高职称的外地人已达三四万人。其中不少已成为所在部门的主管或技术骨干。像美的集团中有45%的常务董事、副总裁，67·5%的高层干部、73·6%的中层干部都是招聘人员。其广告、人事、销售、财务等部门经理基本都是外来人才。其它如‘科龙’、‘万和’等大企业50%以上的中层干部也类似‘美的’的情况。万和集团的技术开发部门中，80%的主管和大部分的车间主任都由外来人才组成。”

其实从行政级别来说，顺德是微不足道的，吨位很低。但是它却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形成了非政治的强力磁场。

顺德农业发展局局长张开机原来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记者，跑农业口，在顺德采访的次数多了，竟为顺德的活力所感动，90年代初，一头扎进了顺德，在北滘镇人民政府做起办公室副主任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在政治话语系统中含金量挺高的，张开机却说舍就舍了，跑去种蔗养鱼的地方，当个股级办公室主任，前头还带个“副”字。当时有人觉得难以理解，我也听到过一些议论，但是张开机却相信自己的选择。1995年春，我到北滘镇采访，顺便去看他，那时他还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带我到接待室聊。虽然从省会城市来到农村最基层，张开机还是知识分子模样，带着文气。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挺好，说起顺德说起北滘，都很有感情，也很自信，列举种种数据时如数家珍，我相信他正贴近自己事业的理想。

后来，张开机调到市政府担任副秘书长，主管政法等。2000年，顺德的机构进一步调整，他开始担任农业发展局局长。比起在镇里，他的权力大了，级别高了，如今人们开始说他有眼光。

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顺德的人绝大多数不是为级别而来。我在顺德市委宣传部理论科遇到一个年轻干事，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毕业留在上海一所工科大学当老师，对于山区的孩子来说，能成为这个东方大都会的一员应当是非常幸运的，整个家族的历史都将因他改写，但是他只取得两年教龄，就把人生的支点移到了顺德。

我在大学教书时就知道，在我们的官本位构架中，就连职称的待遇都是以官衔作参照的，比如正教授相当于正处级、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等等。也有将正教授类比为副厅级的，高是高了，并未脱离附庸地位。我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从大学的讲坛上走下来，显然没有想过级别的对应。事实上，在这些方面挑剔的人顺德不欢迎。

顺德市工业发展局的办公室副主任来自广东沿海的徐闻县，来顺德之前，在县人事局当了6年副局长，来顺德也是从办事员做起。

这些走进顺德磁力场的人，都是认同顺德务实精神的人。

顺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作为岭南文化最突出特点之一的兼容性，在顺德人身上就很显著。

顺德经常以竞赛的形式组织一些群众性社会活动，由于广东人“敏于行而讷于言”，在表达方面先天吃亏，再加上“新客家”们大多是一方优秀之才，所以成绩突出者多非顺德本土人士。比如2000年“三八”期间举行的“顺德妇女新风采展示大赛”，脱颖而出的几个佼佼者都是来自湖南等地的外省籍女性。这种情形在广东很普遍，我初到广州时，社会正热衷于举办主持人大赛、公关先生/小姐大赛、广告新星大赛、十大歌星评选等，其中的优胜者大多是外省籍选手。记得还有人专门写了文章，担忧喝珠江水的人的质量,这当然是文人的无聊。在顺德，人们总是乐呵呵地观赏比赛，没有人想起要给土生土长的顺德人留几个名额，以求平衡。

美的集团有大量的“新客家”，有一个压缩机厂，90%以上的员工来自粤北的技校，顺德人并不担心它成为一块飞地。

“科龙”也有大量的外地员工。我问过冰箱厂部装车间的主任，一个顺德本地人，我说：“外地人这么多，有没有构成就业、提职等方面的威胁？”这个正在电大读机电专业的白领似乎根本没往这上面想过，他说：“都是靠本事吃饭的呀！每个人的机会是均等的。”多年前我就在“科龙”的厂区留意到一条巨大的标语：“我们没有铁饭碗，要生存就要奋斗！”这标语至今醒目的高高在上。它表述的精神内核，不但有体制方面的意义，大概也是本地员工与外来员工的共同准则。在“饭碗”面前，人人平等。

在顺德的大小医院里，许多医生来自江西、湖南，因而好事的人戏称之为“江湖医生”，却没有一丝排斥的意味。

更有意思的是，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也影响了顺德的语言。不少原先只知道讲“德语”的顺德农民，竟操起了一口带有四川、湖南或江西口音的普通话，那都是文化沟通和兼容留下的印记。

苏东坡回到北方，有人曾问：岭南那个地方应当不怎么样吧？

他的回答是：“此心安处是吾乡。”

顺德就是个使人心安的地方。

2001年，中组部从西部抽调了几十名年轻干部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挂职锻炼，为期半年。到顺德担任市长助理的吴洮来自新疆某军垦农场，我请他谈谈在顺德的体验，他说：顺德很现代化。谈到顺德人时，这位刚到顺德不久的年轻人说：“顺德人对外来人很好，一点也不排外，即使是小摊贩，一听你说普通话，也立即改说普通话。你要换个零钱什么的，他们的态度也很好。”

这些细节亦是使人心安之处。

2000年春上的一天，我到顺德报社小坐，社长兼总编陈真泉留我吃饭，说有两位博士想进顺德报社工作，正好今天都在这里，一起吃餐饭，让我也帮助感觉一下，看行不行。

饭桌上，两位博士都有点拘谨，很少说话，所以我无法形成明确的印象，只记得两人中一个是应届毕业生，另一个已经分配到某个正规单位有了工作经历。其中一个毕业于复旦大学。

我当然没有糊涂到凭一起吃餐饭就可以张口说人家行不行的地步，但是心里确实深为顺德人招揽天下英雄的气魄感动。要知道，号称大牌的《羊城晚报》也不过是在1998年才引入两名博士。

《顺德报》眼界甚高，总想与顺德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因此特别重视人才的引进。1998年，鉴于报纸的评论较弱，《顺德报》在全国公开登报招聘写言论者，许以3000元以上的月薪。结果在众多报名者中，选中了江西一位刚刚退休的地级报纸老总。《顺德报》此举不但强化了自己的弱项，而且在全国提升了报社的公众形象。

如今在《顺德报》里忙活的百十号人，外省人占了很大比例，编辑部的工作语言是普通话。陈真泉算是普通话较差的一个，但是他的话里总是充满激情，在似懂非懂之间放射着别样的感染力。也许作为潜意识中的一种弥补，他的身体语言特别丰富，面部表情加手势，构成了他的语言辅助系统。他就这样指挥着一班来自天南海北的人，得心应手。

说起顺德人的开门纳才，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黄埔一期”的故事。

要说“黄埔一期”，就必须说到顺德市委党校。

1984年以前的中共顺德县委党校，与全国县一级党校没有什么不同。当时的口号是“党校姓党”，所以各地党校都在孜孜不倦地学马列、学政治。

但是不安分的顺德人此时萌生了新想法，开始在党校课程中增加经济和法律的内容。

当时的党校校长是伍国栋。

我采访伍国栋时，他已经是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部长兼顺德市人大副主任，但是关于党校的理念没有变。

他对20世纪80年代初的县一级党校有一比：年晚的煎堆。

“煎堆”是粤人的一种传统油炸食品，过去岁末家家要做，不做就似乎没有过年的气氛。

“年晚的煎堆”是一句含有自嘲的歇后语，意思是：人家有我也要有，其实呢，那玩意并不好吃。

当然伍国栋不是嘲弄党校的存在，是嘲弄办校的方式。

他说：“教育的投入不能只看见中小学，干部是现成的生产力，不能忽视。”

党校的作用是巨大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办党校，培养什么样的干部。对于县委党校来说，这是一个名与实之间关系的问题。

伍国栋是顺德本地人，但是身形魁梧，声音洪亮，据说读书时曾入盟体操队、游泳队，一副千余度的近视眼镜则为他保留着知识阶层的儒雅。他是中山大学哲学系1962级学生，因家境贫寒，是赤着脚走进大学校门的，家里每月只能给他寄2元钱。寄2元钱与寄10元钱的邮费是一样的，为了节省那一角钱邮费，那2元钱总是夹在信里，就那么直接地从家里飞落到他的手中。每年暑假，伍国栋都要在学校做短工，靠自己挣路费回顺德。幼年的艰苦生活养成了伍国栋注重实际的思想方法；大学里正规而系统的学习，又给了他高于当时一般基层干部的理论水平；大学毕业之后的一段兵营生活，则增添了他的坚定。在顺德采访期间，曾有几个青年干部跟我说，伍国栋启用晚了，要不然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党校校长任上，伍国栋坚决主张县一级党校的教育应当注重实际，学以致用，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多下工夫。他说：

“邓小平理论下面可以不学那么多，应该学精一些。太高深的由上面去学，我们学人生观、价值观，学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民生扣紧。”

“县党校像是部队的团一级单位，是打仗的，不是搞作战计划的，所以解决了学员的思想方法就可以了。”

“应当实事求是，懂得精神就行了。何必一大本书，何必从前人的结论出发再去找结论！”

这些观点有很明显的顺德风格。

在伍国栋的主持下，顺德市县委党校将单一办学变成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办学。开办了干部函授大专班、经济管理大专班、公关秘书班等。课程立足于“有用”，开设了管理哲学、领导艺术、西方现代管理学、公关学、企业管理等新课。中国股市启动，又开设了股票知识讲座。伍国栋有启蒙的冲动，他说：“我有一种责任。”

有人批评党校“不务正业”，但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蒋南翔却对顺德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就在这种背景下，“黄埔一期”登场了。

“黄埔一期”的真名是顺德工业企业中高层管理干部培训班。因为培养的目标就锁定在企业中高层管理干部，顺德当局希望这批人脱颖而出，成为建设顺德的骨干力量，所以人们拿它与黄埔军校的培养军官相比。

那是1991年9月，中共顺德县委党校受县政府和经委的委托，开办一个全脱产的培训班，目的是为顺德的工业企业输送管理人员。这个班面向全国招生，招收35岁以下、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企业中高层经济管理人员。

这在当时真是一个创举。招生广告在《人民日报》刊出以后，在各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响应，许多年轻人的热血因此而沸腾。

顺德党校从2000多报名者中挑出一部分，出路费让他们到顺德来面试，最后录取了80人。

这80人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绝大多数是广东以外地区的人。以60年代出生的人为主体。其中有高校教师、企业管理人员，也有来自工商、银行的干部。

培训班学制为一年，顺德为所有学员办调动和户口迁移。因为这些人很多是原单位的业务骨干，调动有阻力，顺德采取了先报到后办调动和户口迁移的办法，以保证准时开学。不管原单位态度如何，顺德承认学员的干部身份；是党员的，可以重新建立组织关系。学习期间，顺德负责给每人每月发800元工资及补贴、医疗费等。

这样一种组建和培养干部队伍的形式，也只有百无禁忌的顺德人才想得出来。

1992年2月25日，培训班正式开学。

其时，邓小平南巡来到顺德还不到一个月，新的改革开放画卷却已经开始舒展。那些学员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邓小平刚刚留下脚印的地方，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实践一种新的理想，心里一定充满憧憬。

学习生活的头20天是学前思想教育，内容包括三方面：县情教育；顺德工业企业情况介绍；顺德企业精神教育。

在一年的学习时间里，还安排了4周到企业实习。

培训班尤其重视树立学员们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它决定着这些已有本科学历的人能否为顺德的奋斗理念而用。

伍国栋说过：“要让这些未来的骨干一年之内顺德化，变顺德人。”

看来顺德真的是有办黄埔军校的愿望和雄心。

    2000年夏天，我来到中共顺德市委党校，寻找“黄埔一期”的脚印。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党校多出了一个“顺德市党政军警培训中心”的称谓，举办过数不清楚的种种培训班、学历班，有数不清楚的名流曾经登上这里的讲坛。“黄埔一期”的学员早已分赴顺德的方方面面，在市场经济的冲浪运动中，不少人崭露头角，被委以重任。1996年的“黄埔二期”学员也已经纷纷走上了自己的岗位。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办“军校”这种模式已经渐渐退出了顺德人的视野，但是“黄埔”的创意及历史作用已经成为史话，至今说来依然活泼生动，令人折服。

在党校教学楼的一个小小楼梯间里，有几只铁皮柜，存放着党校有限的档案资料。我独自在一张单人课桌前静静地坐下，开始阅读业已消逝的流光。

“黄埔一期”并没有在这铁皮柜里留下多少东西，学籍表，考勤登记都是油印的，学籍表上连照片都没有，大多数学员的毕业分配去向语焉不详，甚至找不到踪迹。

我翻看着印在粗黑的纸上的《考勤情况月报表》，想从当年学员们的生活记录中拾取蛛丝马迹，一边随意想像着那一个个姓名符号所代表的躯壳和灵魂。

这时，我的眼光突然停住了，落在最末尾的一个名字上。

张家驌——那是表上唯一用钢笔填上去的名字，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

我想，这其中一定有故事。

    下面就是我听到的故事——

张家驌，辽宁省盖县人，1964年生，1989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统计专业，分配到辽河油田企业管理处工作。

张家驌的妻子是顺德大良镇人氏，是张家驌的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家驌分回辽宁；未婚妻却分在广东省进出口公司。张家驌的母亲不愿意儿子南下，因为她要跟儿子在一起，偏偏听人说广东菜是甜的，她怕吃不惯。但是小俩口总归是要在一起的，既然南下不成那就北上。张家驌跑到广州，设法为未婚妻改了分配单位。张家驌的未来岳父母眼看着自己女儿在广州好好的工作不要，却要跑去冰天雪地的东北油田，气得要与女儿脱离关系。

张家驌的妻子却很大度，她义无返顾地跟张家驌去了东北。不过，启程之际，她为这次北上预先留了一句话：

“要不了五年，你终会愿意跟我回广东的。”

这是张家驌人生道路的伏笔。

真佩服这位顺德女子！她是那么地顾全大局，却又对故乡充满着如此的挚爱和信心。她不在乎人生的辗转，因为未来在她心中。

不久，张家驌在油田当上了局长的秘书，本是春风得意，但是才过去两年半——妻子许以的五年时间打个对折，张家驌就生了离去之意。个中原因不外是领导层的斗争、行政事务的烦琐等等，不一而足。

这时，张家驌收到了一个同学的信。那个同学正在广州参加1991年的“秋交会”——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秋季场，他传来一个信息：“你爱人的老家正在招聘呢！”

张家驌立即上了路。

紧赶慢赶，到顺德还是超过了应聘的截止时间。接待他的人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看在你是顺德人女婿的面上，就算上你一个吧！”

张家驌报名是最后一个，报到也是最后一个。

报到时间是2月，东北平原上风雪交加。早晨张家驌出门的时候，自行车轮子都在雪地里弄拧了。

每月150元工资的张家驌买了一张730元的飞机票，赶往顺德，但他还是迟了一步。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事制度管制下，顺德对这批人是否能够顺利报到并没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严格执行了截止时间。迟到的张家驌已经不在管理人员的视野内，所有的名册、表格，都没有他的名字。等到张家驌赶到，管理人员照章办事，拒绝接收他。

当时在场的一位有关领导看看张家驌的材料，还说了一句：专业不对。

费了不少劲，张家驌才办好入学手续。

管理人员用钢笔把他的名字添在了全班名单的最后面。

我与张家驌见了面。

高个，偏瘦，健谈。东北口音很明显，性格也保留着东北汉子的爽朗。

我们见面时，张家驌是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从“黄埔”出来，他先后在新力集团、市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等单位做过，然后再到“万家乐”。他的事业和理想展翅翱翔在南方这一片辽阔的海空，成为“黄埔一期”的一面旗帜。

自然要问他作为外地人在顺德的感受，要他谈谈文化的融合。他说：

“顺德人不排外，不整人，很好相处。我一来就把这里当作了第二故乡。顺德用人不看是否顺德人，‘黄埔一期’主要是外地人，留下的几十个，大多在重要岗位上。至于说融合，首先我们不要把自己当外人，来到这里，就应当说‘我们顺德’。李长春是我们东北人，他来到广东，也是说‘我们广东’的。如果没有这种感觉，何谈融合？”

    张家驌确实爱上了南方这块土地，不但夫妻双双把家还，后来还设法把哥也调来了。母亲当然也来了，不过只住了一年半，还是回了东北。

张家驌主持着上市公司的业务，他的妻子是一个执业律师，不知他俩是否常常想起十几年前携手北上时的那个预言？

顺德没有没有辜负儿女对它的信任！

2001年，张家驌又有了新的人生跃迁。他放弃了“万家乐”的职务，到顺峰山庄去担任总经理。他的办公室搬到了北京。

顺峰山庄是一家成功企业，但是一家民营企业。张家驌的人生跃迁是一个新的挑战，又是一场新的机遇。

在顺德市委党校档案室的铁皮柜里，有培训班给张家驌的评语：

“善谈，有北方人的豪放、爽朗，待人较坦诚，处事干脆利落，善于因势利导做人的思想工作，组织协调能力好……”

铁皮柜里还有张家驌于1993年元月写的学期末自我鉴定，那是离校前对这一年培训生活的自我总结。里面有两段话很可以和培训班的评语一起，印证他的今天，甚至未来——

“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凡是集体活动都积极参加，不登场时就当一名热情观众。自己是班级的篮球运动员，水平虽然很一般，但只要上场就尽心竭力，努力为班集体争取荣誉。”

“市场的观念、竞争的观念、效益的观念、质量第一的观念在头脑里扎下了根。对顺德干群少说多做的实干精神有了清晰的了解和切实感受，在心目中也树起了今后工作中也苦干实干的信条。立足顺德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更为迫切，在顺德企业中做好管理工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从学员们的自我鉴定就可以知道，顺德人为这支队伍“洗脑”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就像伍国栋概括的：“这些人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观念上的转变。他们与刚毕业的大学生不一样，一出去就可以大展拳脚。”

在一年的学习生活里，学员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顺德人的行为方式。学号为57的李文军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这一年在自己的一生中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有了很大转变，目睹了改革开放给顺德人民带来的实惠，坚定了发展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的信心，在观念上已与顺德相适应，如顺德的企业机制，效益、竞争观念，协调、公关意识等。顺德人民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顺德人民用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和淳朴的民风深深地教育了自己。自己已从思想深处强烈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决心为它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终身。”

在顺德，我还在偶然中认识了另一位“黄埔一期”的学生，顺德特种变压器厂的人力资源部部长李亚平。这个来自安徽的青年虽然毕业于工学院，但是对人文学科很有兴趣，这对他的人事管理工作不无好处。他读过好些书，说起近期理论界的一些事件和动向，并不生疏。我主编的《粤海风》杂志是一本文化批评刊物，他每期必看，还与我探讨上面的文章。学籍表上的鉴定说他“聪明肯学，反应快，知识结构较为全面”，看来很中肯。

说起“黄埔一期”的往事，李亚平总称惭愧，他觉得自己现在做得还不够好。也许，社会对这一批人寄予了厚望，令他们感到压力。

将培训与招聘相结合，是顺德人的一个创举。

顺德人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的创意，招聘人才也一样。

1997年，顺德花5万元在《羊城晚报》刊登广告，向全国招聘干部。广告开列了两个论题：

一，中国的企业如何内修素质，外修形象，跨入新世纪；

二，企业如何实行品牌战略。

要求应聘者选其中一个题目写一篇3000字的文章，而且要求是手写稿。

广告发出后，顺德收到了100多篇文章，从作者中录取了三人。

这种招聘形式既有利于选拔人才，也扩大了社会影响，同时，还收得了许多建言。就像“黄埔一期”一样，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顺德人引进人才的胸怀，还在于他们关于人才的认识。

在举办“黄埔一期”的前后，顺德以党校为基地，办了好些培训班，比如：

1990年底开班的“顺德企业秘书专业班”，全脱产学习一年，学员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等地。

1996年夏天举办的“顺德市第二期工业企业经济管理干部培训班”，培训时间为两个半月，学员60人，来源于全国招聘与顺德企业选送。招聘人员来自湖南、湖北、黑龙江、江西等地，其中有博士、硕士，还有人在国外接受过专业培训。顺德企业送培的人员也是以近年调入顺德的外省人为主。

1997年开办的“顺德市第三期工业企业经济管理干部培训班”，学员以顺德的工业企业选送为主。

顺德市委党校并不仅仅是为招集外来人才办的。1997年9月，顺德市委党校第一届经济学在职研究生班开学，47名学员中有45名是副局级以上干部，大多三四十岁。周天明当班长，“黄埔一期”的张家驌也在其中。这个班利用双休日上课，至2000年6月，所有学员均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学历证书。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因素越来越突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展开，同时，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社会磨合，观念的决定性作用有所淡化，顺德的人才战略开始转向，当初的自行办班培养方式渐渐让位于派出去进行较正规较系统的学习。但是，“黄埔军校”的精神和它的学员们一起，已经在顺德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郑年胜也是我所关注的一个“外来顺德人”。

郑年胜出生于广东的廉江市，像大多数广东人一样，个子不高，但是比一般的广东人白净，戴一副眼镜，很斯文的样子。

1988年，郑年胜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之际，他也像同学们一样，四出联系接收单位。

他来到顺德，留下了一份简历，也留下了一个愿望。

当时广东省外经委有一个进人指标，同学中有9个人报名，郑年胜是其中之一。正当顺德这边已经确定接收郑年胜时，他不知从哪里得知，省外经委这边他很有希望，于是赶紧给顺德打了一个电话，想回绝顺德。

接电话的是调配科的一个副科长，着急地说：“都已经6月份了，你叫我去哪里重新找人？办公桌都给你准备好了！”

临放电话，这位副科长叹了口气，说：“唉，你要去的是省政府机关，又是在广州，对你来说更好，你还是去吧，祝贺你！”

一句话，又使郑年胜犹豫起来，一颗年轻的心浮起了一点类似于感动的东西。

他准备去一趟顺德，好好解释一下。

但是时间已晚，两个车站都已经没有了去顺德的车。

郑年胜想：也许天意就是让我去顺德吧？

他心中的天平又开始倾向顺德……

20世纪初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劳斯特有这样的诗句：“在树林中，我遇到两条路/我选了行人稀少的一条/得到了不同的遭遇。”

我们无法知道，当初郑年胜要是没去顺德，是否就能顺利进入外经委；也无法知道，如果进入外经委，他究竟能得到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在顺德找到了事业的感觉。

郑年胜先在综合科上班，然后调入新成立的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再后来调到市委宣传部当副部长。

刚到顺德的头一年，在雷州半岛长大的郑年胜吃住都不习惯，据他说，也曾动过考研离去的念头，但是终不愿辜负顺德的信任。综合科的第一任科长是招汝基，大家同气相求，尽管忙材料很辛苦，但是心情都很愉快。

关于在顺德有没有外地人的感觉这个问题，郑年胜的说法与张家驌类似。他认为顺德人没有排外思想，他说：

“首先是不要把自己当作外人，不要把外面的一套习惯方式带到工作中来，不要老想着别人排斥你，要顺德化，自然就不会有外人的感觉。”

郑年胜很活跃，据说在大学里又写小说，又编话剧，又办刊物，还非常另类地选修了物理课。我看过他在顺德工作之馀写的小说，还看过他一篇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评论，尽管还没有正式发表，但是都写得像模像样，很花了点心思，看得出他已经积累了功底。他还自筹经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修完了MBA课程，获得了学位。据他自己说，刚到顺德时，连什么是“产值”都不知道。如今的他却在《学术研究》等较高档次的报刊上发表过好些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文。

这一切，与十几年前的那个电话有没有关系？那位副科长从顺德那头发来的一声祝贺，也许就是影响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轻轻地牵动了一个年轻人的人生。

    我们从许多南来者的故事中都可以感受到顺德的诚意。

王建鹏，河南南阳人，原在南阳市委党校工作，90年代初，怀着闯荡的雄心南下，一直跑到广东的汕尾市，在政府部门上班。那里是临海的闽南语系地区，语言特别不好懂，饮食习惯也与中原有很大反差，妻子过来看了看，觉得难以适应，又回了河南。王建鹏犹豫了，看看自己的调动一时半会也办不好，最后只好收拾起一颗残破的雄心，偃旗息鼓，重回老家。

没想到的是，王建鹏在自己的家乡并没有得到游子返回故里的感受。他不想回原单位，却又苦于找不到新的接收单位。通过同学、朋友联系了好几个部门，都说要研究研究，却迟迟没有结果，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似乎对他关上了大门。那些日子里，王建鹏领略了心灵的漂泊。

无奈之中，王建鹏又一次南下。

这一次，他来到了顺德。

顺德伸出双手欢迎他。有关领导同他见面之后，立即带他去人事部门办调动手续，真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被安排到党校当理论教员，后来调到市委宣传部，还提了一个科长副科长之类。

王建鹏没想到事情解决得如此顺利，心中郁结的悬浮感觉顿时烟消云散。妻子也跟过来了，被安排在医院工作。几年之后，王建鹏买了一幢带个院子的小楼，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闯荡南方的雄心最终在顺德找到了归宿。

刚调到顺德的时候，王建鹏驾驶的是从老家带过来的旧摩托车，车牌还是“豫”字号的。以一个顺德人的身份骑着它上班的时候，他的心里多少有一些梦一样的感觉。

顺德人广纳人才，对于自己在外地工作的子弟就更不愿放过了。

周冠雄，出身于北滘镇一户地道的农家，1962年考入华中工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开始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1981—1983留学德国纽伦堡大学，回国后担任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系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教研室主任。1987年，已出版三本专著、讲师和副教授职称都是破格晋升的周冠雄正在申请正教授职称。生活的河流平平稳稳，毫无急转弯的迹象。这时，顺德县人事局请他回家乡考察。用周冠雄自己的话说，他是以客卿的身份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北滘镇得知后，把他拉回去整整3天，让他看看阔别的乡土，看看充满希望的田野。临别时，镇委书记诚恳邀请他回家乡参与建设。

周冠雄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热望，次年帮镇里一家饲料厂搞起了计算机管理网络。北滘并不满足于他的客串，他也被北滘的活力感染，1989年10月，周冠雄终于举家南迁，以顺德市民的身份正式回到了家乡。

他还带来了自己的两个硕士研究生，带来了一个副教授和一个高级工程师，以此为骨干，组建了北滘镇科技开发工程公司。

据周冠雄说，北滘镇的第一台计算机是他弄起来的；第一个打字员是他教出来的。

北滘镇对他的来到非常高兴，专门拨了一块地皮为他盖别墅，后来依照周冠雄的意见，建了工程师楼，为几个一起创业的人都解决了住房问题。

谈起当初走出大学校门的选择，我问周冠雄是否后悔。他说：

“在学校是搞四书五经；来顺德是搞策论。试一试自己另半边脑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1996年，周冠雄担任了北滘镇镇长职务。与此同时，邓伟根上任中共北滘镇委书记。“博士书记；教授镇长” 为媒体平添了许多素材，成为一时佳话。

周冠雄高高大大，说话很有条理，却也充满激情，常常是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我见到他是在1998年春天，他已经离开工作十年的北滘镇，调到顺德市工业发展局当局长。

北滘镇搞企业转制的时候，周冠雄正在副镇长任上，亲历了这一场变革，所以深有体会。1993年，他曾经对《羊城晚报》的记者说：“10年之后再看，我们现在做的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事情。”

五年过去了，他依然保持着对转制的高度评价，他说：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黄榜不是谁都敢揭的，没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心态、一流的构思、一流的操作，根本就不敢想像。”

自然谈到人才的问题。这位顺德引进的本地人这样说：

“除了企业产权的调整、政府管理职能的调整之外，我们还应有人才结构的调整。过去是用自己的公章自己的钱办事；现在是用自己的公章别人的钱办事。公章还在自己口袋里，就看你能不能利用别人的资源，包括人才资源。”

他很自豪地说：“顺德资源有限，创意无限。”

在顺德现代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杂志《现代化之声》2000年第3期上，我读到周冠雄的一篇“策论”——《顺德工业发展的新思路》，文章说：

“产权改革是体制上的创新，是属于制度上的创新，只是保证了体制上的优越性，不能保证企业机制的优越性。现在我市转制企业有一部分向好的机制发展，有一部分企业向不良的方向发展，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这种分析事物时的理性，或许就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

因为工业局与贸易局合并，此时的周冠雄已经担任顺德市经济贸易局局长。他把最富创造力的十几年时光献给了故土，用汗水和聪明才智换取了人生的价值，其间也有不可避免的种种曲折。我们无法证实，周冠雄如果继续呆在武汉，将是怎样的人生情境，想必会对顺德有另一种形式的贡献吧？他那半边“搞四书五经”的脑袋，如今是不是闲置着？

记得我采访他时，问他在德国学什么，他有些含糊其词，说是有“企管”什么的。后来我想，这不大可能，他学的一定是是他的计算机专业。他的心灵深处大约有一小块不愿触摸的地方。

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变数太大，对于个体的得失，我们总是很难看清楚。但是对于顺德来说，每一个奔向它的“人才”都是一面旗，彩旗飘扬，营造了一方风景。

改革开放20多年里，对广东发展最具深远影响的就是各种人才的大量涌入，我以为，对它的意义怎样褒扬都不为过。

2000年暑期，顺德成立了现代化研究中心，聘请我当顾问。顾问名单中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我在中心成立会上见到他，很年轻。一问，原来是顺德的新一代，难怪还有些腼腆，因为他面对着自己的父老乡亲。这类人物，精明的顺德人早已收入眼底。

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伍国栋是这样理解的：

“创省级名牌就要省级人才；创全国名牌就要全国级人才；创一流产品就要一流人才。”

顺德人的心很高，所以他们不断寻找、收罗着能为顺德作出贡献的人。

顺德在北京有一个联络处。按照规定，县一级不允许在外地设立办事处，要设，就只能叫联络处。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不按此分别命名，似乎就是礼崩乐坏。顺德的联络处主任由政府副秘书长兼任，常驻的是办公室主任王广生，听名字就知道是父母一辈才到广东来的人。广东本地人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广生”，广州人也不会给孩子取名叫“穗生”，叫“京生”的大约也不会是北京本地人。这王广生祖籍河北，生于顺德。在北京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回到顺德一口标准的顺德话。他的父母是南下干部，他喝顺德的水长大，面像却依然北人之风。他原先是“万家乐”的销售人员，后被市政府相中，派驻北京。在京城四五年，王广生将顺德在京事宜打理得很成功。传说他可以将车一直开到飞机下面去接人，也可以打个电话让飞机等他10分钟才起飞。那天在北京饭店，几个顺德人因为某些原因，想将原先订的套房改为标准间，且不想在入住时预付款，总台小姐当然不能答应。王广生用手机拨了一个电话，说了几句，然后将手机给小姐听，事情马上搞定。有一次几个顺德干部来北京公干，临走想参观中南海，不巧那天不开放，王广生出面，也把事情弄妥了，让那几个人登机之前进中南海饱了一下眼福。后两件事是我亲眼看见的，我相信，顺德人在北京的影响与王广生的精明和勤勉不无关系。

王广生并不像北京人那样健谈，基调属于朴实那一类。他很忙，有时候正在外办事，市领导一个电话让他回顺德，他就夹着个小公文包直接去了首都机场。反正是回家，连换洗衣服也不需要带。他跟我说：自己在北京，照顾不了家，“几乎没有送过孩子上学”。语中有一丝内疚，但是没有后悔。

像王广生这样的北方血统顺德人，在顺德市委、市政府里有好些个，而且都有一定的职务。他们也算是顺德人才的一个组成部分。

顺德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冬短夏长，遇到偏暖的年份，甚至不出现冬季，很适宜植物生长。

顺德的人文气候也很宜人，许多“新客家”都在这里得到了背井离乡的回报。

我在大学里教过的一个学生，原先家庭经济状况不很好，身体也差，后来到了顺德，在位于桂洲镇的一所中学教书。两年之后见到他，身体好了许多，精神状态也非常之好，显然生活得很安定。他的同学们大多还在内地的乡镇一级学校当老师，不少依然面有菜色，不拖欠他们的工资竟成为当地政府的工作成绩之一。相形之下，不免慨叹。后来又过了几年，我听到在顺德的这个学生买了一座小楼的消息。

还有我的大学同学，两夫妇都在顺德教书，到顺德五六年，就买了房子，买了汽车。买房购车本是顺德人的寻常事。顺德是广东第一个取消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的城市，1994年1月就停止了用公款建房买房。据顺德市统计局2001年年初的统计，平均每8·3户顺德人就拥有一辆汽车，预计2005年将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每2—3户城镇居民拥有一辆。但是令我惊异的是，我这对同学夫妇还同许多顺德人一样，买了一块地皮，准备自己建一幢小楼房。据我所知，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学校的工薪和奖金，并没有多少灰色收入。

顺德是外地人的天堂？

我总喜欢问顺德的“新客家”：在顺德有没有外地人的感觉。

这一次我问的是我过去在大学里教过的学生，年龄也就是三十来岁。他在北滘镇近旁一所中学教书，是自己设法从江西调过来的。

我问：“你有没有过自称‘我们广东’或者‘我是顺德人’？”

他略略想了一下，有些犹豫地说：“很少……大概没有吧？我始终认为我是江西人，还在用江西的方式生活。”

他补充说：“我和几个要好的外地人晚上常聚在一起喝酒。我们喜欢在家里喝，不像他们广东人喜欢去酒店。”

他对目前的生活状态不甚满意，因为还住着公家的房子，很想自己买一套。他的收入也不高，据他说每月只有两千元来元。他有点意兴萧索地说：

“我们在一起甚至过早地提到过叶落归根的事。我想做几年后回家乡去。我还想过，不如到家乡去买一块地皮，做它一栋房子……”

听着他的诉说，我想像着几个外地人不无孤寂地在夜色里凝望着杯中之酒……

我也想起曾经令我徘徊和感慨的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那里面有不少人藏在中国文化的壳里，连英语也不会听和说，几乎不与外面的世界来往，就这样羁縻于心灵世界的飞地里终老一生。

这是文化的隔膜，是游子对熟稔文化的眷恋。

我相信，我这个学生要多找几个惺惺相惜的酒友并不难，散布在顺德土地上的“新客家”并不都像张家驌、郑年胜那样切身体会到一种融洽。但是这个人群与当地社会心理上的游离所体现的，与其说是顺德与“新客家”之间的文化冲突，不如说是新的商品经济社会与旧的传统生活习惯的之间的紧张。

顺德市的领导层对于人才的引进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和非常明确的追求。

中共顺德市委副书记杨肖英主管党群工作，她毫不讳言顺德人才的缺乏。有一次她跟我说起顺德的人才问题，举例说：

“《顺德报》是在我主管宣传口时办起来的，创刊的人员中，只有一个顺德人。那时我就从心底认为：顺德人的文化太差了！”

参与创刊的那个顺德人原是政府的新闻干事，算是当地会摇笔杆子的人了，但是小学都没有毕业，参加工作后才在工农速成中学补习提高，现如今早已退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顺德报》延用外来人才的局势近几年愈演愈烈，从社长、总编到副总编、部主任，再到编辑、记者，甚至资料员，几乎没有人是喝顺德的水长大的。

我读《顺德报》就常常感觉到北人的语言风格。像“面对百姓苍天，敢闯敢冒的顺德人问心无愧……”这样的豪迈句子，显然就不符合顺德本地人的秉性。

顺德人的语言表述较为冲淡。在顺德人的笔下，少见仰天长啸、慷慨悲歌。顺德的一位文学青年曾送我一本中华文化出版社的顺德散文选，作者都是顺德的文人学子。整本书洋溢的是南国水乡的明丽柔和，甚至有几分甜腻。书名是《霓虹在水乡飘落》，其中篇目也大多是“水仙赋”、“荔枝情结”、“锦屏上的翡翠”之类。

杨肖英当年的感叹并没有化为一把锁，从里面锁上《顺德报》的大门，只是更激起了顺德人引进人才的热情。顺德的决策者们早就走出了一切靠自己的小农经济庭院，站在超越世俗浮云的高处。

有人曾问杨肖英：“冯市长作报告说，要解决顺德人的就业问题。我们这拨外地人怎么办？”

杨肖英说：“你们也是顺德人，在顺德工作的人都是顺德人。”

这与冯润胜以思想和观念作为区分顺德人的标准相辅相成。不论是市长的着眼于内涵，还是副书记的着眼于外延，所体现的都是顺德人的胸襟。

我曾在不同场合听过杨肖英强调顺德的“文化塑造”。有一次，在党校谈到顺德的杂志《现代化之声》，她指出：“这本杂志谈企业、谈经济的文章为多，希望以后在人的素质和文化研究方面多下工夫。”

顺德的领导干部似乎口才都挺好，杨肖英只拿一张小纸片作提示，就可以把许多话说得头头是道。我记住了她对自己工作的概括：要为顺德创设——

干事创业的人文环境；

健康长寿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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