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在“河”之源？

民间有句老话：该来的它必定会来。

这并不仅仅是宿命的叹息，而且是对自然规律的认可和膜拜。

“非典”在佛山向人类发出挑衅之后不过一个月，就已经按捺不住了，急匆匆打出了两张牌。

１２月１７日夜晚，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接收了一个由河源市人民医院转来的危重病人。

病人叫黄杏初，男，３６岁。高热，呼吸困难，初步诊断为重症肺炎。医护人员紧急抢救，为他上了呼吸机。

１０天以后，病人可以不再借助呼吸机，已经脱离了危险。

这个病人染上的正是日后全世界人闻之色变的“非典”。

但是那时候人们仍然不认识这个魔头。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博士后来跟记者说：那个病人的病症虽然很严重，但因是个别现象，没有引起医院的重视，也没有上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呼吸科的医务人员也没放在心上。

１２月２２日，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也接收了一个由河源市人民医院转来的病人。

病人姓郭，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接收的黄杏初一样，同样是一个肺部严重感染的病例。五天后，病人病情加重，转入重症监护室。但是通过抢救，病人最终脱离了险境。

这是“非典”在广东的又一次现身。

治疗期间，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接触过这个病例，并试用大剂量的激素静脉 点滴，取得了效果，这对以后了解和治疗“非典”有重要意义。

关于这个病例，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黎毅敏在回顾抗击“非典”历程时说，医护人员见重症病人见得多了，当时没有特别的注意。

从天空飘过的第一朵乌云里，我们很难读懂暴雨的信息。

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疑难杂症在玩弄人类生命的尊严，同时也慷慨地养活了大批游医，滋润着种种巫术。在数不清的大小医院，每天都有人蹒跚走来，每天都有人告别存在。２００２年岁末发生在广东的这样几个病例，悄然淹没在艾滋病、心血管病、糖尿病等诸多杀手的众声喧嚣中，似乎理所当然地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

人类面对着无尽的未知，医学总是在等待着病案的积累。

直到２００２年岁末，“非典”还没有狠施杀招。也许它就像一个深具机心的借债者，先试探着借去一笔小额资金，然后及时归还，让债主放松警惕，不提防它的危害。但只要时机一到，它就要向你索去一大笔款子。

２００３年到了。

新年伊始，“非典”阴郁而沉重的气息就已经开始弥散、回荡。

１月２日，２００３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上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年工作会。

１１点刚过，副厅长王智琼匆匆进来，向主持会议的厅长黄庆道汇报说，刚刚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报告，反映了一个紧急情况——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５日，河源市人民医院收治了紫金县一个肺部感染的重病号，是从深圳打工回来的厨师。后来又接受了一个类似病人。两病人的共同症状是咳嗽、发烧，肺部有阴影。因为病情严重，该院将两病人先后转送到广州的医院治疗。但是近日发现，河源市人民医院呼吸科与该病人接触过的医护人员中，竟有八个出现了同病人一样的症状，其中以护送病人到广州救治的医生发病最早，症状最为明显。

河源报告的两个送到广州的病人，一个就是住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黄杏初；还有一个是在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救治的那个姓郭的病人。这两个病人的症状都已经在广州减轻，病情正趋向好转。为什么他们的病症却留在了河源？

黄庆道有多年在基层防疫部门工作的经验，听了王智琼介绍的情况，未敢怠慢，立刻宣布休会，留下王智琼、冯鎏祥两位副厅长及几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商议对策。

这是一次紧急办公会议，会议当场作出决定：即刻组织一个临时专家组，前往河源会诊和调查。

专家组迅速成立，一共六人，分为流行病学调查组和临床专家组。

临床医学专家有三人，他们是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肖正伦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邓子德博士、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博士。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学专家指导小组成员，在广东抗“非典”斗争中发挥了中坚作用。而４１岁的邓子德还在抢救“非典”病人的过程中被“非典”击倒，具传染病学专家、救治医生和患者三重身份，因而对“非典”有过三种不同的感受。

专家组中另外三人是流行病学专家，他们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研究所所长罗会明、副所长彭国文以及微生物检验所的钟豪杰。

六位专家先在广东省卫生厅办公大楼五楼的小会议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

会议由卫生厅助理巡视员何兆福主持，由他简单介绍了河源市刚刚报告的情况。

这种临时的紧急任务，对于这些专家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所以也不需要太多的交代。他们甚至不需要卫生管理部门的人带队，推举了肖正伦担任专家组的组长，然后就登上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面包车出发了。

当汽车从卫生厅院子里开出，车上的人都以为这是一次很普通的出差，同往常多次经历过的一样。

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面对“非典”第一次有组织的试探性接触。

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此后“非典”与广东人纠缠不清的那些日日夜夜，他们刚才开会的那间小会议室成了广东省卫生厅组织抗击“非典”战役的指挥中心。

这间会议室在大楼里的房号是５１０。后来，省卫生厅组织成立了“非典”防治协调小组，这间小会议室成了协调小组议事之处。广东防治“非典”工作的文件、指令大多在这间小会议室里拍板，从这里发出。省卫生厅的人就把防治协调小组办公室简称为“５１０办”。

河源位于广东东北部，距广州约２００公里，建市于改革开放后的１９８８年初。与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比，这个年轻的山区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专家组到达河源时，天色已晚。一行人匆匆吃过饭，就赶紧进病房看病人。

从病房出来，已经是夜里１０点多了。专家们和河源市的同行开始坐下来讨论。２０多人，将会议室坐满了。

理所当然地，主要是听广州来的专家发言。

专家们归纳了三点：一、肺部有炎症；二、不是传统的肺炎球菌引起的典型肺炎；三、呼吸道感染，有传染性。
但是怎样为这种病归类，六个专家的意见不统一。

有说是“病毒性肺炎”，有说是“支原体肺炎”，也有说是“军团病”的。

为了确定是否细菌致病，肖正伦当即打电话回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询问还在那里住院的河源病人的情况，得知为病人做细菌培养不成功，因而基本可以排除细菌致病的可能。

但是究竟是什么病，依然没有结果。

意见不统一，怎么办？

最后，大家商量决定，先形成一个诊断标准。

经过一番推敲讨论，有了这么几条：

发烧；咳嗽；肺部有阴影；白细胞正常或降低；肺部炎症，但不是传统的肺炎；呼吸道感染，有传染性。

然后，几个人再将这几条反过来套河源市人民医院染病的那八个医护人员，全部符合。

这个诊断标准，就是为缉拿凶狠“罪犯”而绘制的第一张图形。

夜已深，天上飘着冷雨。

研讨暂时告一段落。

依广东人的习惯，主人请辛苦了一夜的专家们吃夜宵。大家来到大排档，围着矮桌喝粥。

时间已是１月３日凌晨了，第二天就是星期六。主人建议专家们稍作游玩再回广州。河源境内有广东最大的水库万绿湖，是南粤著名的旅游景点。

也许是因为没有将病的性质真正弄清楚，心里不够踏实，大家婉拒了主人的好意。

专家们住在河源迎宾馆，两人一室。

回到房间，专家们还在谈论，话题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几个病人。有的房间里谈话声一直延续到四点，天空已经泛白。

早晨，天放晴了。

主人请专家们在风景秀丽的喷泉花园喝早茶。

按照惯例，专家组应当就调查形成一个报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都很忙，不可能回到广州再聚在一起研究。于是六位专家一边喝茶，一边讨论草拟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由邓子德博士执笔，就写了一页纸，不到５００字。科技人员大多不习惯放纵可有可无的文字。

据邓子德回忆，那份专家组的报告斟词酌句地写道：考虑为一起非典型性肺炎爆发，主要通过空气飞沫经呼吸道短距离传播，有一定的传染性。

后来又加上了一个限定：只在与病人有密切接触的医务人员中发病。

这就是中国医生和防疫人员对“非典”的第一次描述。

尽管有不确切处，尽管对“非典”的杀伤力缺少足够的认识，但是它已经触摸到了“非典”那张丑恶的表皮。

河源的医务人员建议不用“爆发”一词。因为它给人一种冲击性很强的恐怖感。

邓子德说：这是传染病学的专业用词，单个的病例叫“散发”，有三个成一组的就叫“爆发”。

专家们没有“照顾”当地人可以理解的情绪，“爆发”一词就这样留在了最早的报告中。

我曾经找广东省卫生厅的人，想亲睹专家组在河源写的那份报告。我相信那不足５００字的一页纸将是一份珍贵的文物。

可是卫生厅的人提高了声调说：我们还正找它呢！

历史就是这样，它只在回望的目光中展示价值，只在痛定思痛的心灵中彰显力量。

关于“爆发”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三条：一、火山内部的岩浆突然冲破地 壳，向四外迸出；二、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而发生重大变化；三、力量、情绪等忽然发作，事变突然发生。

从语词学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第三种解释最适合“非典”。

但是我偏偏喜欢关于火山岩浆的表述。

当火热的岩浆在我们脚底下奔突的时候，我们安安稳稳地迈着方步。一旦它形成喷涌，我们就敬谢不敏了。

“非典”就是我们脚下的岩浆，２００２年的年底，它已经找好了一块最薄弱的地方。

由于当时河源市再没有发现新的病例，专家组只就消毒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如：用过氧乙酸；用苍术沾酒精点燃，制造浓烟；用含氯的消毒剂；等等。

事情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专家组踏上了归程。

汽车从城市中穿过，专家们突然发现，路边的百姓纷纷驻足，投来怪异的目光。

终于明白了，问题出在车上那一排字：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原来河源有医护人员集体染病的消息已经在市民中传播，各种猜测不断。传言说：河源受不明病毒袭击，有三个医护人员死亡。市民纷纷抢购抗病毒药物，罗红霉素已经从几元钱一盒涨到了４０元一盒，而且很快脱销。

如今见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车来到河源，似乎印证了老百姓心中的疑虑。

专家组的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大家下车买点土特产。没想到不一会儿，身边就围上了一群市民。

他们急切希望得到省里来人的确认：我们这里是不是发“人瘟”了？

专家们作了一些解释，当然，没有多大的效果。

河源市人民政府与有关部门正就此事作出反应。

就在广州的专家们坐在喷泉旁边把着茶盅讨论病例的时候，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通过《河源报》发表声明，说河源没有发生病毒流行。

当地后来还有报道说，１月４日凌晨两点，河源市市长在家中召集有关部门领导紧急开会，听取关于此事的汇报，研究应对措施。当日上午，市长即在公开场合要求市民不要相信谣言。

广州的媒体迅速作出了反应。１月３日，广州的专家组还在从河源返广州的路上，《羊城晚报》已经在编排关于河源的消息。当天报纸的A１５版就刊登了一篇报道《河源市民争购抗生素》。报道说：

昨天下午，河源各大药店都挤满了顾客，绝大多数都是购买一种牌子的抗生素类药。据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传闻河源出现不明病毒，许多人担心被传染而服用这种药品。昨天下午此类药已脱销。记者今天上午经采访证实，河源并未发生什么流行病毒。

今天上午７时左右，记者找到一家开门较早的“春堂药店”，店里的女老板说，这几天确实有很多人来买一种叫“罗红霉素胶囊”的抗生素药，但具体要对付什么病毒，她自己也不清楚。在河源市人民医院门口，一名摩托仔也证实了此事，说是吃这种药有一段时间了。在该院急诊室，记者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寻求帮助，问是不是要吃什么抗菌药来预防一种流行病毒，医生给记者开的也是罗红霉素胶囊。急诊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医生说，一个星期前，医院接治过两个病人，其症状是咳嗽、发烧、肺部有阴影，怀疑感染不明细菌，这消息传开后，好几天以来，都有不少老乡和熟人致电询问，几天来，也有一些紧张的市民纷纷前往医院开药。

随后记者又来到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据介绍，上月１５日接治的两名患者都是紫金人，症状是畏寒发热，咳嗽，两人随后分别转到深圳福田医院和广州陆军总医院。广州陆军总医院、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大医院的专家昨天到河源，几位患者被初步诊断为非典型性肺炎。

防疫站一位负责人说，河源没有发生什么流行病毒，希望市民不要恐慌，不要乱服药，实际上，那种病菌在空气中都有的，天气变化、人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就可能会感染上这种病，服用抗生素没多大的作用。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篇报道，它的基本内容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而且把握了时效性，连当日专家们的行踪和诊断意见都有所反映。通过它我们也看到，当时我们就几乎是本能地不希望有什么病毒，害怕造成社会恐慌。《羊城晚报》这条消息的副题同样表达了这种意愿：“事因传闻出现未明病毒，但有关部门证实并无任何病毒流行。”

在这条消息中，有几个被涉及单位使用的是旧称，如“广州陆军总医院”、“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正确的称谓分别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中山大学附属医院”。防疫站的名称如今已基本不用，从国家到地方的防疫站全改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者学习美国，简称为CDC。这几个单位都是广东抗“非典”战役的重要角色，谈及抗“非典”时都不免提及。

就在《羊城晚报》这条消息发表的第二天，１月４日，羊城晚报集团旗下的《新快报》立即呼应，就此事采访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吴一龙。吴一龙告诉记者，非典型肺炎根本不是大病，只要对症治疗，患者连住院都不用就可以痊愈。

狭义的非典型肺炎是指由支原体引起的肺炎，但是广义的“非典”则是指除典型肺炎之外的所有肺炎。吴一龙教授并不知道这次入侵的“非典”非同寻常，更没有想到一个月后它会把自己麾下的中山三院冲击得人仰马翻。

１月５日，《新快报》头版报道《河源人赴广州抢购抗生素？》。在七八百字的报道里，记者报道了对吴一龙的采访，但是关于河源“风传出现不明病毒”和河源人到广州、惠州抢购抗生素的传闻毕竟未能证实，所以报道用了如今报刊界常用的标题修辞法，以一个问号 消解了真伪的责任，模糊了立场。

单单这样一则两则消息不可能形成冲击力，难以引起大众的关注。就像广告一样，刊登一次两次没有多大的效果。特别是对于广州市民来说，有几个人会关心河源人的传闻和他们买药的事？

即使是《羊城晚报》的编辑、记者也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大战的前奏。

羊城晚报社鼓励提供新闻线索，对“报料”人实行奖励。河源这则消息的线索也是群众提供的，但是报料人李小姐只得了１００元，属三等奖。可见它的“时价”并不高。

１月８日，“健康送万家”公益活动巡回到河源市。这是广东省卫生厅与广东省药监局等部门组织的活动，向河源市民赠送了价值１０万元的抗病毒口服液。河源市卫生部门借此机会，再一次向市民宣布：此前有关河源出现不明病毒的说法纯属谣传。

今天看来，斥之为“谣传”似乎过于严厉，反而使我们忽略了它包含的某种合理存在因素。我们的卫生官员从来没有直面烈性传染病的经验，哪里想得到面对的是２１世纪的第一个恶魔，哪里想像得出“非典”摆开的骇人阵势？他们只是本能地想到要用最简捷的方式保一方水土的“稳定”。

河源的“怪病”没有死人。

河源的骚动渐渐平息。

赴河源会诊和调查的专家当时也都以为，河源的病例只是一起偶发的独立事件。

就在半个多月前，邓子德曾经被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请去为第一例“非典”病人会诊，但此刻的他也还没有把河源的病例同佛山的联系起来。

河源与佛山两地并不接壤，而且相去甚远。佛山是白话语系地区，河源却属客家语系。当走近观察对象时，我们缺乏联想，历史等待着我们登上更高一层舒张视野，极目四望。

据２００３年５月９日《人民日报》第八版文章说，早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世界卫生组织流感计划负责人斯托尔就得到了“非典”的第一条线索。当时他到北京参加一次中国流感疫苗政策例行会议。会议期间，广东省的一名卫生官员曾向他描述了佛山地区有几人死于一种异常严重的肺炎。世界卫生组织获取了这种病毒的样本，但由于它“看上去与正常的流感病毒一样”，斯托尔就没怎么把它当回事，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把它当回事。文章对斯托尔似有微词。

但是那所谓的“广东的卫生官员”是怎么回事？如果真如文章所说，我们似乎很难评价他究竟是敏感还是麻木。

他为什么会向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提供这条信息？他的信息提供为什么就此为止？我们也不知道“死亡几人”的说法有否依据，不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当时是如何获取了病毒样本。历史的真实有待于我们越过时间的迷雾。

我们不得不感慨的是，面对漫无边际的未知世界，人类的每一点发现都来之不易，都需要叠加许多探索者的眼光。在中国，就连许多读书不多的人也会吟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不过不知道它来自洞庭湖边的《离骚》罢了。

我们关于“非典”的最早“求索”暂停在２００３年１月３日。

那天，专家组完成调查从河源回来。车进广州，专家们各自就近下车，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

生活依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遗憾的是，地下的岩浆却已经按捺不住冲动。

不多久，“非典”就开始向人类发起了新一轮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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