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 去 的 村 庄

3月26日，是顺德市的建市纪念日。那是属于顺德人自己的节日，顺德人自行决定，每年这个时候放两天假，举行各种活动，比如教育百万行、十三项工程剪彩等等。

在2000年的这个日子里，顺德人又进行了一个新尝试——排演了一出三幕七场的话剧《远去的村庄》。

据顺德市文化局的一位科长介绍，这出话剧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三代顺德人的命运、性格、事业、生活和爱情。

这位科长还告诉我：许多顺德人从来就没有看过话剧，连什么是话剧都不知道。但是这出话剧主要是由顺德人演的。

我饶有兴趣地来到排练现场——人民礼堂。

那是一座高地上的建筑，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外观设计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拙劣模仿。

正是春风初起的时候，几株刚被唤醒的木棉花在四周零散地开着。

排练在楼梯口的一个大房间里进行，门掩着。门口坐着几个女孩，手里都拿着本子，正在背台词。

我轻轻推门进去，一眼就看到了熟悉的黄菠。她在剧里演一号男主角——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妻子，正准备出场。她告诉我，剧本主要是根据“科龙”和“美的”的发展历史创作的。

当时正在排练的是一场新旧观念冲突的戏，角色的情绪大起大落，有愤懑，有哭喊。

黄菠在艺校学的主要是歌舞，在剧中饰演儿子角色的小青年则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虽然都是学艺术的，实际与话剧并不搭界。男一号的演员是中学老师，也是“新客家”，显然也不是话剧科班出身。但是，剧中展现的顺德故事鼓舞着他们，顺德人的创新精神激励着他们，他们非常认真地演绎着角色的情绪。

墙上贴着用红纸写的横幅：“业余的演员，专业的水平。”

导演席就在这条标语的正对面。一张简简单单的学生课桌，坐在那里一抬头就能看到那条标语。

排练间隙，我跟导演王寿仁聊了一会。

王寿仁是解放军总政话剧团的一级导演，他对顺德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办事的效率非常钦佩。他给我介绍了这台话剧的诞生经过——

去年底，军旅作家、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团长唐栋有感于顺德的发展成就和独特的文化精神，萌生了为顺德写一个话剧本子的想法。他找到顺德市的领导表达了这种意思，两个小时不到，事情就拍板了。七天之内就安排好了所有参观和采访事宜。所以本子的写作很顺利，前后只花了一个月时间。按照顺德人的作风，定稿也很顺利。

从剧名“远去的村庄”就可以知道，整出戏的立意旨在宣告与小农经济的过去决裂。

王寿仁是被唐栋拉来加盟的。他说自己一开始很怀疑“这事究竟能到什么份上”，后来到了顺德信心就慢慢起来了。

他告诉我：顺德挑的这些演员，“比业余的还要业余”，有的根本就没有看过话剧，完全是从第一步走起。他为几个主要角色配备了A、B角，A角是专业演员，B角则是顺德人。但是现在看来，顺德演员的进步很快。他说自己如今非常自信，相信这出戏“不但能演好，而且能打响。”当然他也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有一年时间来体现，会更深刻。”

谈话中，王寿仁一再赞颂顺德人的务实精神。

    这出戏在顺德上演时，我正好在外地出差，没能去看。有报纸在报道中用了“满城争看”之类的字眼。大约是六七月份，黄菠打电话来，说正在复排，过几天上北京演，邀我去看。记得她说是在京城的“保利”上演，当时我有其它事，走不开，所以终未能看上。关于这出戏的上演，有不少报纸有过报道。

近年来，顺德一直致力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建设，“远去的村庄”这样一个命题，正是顺德人心灵世界的写照。

说到现代化和城市化，许多人不免想到北滘镇的故事。

针对许多大城市争先宣称要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北滘镇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小都市”的口号。虽然称“小”，口气其实不小。

北滘镇下决心要实现这个目标，光是公园就一口气建了三个，一开始是封闭的，要收费，后来全数开放。

但是建设现代化都市并不等同于建几个公园那么简单。尽管北滘镇像许多城市一样评出了“八景”，村庄的远去却依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当第一座喷泉出现在街头，北滘镇的文化含量刹那间似乎高了许多。但是始料未及的是，傍晚，美丽的喷泉成了农民们下田回来洗脚、洗自行车的好场所。精心布置的广场花圃也常常有随意摘花的人。

将村庄建成都市模样容易；将农民变成文明城市人就不容易了。这是一场文明与愚昧的艰巨斗争。

当时的中共北滘镇镇委书记是邓伟根。有感于小城镇的现代化进程，他在1999年第1期的英国行政管理杂志《管理者》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现代化城镇啥模样》。文章说：

“从农村走向城市，不是要让人们看到高楼大厦，而应让更多人享受到城市生活方式带来的好处。”

邓伟根在任上认真抓了环境卫生、灯光、绿化几项工作。有一阵子，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大街小巷去巡视，看街灯亮不亮，被北滘人给了一个“灯书记”的绰号。

1998年夏天，北滘镇的宣传文体办公室主任曾花了一个下午，领我在镇里四处转悠，看城镇建设的情况。

这位主任姓梁，是个小个子的本地人，35岁，却已经在镇政府工作了16年。如今他虽然管的是“文化”，讲起经济来同样头头是道，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给我指点讲解。

我们看了政府投资2000万元新建的城区中学。是暑假期间，但是正好那天学校让全体学生来熟悉一下新校区，做新学期的开学准备。我们在大门口遇到一大片学生出来，个个脸上都很灿烂，与漂亮的新学校组成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图画。

我们看了工业园区。入口处正建一个6000平方米的广场，正中已立起三支高高的旗杆，左右各分列23支稍矮些的旗杆。中间的是为国旗、为顺德和工业园区准备的，两边将为投资者升起国旗。数十支旗杆齐刷刷地在太阳下闪耀着金属的光泽，让人感奋。

我们更看了城区的容貌。

投资300万元新建的影剧院正在拆除脚手架。梁主任告诉我，它有一千多个座位，是动员一个商人投资的，许以10年经营权。

工人们正在街边埋电缆，一些路段已完工，半空变得干净了。喜欢照相留影的人最忌讳纵横交错的电线分割、破坏景观，如今电线已经潜入地下，不再让人心烦。

整个镇的街道以蓝白两色为基调，上白下蓝。据邓伟根说，这种组合展现着和谐。我注意到，路边的一间高压电房，还有一间厕所，墙体均刷成上白下蓝。一些商铺的一楼卷闸门也漆成蓝色。街头的标语则全是蓝底白字。北滘镇的骨干企业“美的”也以蓝白作为自己的基本色调。

我们又来到文化广场。这是一幢曲尺形建筑，原是房地产商开发的商住楼，镇政府花3700万元收购下来，展览厅、图书室、文化站、《北滘报》社等文化机构及有关协会都集中在这里。

北滘镇正在筹备艺术节，这座大楼正处于忙碌之中，设计海报、编排节目、联络嘉宾等等。关于艺术节，邓伟根曾告诉我说：目的不再是吸引投资，而是丰富群众生活，提高群众素质，回归了艺术的本质。

在文化站，邓伟根欧洲之行所拍的80余幅照片已钉好镜框，准备展出。这批照片的内容几乎全是城市风貌，或许，邓伟根也将它们视为一种启蒙？

北滘镇住宅区的所有沿街房屋都按镇政府的要求，做成了欧洲式建筑的模仿，整齐划一，色彩鲜明。梁主任说，北滘镇追求的是田园风光、欧陆建筑。我猜想它与邓伟根那80 余幅照片或许有点关系。不过，沿街这一排“欧陆建筑”的后面，则是自由建造的民居，自然缺少整饬功夫，却因为前排有“欧陆建筑”挡着，并不影响城区的脸面。

傍晚，我们路过街头的喷泉，只见泉水喷涌，水花轻溅。我问梁主任：还有在喷泉洗脚的吗？

他笑了，说那是过去。他又补充说，不是靠罚款等强制手段解决的，是用好的环境渐渐形成好了的行为。

我感受到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在田野的弥漫。

有一次，广东省电影家协会的几位艺术家到北滘镇采风，关于喷泉的故事和它的内涵延伸触动了他们的艺术神经，于是，又一部关于顺德的电影构思在这块土地上盘旋。我跟其中一位电影家聊过，谈起在北滘镇的感受，谈起反映农民素质转变的艺术创作冲动，他眉飞色舞，充满激情。

我期望着顺德人以自己的生活足迹为中国电影增添新的形象。

1998年最后一天的下午，我去拜访邓伟根。

他送给我一本刚印制不久的《顺德市北滘镇总体规划（1998-2030）》，那是北滘镇人民政府与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合作修编的，北滘镇为此花了近百万元；重庆方面为此出动了一位有博士头衔和教授职称的副院长做领军人物。

“规划”编制得非常详细、精美，国际标准大16开，120页，有一半页码是规划彩图，精装，铜版纸印刷，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有一种庄重感。

记得8月份到他那里去时，“规划”刚编好，还没付印。办公室的地上摊着一张很大的手绘规划图，邓伟根用一支激光笔射出的光束在图上指指点点，给我讲北滘镇的宏图大略。

那本沉甸甸的书给我的感觉就是——现代知识和现代精神正在涌入顺德的乡镇。

邓伟根办公桌后面的玻璃橱柜里，随意堆着好些奖杯奖牌，大多是关于高尔夫球赛、篮球比赛的。墙上挂着几张照片，最突出显眼的一张是他挥高尔夫球杆的形象，其它几张迎候某级领导或与某级领导专门合影的照片，则显得很不经意。那时候，广东省政府还没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放下你的杆子”，打高尔夫平常得很。但是像邓伟根这样布置办公室，在政府干部中间还是有点另类的风格。这种个性张扬，对于惯于官场的人来说是忌讳的。

邓伟根年轻——当时做父亲还不满月；有高学历；且生活在顺德这样一块具有叛逆和务实精神的土地上，所以心灵显得自由洒脱，并不顾忌官场的许多细节。记得有一次聊天，他自称是“农民头”。还有一次，他戏谑地问我：“我是不是像个‘烂崽’”？ “烂崽”，粤语中小痞子、小流氓之谓也。邓伟根的这种洒脱和随意的性格，架起了一个博士和农村基层干部之间的桥梁。

那天临走，邓伟根拿过送给我的那本“规划”，翻到扉页，题写了“敬请批评指正”几个字，接着又随手将标题中的“2030年”几个字划掉，改为“2020年”。

当时我以为是印刷有误，没多问，回来后翻看了一阵，没发现什么纰漏，这才猜想：邓伟根可能是向我表示，他希望能够提前完成这个规划。

顺德人所做的这一切，当然还没来得及从根本上改变环境、文化和素质方面与现代化的差距。农民要成为真正的市民，前面还有长长的路。

“洗脚上田”是80年代初的流行话语，但是，洗去脚上的泥土很容易，洗去数千年的小农经济胎记却不那么简单了。硬件建设的规划可以提前，素质的提高却需要水滴石穿之功。

重要的是，顺德人已经怀着急切的心情起步。

历史在前方耐心地等待，等待那些渴求新的文明的心灵。

1999年9月20日，澳、美、日、英、法、德等16国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齐聚顺德，了解顺德的总体投资环境。

在绿草茵茵的碧桂园，冯润胜面对那班高级老外说了一番话，既表达了顺德人关于现代化城市的认识，又展示了顺德经济发展的基本写照，同时，还充分显示了顺德人的另类思维风格。他说：

“当地的政府财政稳健，是一个企业家能否向其投资的首要衡量标准；有否高级酒店和麦当劳是一个城市人口流量大小的微观体现；高尔夫球场则是当地消费水平高低的代表。此外，市长若能在星期天休息，就足以证实这个城市是有条不紊的。”

顺德的财政自然算得上稳健，自1991年开始，税收和财政收入就占全国县级市第一。

还是在20世纪80 年代，顺德就已经花8000多万元建起了一家四星级酒店，90年代又建了一家。这种水平拿到全国县一级城市去比，算得上是凤毛麟角。至于麦当劳，对于顺德来说那就更是平常的了。

顺德有两个高尔夫球场，够冯润胜摆出来说一说的。顺德的领导在某些场合说：转制后，我们更有机会打高尔夫了。有人对此有异议，认为中国离高尔夫的时代尚远，不能这样说。但是在这里，“打高尔夫”可以视为现代汉语修辞法中的借代，表示闲暇而已。

冯润胜话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市长星期天的说法。他把星期天的事实存在作为城市有条不紊的体现。看来，对于转制之后政府不再当企业的“父亲”，他确实有一种由衷的欣慰和骄傲。

这种欣慰和骄傲，冯润胜在许多场合都毫不掩饰地表达过。

最初我们说投资环境，大多是停留在交通、能源等方面，后来讲究“软环境”，充分注意到政策、法规等因素。

但是90年代中后期，优化投资环境的着眼点开始切入文化层面。

比如北滘镇就提出：“人人都是环境，人人都来改造环境。”这种对环境的深入理解已经渐次成为时代的共识。我曾看过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关于投资环境的材料，里面也有“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优化投资环境从我做起”等口号，甚至把随地吐痰的坏习惯也与投资环境联系起来批评。

冯润胜的一番话，表明了顺德人关于投资环境的思考已经扩大到人文范围。不管是财政也好，酒店、麦当劳、高尔夫也好，市长的星期天也好，都是某种人文精神的体现。

这两年在顺德来来往往，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顺德市委、市政府大院里工作的大小官员们上班时候都穿得整整齐齐，男士大多穿西装，而且正正规规系着领带，似乎比省委、省政府大院里面还更讲究些。

因为我跟顺德熟了，见谁也没觉得是什么正式场合，所以每回去那里都穿得较为舒适随意。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留意到这种认真的气氛。

曾有报道说，顺德的一个农民成了灯饰厂的老板，学会了做生意却学不会穿皮鞋，习惯了趿拉着拖鞋去谈生意。每次去豪华酒店，为了避免大门口伺应生的为难，他总是绕到后门进出。

这类报道在拍案称奇的同时，有意无意地让人觉得顺德仍是种田养鱼的地方。

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那里同样有许多人每天上班之前都仔细地结好领带，整一整西装。

在20世纪80年代初，顺德党校办的各种各样的班都开了“领导艺术”、“行为艺术”之类的课，这些课想必谈不上很高的理论性，而且被传统的办学者讥为不务正业，但是却很实用。它包括了社交、仪态、仪表、着装、保健等等，对于那些脱胎于农民的干部、企业家来说，是走向现代文明的一座桥梁。据伍国栋说，就连酒席上不要强行敬酒也作为“行为艺术”列入了课堂内容。过去人们说，顺德的干部有两种死法：一是做死；二是饮死。换成普通话就是：一是累死；二是醉死。伍国栋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当年的这些课，表现了顺德人提升素质，改变形象的迫切心态，而一丝不苟的领带则是这种心态的悄然流露。

我到顺德采访，大多住在顺德市委党校。那是一组花了7300万元建起来的建筑群，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有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钱不能概括一切，尤其无法遮掩文化底气的不足。但是顺德市委党校重在实用和整体效果，在气派、甚至有点豪华之中一点也不土气，完全可以接待高档次的会议。伍国栋说：“来党校不是做小学生、中学生。”所以他力主高规格，还提出：“在顺德，空白开阔就是美。”他为此亲历亲为，付出不少心血，还特地带设计人员到澳门参观别墅区，以开启设计思路。

晚饭以后，如果没有访谈的安排，我会独自流连于校园。除了球场之外，党校的傍晚人不多。月桂的香气在沉沉的暮霭中流动；大树小树的叶子上漂浮着傍晚的清新，用手摸一摸，没有什么灰尘。走在小径上，我的思绪从顺德的发展历程掠过，似乎看见一批又一批人走进党校这个摇篮，出去时脑袋里已经有了不少新东西。我想，那一期期培训班就是顺德前进的一级级阶梯吧？

我看过顺德市委宣传部辑编的《邓小平及中央和广东省等领导同志关于金融问题的论述》、《金融知识学习参考》等小册子，从宣传部门的广泛关注中，我们可以感知顺德人提高自己的渴求。

所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事物对顺德人来说都不陌生。2001年春，顺德市建成IP宽带城域网并投入使用，成为继广州、深圳之后广东第三个拥有IP宽带城域网的城市。

《孟子·离娄》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

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农民并不一定永远是农民。今天的顺德已经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物质世界，改变了中国农村的传统含义，正开始清理行为方式和文化素养中的农民印记。

不论是不羁的拖鞋还是庄重的领带，都是心灵的外化。顺德人更看重的是丰富内心。

引领内心不断走向光明的教育事业，就成为顺德人走向富裕和文明的不变主题。

2000年9月，我去顺德市委宣传部拿一份材料，见到办公室主任罗淑玲，在一起随便聊了几句。她同丈夫送女儿去南京大学报到刚回来，脸上还有旅途的疲惫，心中的兴奋也还没有散尽，于是我们的话题就集中在教育上。

罗淑玲的女儿是顺德一中的应届毕业生，考上了南京大学法学院。按照顺德市的规定，凡考上大学的孩子均可获得市政府的助学金，考入一般院校每学年3000元；考入清华、北大、南大等14所重点大学的，每学年5000元。罗淑玲的女儿很争气，进了近年来一直在学界口碑甚好的南大，四年读下来，可以得到顺德市政府2万元的助学金。

这笔钱对于罗淑玲的家庭来说，当然算不上大数，她自己盖的四层小楼就让宣传部的小青年们羡慕不已。罗淑玲是个很能干的女性，把办公室和家庭都打理得井然有序，但是她却不事张扬，说起话来轻声细气。她很实际地说：“没有这助学金，也是要送孩子去的。”

话虽这么说，这笔钱的意义仍不可低估。我在心里算了一下，一学年5000元，除去寒暑假，一个月有500元以上，这个数字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不能算小了。如果是家庭困难的学生，这笔钱或许就能支撑他将学业进行到底。

更重要的是，顺德此举对于当地求学氛围和上进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顺德每年都要将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集中起来学习一两天，那天我路过党校的梯形教室，讲台上的人正好讲到顺德鼓励学习的这种奖励措施，我看到台下不少年轻人都有惊羡的神情。

顺德为这些子弟的付出完全是无偿的，是一种纯粹的奖励和帮助。政府不要求这些学生毕业后回顺德工作，甚至希望他们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是能到国外去留学。所以也不存在同学生或家长签约什么的，按学期把钱领去就行了。

在我们的许多大学里，反而有一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毕业留校的学生甚至新分配来的毕业生，必须工作满5年，才可言说调走的事，否则，就得赔钱，数千甚至逾万。这种人才单位所有制只看到单位对个人的“恩赐”，看不到个人对单位的贡献，既没有挽留人才的真心和能力，又没有让人自由选择的胆魄，与顺德这样过去种蔗养鱼的地方比一比，实在应当脸红。

两个月后，我在电视上看到顺德市德胜区开展奖教奖学活动的大会。报道说，德胜区一次就拿出20多万元，奖给中小学老师和学生。电视上有老师和学生的代表发言，都是挺高兴的样子。

顺德人愿意为文化素质的提升花钱。顺德教育局有规定，老师们不论在哪一级报刊上发表了什么类型的文章，即使只是一个“豆腐块”，都可以得到奖金，省级报刊300元，地级200元，本市100元。

企业就更不用说了。“美的”奖励1999年度为集团科技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奖金总额为380万元，其中新产品项目奖的一等奖是169万元。

对技术的奖励，也就是对教育的肯定。

顺德人为学习舍得花钱。1999年11月，广州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WTO广东高级研讨会”，实际上是有关WTO话题的讲座，每张门票收取1500元，“美的”竟一下子来了19个人。

《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到卫国，冉有替他驾车。一路上，孔子感叹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他：人口多了，该做些什么呢？

孔子说：“富之。”——他认为首先要使他们富裕起来。

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富了以后又该作些什么？

孔子说：“教之。”——富裕了就应当好好施行教育。

如今的顺德人算是富了，他们正在踏踏实实地实践孔子“教之”的理想，创造有利于教的环境。

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广东共出了9名状元，顺德人占了两名。如果不以创立顺德县治为限，沿历史长河再向上追溯，这块土地上产生的状元则有3名，占了整个广东的三分之一。

顺德人有爱读书的传统。

新的时代里，顺德人正以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超越的眼光，催生着新的状元群落。

子弟们代表着未来，顺德人却还要牢牢抓住眼下。

1997年，顺德人开始分期分批组织人员到清华大学接受企业管理培训，每半年一批，到2000年已经组织了8批。

这种教育形式深深吸引了企业界人士，但是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1998年，在企业界的要求下，顺德市科技局与清华大学联系，在顺德开了一个MBA远程教学班，招收了70多人，全部是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了五年以上的企业界人士，其中不少经理级人物。顺德市政府为此前后投资240万元。

远程教育受到顺德人的欢迎。第二年，清华大学远程教育顺德站就成为清华大学远程教育系统中学生最多、规模最大的站点，有学生300多人，占清华远程教育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

2000年4月，顺德市工商联选送了13名私营企业家到清华大学研修MBA课程，时间为两个月。凌丰涂料有限公司总裁郭顺开是其中之一，他的体会是：

“自踏进清华校门之日起，我就得到了一种感觉：差距。中国企业同世界经济500强的差距；民营企业与国企的差距；我们同在校大学生的差距；顺德同北京的差距。以前总以为自己也算一个事业有成的老板，现在看来，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是不行的了！”

2000年8月初，我在顺德遇见周天明，他告诉我，正准备带十几个人去清华大学念书。这次去的都是党政部门干部，学的是行政管理，时间是6周，要9月底才回来。

顺德市委党校的副校长何劲和也参加了这批学习。何劲和是华南师范大学毕业的硕士，而且在顺德市委宣传部当过好些年的副部长，分管报刊、精神文明建设等，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到党校之后，又创办并主编了一份理论性杂志。但是对这种非学历意义的读书，他依然表现出很大的热情。

我曾同何劲和有过多次交谈，他的敏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他说：思想政治应当与经济发展同步，经济已经走向市场，思想准则也应当适合市场经济，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他还说：市场经济是多元的，市场经济时代的思想就不可能是统一的。他曾经跟我谈到我们的行政管理弊病，举例批评说，全国的文明城镇评比有许多量化的硬指标，很不实际，着眼的不是“建”，而是“管”。他说，要根据实际，根据财力，做老百姓最需要的事。

他的想法，会在水木清华变得更清晰、更有条理吗？

这一期的进修名单中还有中共顺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顺德报社社长、总编陈真泉。已是年近半百的人，平时乘飞机去北京如同上一次街那么简单，北京饭店之类的豪华酒店没少住过，却愿意到清华园去苦读数十天，除了开开眼界和提高自己之外，似乎很难找到一己的私利所在。

这边大兴远程教育，那边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按照这种态势发展，恐怕要不了多久，顺德的“清华学子”数量就会成为全国第一。

    但是顺德人的目标不只清华一个。

目前，省内外已有15所大学在顺德办了班。

顺德市教育局不但组织管理干部到清华大学进修，还将中小学校长集中在北京师范大学培训。

顺德人很推崇新加坡，“无限新加坡”的口号也曾被顺德人引进，改成“无限顺德”说了好一阵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顺德花费数百万元，派人赴新加坡学习进修。新力集团的傅嘉驹就是早期的学员之一，我曾看过他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颁发的学习结业证书。此举一发而不可收，仅1997年，顺德就送了三批干部到新加坡去，学习内容也由企业管理扩大到行政管理和城市管理。已经转制的顺德电机厂老总谢建雄也在其中，他所在的第二批只有他一个是企业界人士，但是钱同样是政府出了。

2001年3月30日，顺德市教育局与国际教育集团鉴定合约，顺德市出资200多万元，于5月份选派53名中小学英语教师分赴英国剑桥大学和哈士汀大学进修三个月。在英国的三个月里，这批顺德人被安排住在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英国家庭中。国际教育集团为他们专门度身定制了课程计划。

成批的中小学教师公费出国进修，应当算得上大手笔了。

据《南方日报》报道，顺德市教育局副局长陈锡剑说：顺德今后每年都要拨专款派英语教师出国培训，“教师队伍的建设要从原来的学历达标转向总体水平的提高达标。”

有这样的气魄，何愁英语教学水平不能提高？

引进和送出去双管齐下，顺德有了腾飞的双翼。

似乎这一切都没有自己来搞教育那么来劲。2000年，顺德人又在全市掀起了一个办大学的热潮。

顺德已有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但是顺德人不满足，他们一心想办一所综合性的“顺德大学”。这个梦在1992年撤县改市的时候就萌生了。1994年，顺德市政府在马岗村征了2000亩地，进行了“三通一平”，准备作为顺德大学的校址。

但是中国不允许县级市办大学。

中国的大学都与行政挂钩了，套上了行政的级别，所以全挤在大城市，最好的大学挤在最大的城市。不像西方的大学，往往办在远离政治也远离市场的僻静地方。

顺德人不甘心，依然紧锣密鼓地忙碌着办大学的事。在建市8周年之际，顺德开展了“兴建顺德大学万人行募款活动”，一时间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全市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认捐上亿元。

顺德人还在希望关于办大学的政策有所松动。他们在向市民和海外乡亲宣传他们的大学梦时，故意含糊其辞，不断根据需要混淆顺德大学与职业技术学院的概念,使自己既不违反国家政策，又不限于职业技术学院的档次，以获取普遍的支持。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是顺德成人教育学院。顺德人一直对这种类型的学校不满足。

记得在顺德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大客厅里，陈用志领着我看墙上八幅关于顺德的大照片。当看到顺德成人教育学院那一幅时，他指着主楼顶端的校名，开了一句玩笑：

“这个名字不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在教怎样拍三级片！”

他取笑的是“成人”二字。

虽然是玩笑话，却也反映了顺德人对综合性大学的渴望。

顺德人的大学梦总在不经意中流露。2001年2月19日，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一则报道，题目是：顺德餐馆在京办大学。报道说：

“最近，顺峰餐饮管理学院在京成立。这个学院是由北京顺峰饮食娱乐有限公司与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合办的。据悉，顺峰学院重在培养餐饮职业经理人、高级烹调师和服务技术人员，并面向国内招生。”

以社会的当前惯例推测，顺德方面在这个结构里主要是出钱的角色。但是谁又能说其中没有包含顺德人急于通过文化和教育改变自己形象的急切心情？

说到顺德人办教育，我还想到一件与此有关的事。

2000年初，我在顺德见到一位70岁的老人——“顺德希望工程民间领导小组”组长龙萍孙。

按中国的现行法规，这个“领导小组”是非法组织，因为它没有任何部门的批准和备案，自行成立，自行其是。小组里只有两个人——龙萍孙和他那担任“副组长”的老伴佘炜。

龙萍孙说：“有个组织才好办事。”

龙萍孙是个退休教师，曾经被划为“右派分子”。有感于我们教育事业的落后，他将自己的晚年投入了对教育的关心。他资助了两名孤儿上学；组织了顺德两所中学与贫困地区中学的手拉手活动；还支持粤北和湘、桂建了14所希望小学，每所小学的投入都在30万元左右。

在龙萍孙的家里，我亲眼见到了顺德人的富足。独立的小楼，错落的复式结构，豪华的装修，只那落地的窗帘就显示着不一般的品味。

但是龙萍孙坦言，他自己并没有多少钱，捐赠的钱是他和老伴向社会、向香港的亲戚募来的。

说实话，这比他自己捐钱更让我惊奇和感动。

这要花费多少精力，准备多少失望，甚至陪上多少笑脸？

比起那些阔佬只是打开钱包的一条小缝，我觉得龙萍孙的付出更为巨大。

为了使捐赠的款项用在实处，年届古稀的龙萍孙不得不东奔西跑。仅1999年，他就在顺德与湘、桂的几所在建小学之间跑了10 个来回。湖南山区一所小学虽然建起来了，却不通水，龙萍孙又设法追捐了4万元，从4公里外引水入村。

介绍我认识龙萍孙的人将他视为“致富思源”典型，我看并不那样简单。这应当也是顺德人教育情结的另一种体现。

中国的“中心工作”频繁，地方干部往往就把几个现成的“典型”随中心工作不断地改换标签，反复使用，所谓紧跟形势。

就好像我曾给广州写过一部关于城市病的多集电视专题片，到了后期制作阶段，正好江泽民提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主事者就立即将专题片的名字改为“思进的城市”，并加进江泽民的镜头，据说利于申报“五个一工程奖”。如果播出前我们又有了新的中心工作，说不定又会该成另一个题目——当然，里面内容是不会改的。

中国的事大抵如此，也没什么好说的。

    顺德人是统筹高手，善于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正是顺德经济起飞之初，为了弥补科技力量的不足，顺德人曾经大量利用“外脑”，高薪聘请广州的科技人员到顺德的乡镇企业来工作，所谓“借广州人的脑袋发财”。有些科技人员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技术指导，顺德人就在周末晚上派车去接，周日或周一早上派车送回去。一时间，有上千“星期六工程师”活跃在顺德广阔的田野上。

沿着这条思路，新世纪的顺德人又有了新的构思。

2000年4月1日，顺德市均安镇一家叫“鸿昌”的乡镇民营企业成了新闻明星。这一天，分别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来了16位院士、教授，参加“鸿昌首届科技创新研讨会”，主持会议的一个是鸿昌集团总经理陈豪伟；另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曾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化学专家王佛松院士。

鸿昌集团是一家生产涂料和化工产品的企业，起家于1991年底，当时的陈豪伟年龄只有25岁，手下只有4个人。如今的陈豪伟仍不过三十来岁，而“鸿昌”的资产已达1·5亿元。

在会上，专家们根据涂料产业的发展态势对“鸿昌”提出了一些宏观和微观的建议。四位院士应聘担任“鸿昌”的科学顾问。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博导励杭泉用行业话语比喻说：

“很多企业树形象、造声势，请大牌的影星、歌星，我认为那是‘镀金’的；顺德的鸿昌请了这么多院士和教授，专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把脉，这种做法是‘纯金’的。”

据第二天《顺德报》的报道：“一些有计划经济老眼光，又受市场经济观念冲击的专家看到研讨会上的情景，都连称‘大开眼界’，‘真不简单！’”

但是世人仍有理由怀疑：这是不是顺德企业的自我宣传奇招呢？因为中国太多挂羊头卖狗肉的事，近些年流行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经济登了台，文化就被人忘了，给人一副急于发财而恬不知耻的嘴脸。

2000年5月号的《顺德时尚》杂志追逐时尚，将陈豪伟列为时尚人物，为他发表了一篇专文，并配发了好几张他的照片。但是说到请院士做顾问一事时，作者却这样写道：

“不论这样的举动对鸿昌的实际意义有多大，但陈豪伟的眼界由此开阔，企业发展的长远目标也更清晰了。”

作者虽是在歌颂陈豪伟，对这件令陈豪伟成为“时尚”的事儿，却似乎抱着保留态度，关于它的“实际意义”有几分怀疑。

不过，比起1998年鸿昌新厂剪彩时大讲排场，三天里花了300万元，请院士毕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2000年的顺德一直忙乎着建立一个与中国工程院的常设性沟通渠道。就在“鸿昌”请来院士做顾问时，顺德市一项也是与院士有关的策划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11月，陈用志、冯润胜、周天明以及顺德市科技局局长袁伟伦等摆开市里的一流阵势，专程赴京，拜会中国工程院的领导。他们与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淀佐院士以及秘书长常平等进行了会谈，正式确定了共同在顺德建立中国工程院（顺德）院士咨询活动中心的计划。

2001年3月16日，中国工程院（顺德）院士咨询活动中心正式成立。

新落成的院士咨询活动中心位于顺德华桂园，是一幢两层高的小楼，红墙白柱，曲径回廊，周围草木青葱，环境幽雅。

来自全国各地的16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组成了一个“顺德市科技顾问团” 来到顺德，参加院士咨询活动中心落成仪式，并开展咨询活动中心的首次活动。

顾问团由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侯云德院士任团长，成员们的研究领域包括医学、机械制造、计算机、生物工程、建筑设计、自动控制等。在中国工程院与顺德市政府共同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签约仪式上，顺德市政府向这些院士颁发了顾问聘书。

中国工程院（顺德）院士咨询活动中心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将组织“企业技术创新院士行”、“院士论坛”等一系列活动。院士们还将直接参与顺德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关重要决策，以智力优势推动顺德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技术创新。

古人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顺德人就这样登高而招，顺风而呼，把自己与5000里以外的中国工程院有效地连在一起，与技术创新连在了一起。

这一切，都是顺德21世纪的发展伏笔。

    当然，这伏笔能否突起成为故事的主线，历史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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