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顺德人

1994年10月，我在香港采访广州市荣誉市民。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香港经济界人士，对广州的经济发展有过很大贡献。他们有的出生于香港；有的自小跟父母来到这里；也有成人后自己辗转来的，著名实业家曾献梓就是在赴泰国以后再回到香港发展。

其中有一位林姓老板与众不同的经历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

林老板是顺德人，虽然出生于广州，但是他生命的另一次开始还是在家乡顺德。

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遣送回到乡下。1963年，不满30岁的他同几个兄弟一起，从顺德坐小船偷渡，取道澳门，来到香港。从打工起步，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林老板如今是有身份的人，不但拥有几家工厂，而且风度翩翩，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虽说翌年就满60岁了，但是除了鬓角流露出一丝岁月的沧桑之外，他根本没有老态。

偷渡毕竟算不上光彩，所以林老板不大愿意多谈往事。

现在不论去广州还是去顺德，林老板都能受到礼遇。就在我采访他的那天，他还要乘飞翔船赶往广州洽谈商务，然后要回一次顺德，在家乡他也有投资。所以，他只好让那个在香港娶的太太陪我吃中饭。

他的太太对他当年偷渡的事不甚了了，真个是英雄莫问出处。

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顺德的公安人员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据说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尽管有种种严密控制措施，但是偷渡之风无法抑制。

在与香港鸡犬之声相闻的深圳，许多人向往界河那边。有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深圳的南岭村竟有400多青壮年逃往香港。

“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就是当年南岭村的偷渡者对家乡的诅咒。

在林雨纯的报告文学《天地男儿》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是70年代末的一幕。南岭村的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南岭村的跟我回去！”

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中，有张伟基的妻子。

也是70年代末，在深圳的蛇口，海上派出所委托一些老人掩埋那些还未到达彼岸就被淹死的偷渡客，每埋好一具尸体，就可以凭海上派出所的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埋一具可得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气味难闻，掩埋更为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在当时不算少，掩埋工作并不太难，在海边找一块涨潮时海浪打不到的荒滩，挖个浅坑扔进去，再浅浅地堆一个土包就行了。这些埋尸的老人，被当地人称为“拉尸佬”，因为他们要把尸体从海边甚至海水里拉到埋葬之处，其中仍然健在的，说起当年事不胜唏嘘，那些发胀变形的尸体似乎还在眼前。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在这海湾作了祭献。

顺德人林老板是幸运者中的一个。他不但没有败给海浪，而且成就了一番事业。

时光已经流逝30年，当年的故事埋藏在当事人的心灵深处，已经鲜为人知。

我问林老板：“换到如今，你会不会跑出来？”

他说：“有可能不会的啦！”

如今的顺德人已经可以在平静中不无自豪地面对香港了。偷渡已是一本纸张发黄的故事书，一个飘逝的旧梦。

尽管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顺德各界的头头脑脑都要循例去香港举办春茗会，与香港工商界的朋友联络感情，但是顺德人看香港已经有了平视的眼光，他们把香港和澳门一起，看作家门口的两个老师。

今天的顺德很有一副富贵相。从广州驱车去顺德，一路上就能感受顺德的魅力。

顺德的公路密度和面积均居全国县级之冠。90年代初建的顺德立交桥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公路立交桥，纵横延伸，气度非凡。105国道横贯顺德市境的路段宽42米，双向8车道，那是花15亿元修扩的，中间10米隔离带，种满生机勃发的花草。完全由顺德人投钱建的碧桂路也同样是“大道直如发”，成为顺德人的漂亮脸面。

位于105国道旁的北滘和容奇两镇，在1998年和1999年一前一后，成为国内生产总值超百亿元的镇。2000年，顺德全市的工业产值已达到746亿元。

碧桂园是广东房地产的佼佼者，它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口号：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从顺德碧桂园起步，再到“华南碧桂园”、“广州碧桂园”，顺德人沿着公路拉起了一道富足的风景线。

但是社会更关注是这样一些场景——

1997年6月20日至24日，顺德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展览厅举办“顺德名优产品（北京）博览会”， 打出的口号是：请首都人民检阅顺德改革开放成果。

顺德组织了148家企业、3600种名优产品参加博览会。200多赴会的顺德人原计划全部住在北京饭店，但是没有那么多空房，只好分出一部分人另找宾馆。一时间，那些农民出身的企业家成群结队在京城的豪华宾馆进进出出，却毫无陈焕生之态。

《顺德报》为这次博览会编了一份16个版的全彩色特刊，社长兼总编陈真泉亲自带胶片进京，在《北京晚报》社印了15万份，随《北京晚报》城区的邮路走。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次触发了顺德人的灵感，如今，每天新鲜出炉的《顺德报》都要跟火车上北京，在皇城展露南方海陬的日新月异。

那次博览会的召开是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许多媒体已经开始肯定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就连批评过顺德企业转制的《经济日报》，也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牧野的长篇文章《顺德改革经验应引起重视》登在自己的“内参”上。

“春江水暖鸭先知”，习惯了不事张扬的顺德人感受到了季候的变化，这才策划了这么一次大行动。伍国栋说：“目的是通过宣传顺德的名优产品证明转制的胜利。”

据顺德人统计，共有85位副部级以上领导参观了博览会，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驻京外交使节、商社代表也对顺德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前来观看。

5天里总计有3万人次入场。

小小顺德京城唱大戏，顺德人一直对这次盛会津津乐道。

大概因为对1997年的成功记忆犹新，2001年5月，顺德人又跑到京城露脸来了。顺德市市长带着“科龙”、“美的”、“万家乐”、“格兰仕”、“康宝”等名牌企业的头儿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一字排开，正式向社会宣布：当年的金秋10月，在北京召开“首届中国顺德国际家电博览会”，并声称要将家电博览会办成每年一次的名牌展会。

在有关报道中，又有记者用上了“可怕的顺德人”这种说法。

记得两年前的一个傍晚，在离京城不远的承德市逛街，因为同行的是顺德人，聊的正是顺德的事，我突然生出一个随机调查的想法，于是在闹市区的五交化大楼小家电商场——据说是该市小家电商品较为集中的地方，对货架上的小家电商品作了一个统计，结果是：

8款煤气炉，其中6款是顺德产品；

10款抽油烟机，有8款来自顺德；

微波炉14款，顺德占了8款；

电开水器7款，全是顺德产品；

电饭锅、蒸锅、电炒锅共有40款，都是顺德货。

市场在对顺德人微笑。

我试着问了问陪同我们的当地人，想知道他们对顺德家电产品的了解程度，结果他们都表现出对一些主要品牌的耳熟能详。

由顺德人来开家电博览会，应当是实至名归的了。

顺德人做什么都希望“做大”。自从京城的名优产品博览会之后，顺德就对博览会这种形式有了强烈兴趣，会展经济成为顺德经济发展的又一个亮点，而且动辄就是“国际”级别。

1998年，在京城举办名优产品博览会之后的第二年，顺德就搞了个国际木工机械博览会，此后每年一次。博览会虽然在顺德本土的伦教镇举办，却也出手不凡，吸引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木工机械生产销售企业。据张涛发表于《现代化之声》2001年第二期的文章《第三只眼看会展》，第一届的业内成交额是6500万元，第二届就达到了1·5亿元。2000年举办第三届的同时，伦教展览中心正式奠基，为木工机械博览会的未来延续作了充分的准备。

2001年3月，顺德举办了“乐从国际家具博览会。

2001年秋天，顺德人还将操办第五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地点在陈村。

顺德的陈村镇早在汉代就开始栽培花卉、年桔供应市场，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有有关记载。到明清时候，陈村已经是“户以花为业”。如今，陈村的花卉生产已成为顺德经济的支柱和品牌之一，公路两旁花棚处处。每年春节前夕，广州人总是开着大车小车去陈村买花。后来有了北方来的批发商，顺德的花木又开始走向北京等地。

顺德在陈村镇的公路边建起了一个“花卉世界”，以该镇原有的18000亩花果基地为市场依托，新辟3000亩用地，形成了一个集观赏、销售为一体的花卉展销中心，首届国际花卉博览会就在这里举行。随着博览会的日益接近，这里名气日涨，我去参观时，还遇见澳门的电视台在那里拍电视。

1999年春天，江泽民到顺德视察时，曾由陈用志等陪同参观花卉世界。在台湾女老板王秀云的“七巧”园艺场，一株高大的热带植物下放着一张镂花的白色休闲椅，兴致勃勃的江泽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招手让陈用志也坐下。椅子窄，陈用志微微侧着身子虚坐着，和江泽民一起对着照相机镜头露出笑脸。

一年以后，我也来到“七巧”。那张椅子还放在树下，不同的是，椅子后插了一个小牌牌。那是从《顺德报》上剪下的江泽民和陈用志坐在这张椅子上的合影。女老板懂得宣传效应，却不懂得怎样操作，怎样获取需要的资料，所以就将这张大约两寸见方的报纸照片用塑料薄膜包着，钉在一根细木条上，插在那里。

王秀云在中山市有大片的观赏植物种植基地，在广州的芳村有一个花卉博览园，相当于她的分店。“七巧”有女性之巧，打理得很仔细。花棚边一个小小的咖啡屋，精巧干净，为前来赏花卖花的人供应咖啡和曲奇。

她说，顺德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花卉世界虽然是个竞争的世界，但是规模效应也给商业带来了好处。

2001年秋天的第五届中国花卉博览会还将给花卉世界带来新的机会。我相信，台湾女老板会得到更多、更好的照片。

顺德人不停地搭建舞台。

他们搭的舞台规模足以使全国都能望见，可他们深感遗憾的是，这座舞台的规格只是县级。

在20世纪下半叶，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符号，这些符号大多属政治话语系统。就连一般的女人择婿标准都透露着时代的烙印：60年代首选工人；70年代要找当兵的；80年代知识分子吃香；90年代要看经济实力。

在经济时代，尽管官本位没变，但是金钱的叮当声音毕竟比以前更为响亮了。它开始小心翼翼地整合、调节着社会的发言席位和发言顺序。

充实的经济实力使顺德人屡屡引领风骚，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取得了一种特别意义的身份，于是他们在不自觉中膨胀了自信。

但顺德的官员们不得不为级别深深困惑。

顺德的干部告诉我，顺德人对“这是某某，处级”这样的介绍很反感。

我在顺德听到不少关于级别的故事，都是领导干部们根据亲身经历讲给我听的。这些故事久久盘桓在顺德人的心中，挥之不去，影响着他们的情绪和思维。

1999年春，山东有一个市组织了考察团来广东，由市领导带队。飞机到珠海，珠海市有一副市长到机场接，并全程陪同。此后考察团到顺德，本来计划是由冯润胜出面接待，不巧他要去东莞参加省政府组织的一个会议，不能缺席，就让张开机负责迎候客人。

客人看看张开机的名片：一个小小副秘书长，处级都不到！心中顿生不快。

客人有意说起珠海的接待情况，感叹说：“反差太大了！”

张开机循例给客人们介绍顺德情况，看看人家心不在焉，只好草草结束，说：“大家旅途辛苦，先事休息。”

晚上，识趣的张开机找来一个副书记出面陪饭，气氛方才松弛下来。

顺德的官员们渴望由县级升地级，大约也与这种遭遇有关。

另有一次，北方某城市来了一个考察团，也是市领导带队，这次顺德派了一个市一级官员负责接待。因为飞机晚点，派去接的车迟迟未归。那位顺德的官员糊涂得可以，竟然跑回家去，说是先洗个澡再来。恰恰这时候考察团到了，接待科长赶紧给那位领导打电话，却已经来不及。考察团的领队看到只有些虾兵蟹将迎候，心情沉重，当即对他的团员们语重心长地说：

“弟兄们，看来人真是不能太穷啊！”

他认为顺德人是在摆架子，瞧不起经济欠发达地区。

中组部一位退下来的老领导来顺德，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曹裕江出面接待的。老领导也是怪顺德没有市一级领导出面，问曹裕江：“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忙吗？”语气中甚多不满。

其实顺德人也不是故意要怠慢别人，只是因为来人太频繁，难以应付。要是按顺德官员的级别去套，那些人要求市里的最高领导出面一点不为过，甚至即便如此也无法形成对等的规格。但是这么一来，恐怕书记和市长就是整天忙接待也忙不过来。

1998年初的一天，我在顺德报社听社长兼总编陈真泉讲办报的种种心得。其中讲到顺德的透明行政和关于《顺德政务》的话题。其间他去接一个电话，我就随手翻起了他给我的《顺德政务》。

《顺德政务》是以顺德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名义编的期刊，定期向社会公布政府事务和发布公告。政府出钱，具体的编、排、印、发均由顺德报社负责，随《顺德报》免费赠阅。它的出版是顺德政务公开的一项重要举措，体现了顺德机构改革的透明行政的理念。

这是刚刚印出来的一期，在“领导重要内外事情况”一栏里，有刚刚过去的1997年12月的记载——

1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到顺德视察，陈用志、冯润胜与两位副书记接待及汇报。

12月1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到顺德视察，陈用志与市委常委、市政协主席招汝基汇报。

12月27日，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杜星垣一行来顺德，冯润胜接待。

一个月内，就有三起如此重量级的贵客光临。

这些贵客的级别都是顺德人望尘莫及的。

还有许多来访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也就没有记在《顺德政务》中，顺德人不可能一一照顾周到。

宣传部一位科长说：“有一次，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带一帮局长来，但是我们只能派一个接待科副科长作陪，人家很不高兴，却不知我们正在接待中央领导。”

那些不满意顺德“低规格”接待的人听了这话想必不会生出体谅，只会想：什么时候顺德人也变得牛逼起来了！

在顺德由你说了算，大不了得罪人就是。但是像顺德的这种小官，走出去可就为难了。

1997年，顺德组织镇委书记和镇长赴外地参观学习。第一批由冯润胜带队北上，满以为“天下何人不识君”，也没有事先派人联络就上路了。那天，一行人来到山东诸城，那座城市是顺德人心仪已久的地方，因为将260多个企业悉数转制，市委书记陈光被人叽之为“陈卖光”。顺德人将诸城引为同道，有一种南北同盟、相互呼应的情感认同。他们公事公办地来到政府，想借用政府一间会议室，请人介绍情况。接待的人把他们当作一般来客看待，提出用会议室要收租金，而且必须现金付讫方才开门。出面介绍情况的只是一位接待办公室副主任，自然无法形成顺德人想象中的那种沟通。

这批顺德的官员心中郁结着不平之气。江佐中当即利用曾经在新华社当记者的关系，打电话到济南找山东省委办公厅的熟人，颇有点走后门的意思。晚上，当地一位副市长出面，请顺德人吃了一餐饭。

但是这餐晚饭吃得并不开心。顺德人去得多，一共坐了三桌，主人却只负责请主宾就座的那一桌，其余两桌由顺德人自己“买单”。

顺德人当然不会舍不得那点饭钱，只是心里很不平衡。他们想：我们接待过多少来顺德参观考察的人，从来也没这样区分过！

人家当然也不是为了省钱，那只是一种等级差别的需要，是一种惯例，并没有想到这种惯例会刺激顺德朋友。

我们有太多关于级别的故事。崇尚级别的风气随处可见，甚至浸淫了我们的学校，前不久听到江西某学院校庆的事，该校对返校参加庆祝活动的校友作出按行政级别住不同档次酒店的规定，颇伤了好些特意返校寻找温馨的心。

森严的等级是与计划经济那种有钱也买不到资源买不到用品的状态相适应的。商品经济催生着市民阶层，而市民精神与森严的等级观念相抵触。所以，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先行一步的顺德就与旧的惯例有了冲突。

愤懑归愤懑，却不得不接受现实。

轮到陈用志带第二批出去，就接受了教训，行前先向沿途计划逗留的各市市委发了明传电报，希望得到接待。是否还找有关熟人打了招呼，那就不得而知。

这一次出去顺德人挽回了一些面子。据说某市的领导还就顺德人的造访作了三点批示：

一，对顺德的同志要用超地级规格接待；

二，免费；

三，安排住最好的宾馆。

这事我听好几个顺德的当事人说过，细节上小有出入，但大体上是相符的。“超地级规格”的说法让顺德人很兴奋。

陈用志告诉我，在大连住的是专为国家领导人建造的棒槌岛宾馆，宾馆里很多家具是顺德的产品，他们看到后很是高兴。

他还给我说了从东北回来在江浙遇到的一个小插曲——

看过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红极一时的张家港市之后，顺德人从南京去上海。当时沪宁高速公路已建成，因等李鹏来剪彩，还没有通车，起点的路口被拦住。

给顺德人开出租旅游大巴的上海司机图近求快，跟陈用志商量，想试一试看能否破例。陈用志半信半疑地同意他去交涉。

司机就跑去跟管关闸的人说：广东顺德的领导来视察，希望照顾一下。

管关闸的人来到车前，打量了一下陈用志，问了几句，再看看他的工作证，竟真的给顺德人放行了。

李鹏还没走过，顺德人凭个工作证就可以通行，看来顺德的名字还是挺响亮的。奔驰在高速公路上，顺德人的心情像车轮一样欢快。

对照冯润胜一行在山东的遭遇，顺德人上演了一场悲喜剧！

沪宁高速公路的一幕给了顺德人很大的慰藉。陈用志跟我说这事时已是两年之后，但是他的自豪依然溢于言表。

这是社会对顺德人的一次心理调节和补偿。

小小的顺德不是以级别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以经济实力和名望为人们所关注。

1998年，冯润胜在山东被关在会议室外的第二年，春暖花开的3月里，邓伟根与何享健等率团赴华东、西南为“美的”考察市场，并拜会当地政府官员。

《北滘报》刊登了考察团在重庆的一张照片：重庆市副市长许忠民在重庆人民宾馆会见邓伟根，俩人坐在宽大的会客室里交谈，俨然一副中规中举的正式社交情景，那模式就像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我不知道重庆的报纸是否也刊登了这种照片。会谈的俩人级别相差大矣！如果按照对等接待的原则，他们显然不会坐到一起。

邓伟根远比冯润胜幸运。

这就是两种观念在交接处的犬牙交错，是社会转型期的错综复杂。

据说诸城的领导人后来也组团到顺德来考察，担心顺德人还以其人之道，不予接待，特意让国家体改委出面介绍。

这当然是过虑。

顺德市负责接待工作的是周天明。他告诉我：“顺德的接待工作很规范，一切由秘书长统筹，至少要请前来考察的全团人员吃一餐饭，以尽地主之谊。”

顺德人以“不唯上”著称，这其实与他们在庞大的中国官场结构中的位置不无关系。

地级市一般都有数倍于顺德的幅员，但是许多地级市的经济实力却远远落后于顺德。行政的低级别与经济的前列位置在顺德人心里时时发生冲突，使顺德的大小官员心存芥蒂。

    或许是这种芥蒂造成了逆反心理，顺德人常常有悖离官场循例之举。1996年，顺德市编纂的新《顺德县志》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彩图页里，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领导人访问顺德的照片之后，有胡耀邦、赵紫阳当年在顺德的照片，并分别注明其身份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这种做法是精于官场的人所不屑的。我们的出版物惯例是将“十大元帅”精简为九个，剔除了政治上被否定的林彪，同时也否定了历史的存在。赵紫阳在《顺德县志》中出现，表层透现的是顺德人实事求是的风格，但是更深一层却表现了顺德人心理中隐含的对官场文化的冲击力量。这种心理的外化就是无心唯唯诺诺地循惯例，较少禁忌，使社会形态更倾向于经济而不是政治。

但是顺德人关于级别的心理是复杂甚至扭曲的，种种困惑也聚生了他们另类的级别意识。

在顺德市委、市政府的大院里，官阶的称呼非常严谨，对身兼两职的干部一般称其更高的官阶，因此“某常委”也成为称呼的一种，或简约为“某常”。

有一次，某单位准备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城市文化研讨会，想把会议地点放在顺德，当然是希望在经费上有所节约。我曾与顺德一位领导干部谈及此事，他问，可以来什么级别的人？听说北京会来几位司长，他说：“顺德人喜欢做大些，能来副部长以上的人物，事情就比较容易通过。”

这成了中国的一种奇特现象：在行动上出名的“不唯上”的地方，却非常看重这个“上”。

以历史的眼光看其实这也很正常。任何一个地区的定位和发展毕竟离不开大环境，必须与大环境接轨。在时代和社会划定的圈圈里，谁都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就连思想家的翅膀也是不自由的。

计划经济与官本位，这是时代给予我们而不容易脱手的两样赠品。

但是顺德的“级别情结”与它的务实精神并不矛盾，它暗含着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的精明运用，并不全是政治与哲学思想的产物。

顺德是富足的，顺德形成了良性发展的态势，但是顺德同我们的时代一样，也有自己的问题。

顺德市委、市政府还没乔迁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大院去办事，遇见好几十个工人模样的人站在大门外请愿。

形势倒很安静，那些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地上。大院的警卫人员远远地盯着他们。

大院里波澜不惊，一切同往常一样。

我问大门外的事，市委的人告诉我，因为老板欠了这些人的工资。并且说，静坐示威的事已不是第一次。

这只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问题的外化。

顺德工业的起步是引进生产线，如今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属于引进的时代，顺德的优势在哪里？胆略已不再对市场具有魅力，当年，顺德因为先行一步，引领了消费潮流，曾几何时，买空调机、热水器的商家纷至沓来，上门排队；现在进入过剩经济时代，却需要种种的推销手段去争夺市场。社会发展对于综合素质的要求更是向顺德提出了挑战，对于不久前还在种蔗养鱼的人来说，科技水平和管理意识的提高都是艰难的跋涉。

顺德不少干部对转制依然心怀忐忑，他们知道，企业在盲目投资的年代积下的债务像石头一样沉重，十年八年也难以还清。如今顺德进入了还债的高峰期，需要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方面平抑历史债务；另一方面是组织企业新的发展。

除此之外，转制还须经过历史的验收，仍有许多“首尾”需要拾掇。

记得在白燕粮油实业有限公司采访时，副总经理刘益洲告诉我，新的大锅饭现象正在出现，所以要“净化股权”。公司办公室年轻的许主任，一个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的硕士语调激昂地声称：必须搞第二次转制。他向我介绍了该公司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一些做法：强行回收股权，重新分配；提高每股所含金额；缩小股东的数量；退出企业者必须退股，被开除者强行收缴股份；调岗者调整股份，比如从中层干部位置下来，就减少拥有的股份。

将股权当作行政手段而赋予其随意性，这类做法在顺德的转制企业中应当不是绝无仅有。

顺德的官员都在念叨着二次转制，但是对此的思考和规范似乎还很不够。

顺德人需要的，是辉煌之后的冷竣，是新一轮的默默的开始。

关于未来发展，顺德人有自己的思路。他们抱定的一个最根本宗旨就是踏踏实实地发展经济，认为这是一把无往不胜的万能钥匙。

我收集了顺德人的好些格言——

“富裕才能稳定，经济就是前途。”

“小发展大问题；大发展小问题；不发展问题就全出来了。”

“一个家庭越穷，吵架就越多。”

“穷则不稳定，就连家庭都一样。”

“人家的困难就是我们的机会。”

“顺德人今天的问题，其它地方明天也会碰到。”

顺德人总是不失自信，他们相信未来在自己手中。

顺德市区有一处园林胜景，叫清晖园，是清代粤中四名园之一，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园内曲径回廊，花木葳蕤，亭台楼阁，小巧玲珑，兼有岭南建筑与江南园林之美。

清晖园内曾经辟一食府，生意兴隆。二楼和三楼的雅座都是木雕窗棂，彩色玻璃，颇具古风。登楼的梯边张贴着一张朴实无华的白纸，上面有二三十人的签名，都是文坛耆宿，如艾青、袁鹰等，不知他们何年何月曾到此一游，品尝过什么菜式？

顺德人很以自己的饮食文化骄傲。有一种说法：传统的粤菜是以顺德为中心兴起的。据说广州大饭店里的厨子有很大部分是顺德人。顺德人的大胆创新精神也体现在菜肴的制作上，比如“炸牛奶”就是一例。

我在清晖园里吃过好几次饭，觉得它很能代表顺德的饮食风格。只是因为有碍园林的卫生和清净，这家食府在2000年关张，让园林从新的世纪开始回归了清雅。从此我不知道顺德的哪家餐馆最能显示当地风味。

顺德人总是很留恋乡土，据说不少顺德人当兵不愿提干，怕回不了家乡。那还是顺德富起来之前的事，不知现在更为富裕的顺德人是不是还是那样恋家？他们对乡土的热爱大约也与饮食有关吧？

有一次在清晖园吃饭，要了一条鲮鱼，我突然由此想到黄节。这位顺德籍诗人在京城收到家乡的酱鲮鱼干，高兴得写了一首诗，曰：“客厨自有烹鲜计，不及乡风豉土鲮。”

豆豉鲮鱼罐头至今仍是顺德特产之一，想必依然可以勾起游子对家乡的怀念。

清末民初著名诗人黄节是“岭南近代四家”中成就与影响最显者。这个最终客死北平的顺德人是南社早期成员，曾与章太炎等在上海组织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清华研究院导师，讲授中国诗学，并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著名学者吴宓是其入室弟子。黄节在从事国学整理的同时，有不少诗文行世，其中不少体现了他对20世纪前期中国命运的深深关切。《蒹葭楼诗》是他的诗作结集，字里行间满是关于国家对民族的忧思。

可惜在今天的顺德，我没听到人们提起他。

近年倒是有人考证出香港著名武星李小龙是顺德市均安镇人氏，报纸为此热闹过一阵。

黄节曾有诗句云：“馀春尚去花时早。”

春天还长，花时尚早。

这句诗完全可以作为顺德的写照。

春天未老，在那块土地上，正弥漫着一派给人憧憬、希望和勃然生机的早春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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