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未春节：惨烈的交锋
　

广州的花市绽放了
一年中最后的一道独特风景
鲜花摆满了空间
却没有占领空间
所有的愿望都高举在枝头
脚下的泥土里讲着另一种故事……
　

第一场阻击战

清代的广州，传染病常常流行。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广州鼠疫流行，时间长达半年，死人数万。

２０世纪初，广州传染病依然横行。１９１２年的霍乱，１９１３年的腺鼠疫，都给广州留下了重创，成为广州史的沉重记忆。

广州人不甘被传染病任意宰割。民国时期，广州在中国大城市中较早地开展了卫生防疫。１９２１年，广州市成立了卫生局。１９２８年，广州市卫生局公布了《广州传染病预防条例施行细则》。１９３２年，广州创办了传染病医院。

但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传染病依然在广州此起彼伏。至１９５０年，据广州市卫生局统计，造成广州市民死亡的疾病仍以传染病为第一。

此后，广州的卫生防疫工作渐渐有了起色。

１９６１年，世界第七次霍乱大流行，广东的阳江发现了疫情。为了防止霍乱入侵广州，广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陈安良博士组织人马在所有进入广州的路口设卡，亲自带人检查消毒，所有进入广州的水产品都要煮熟之后方可放行。通过不懈的努力，硬是把霍乱拒之于广州门外。

１９８０年，陈安良以古稀之年被选为广州市副市长，后兼任广州市科协主席。这与他在卫生防疫方面为广州做出的贡献不无关系。

但是当年的广州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广州是现代化大都市，四通八达，人流物流异常活跃，打一场与陈安良时代相仿的广州保卫战困难了不知道多少倍。

２００３年春节，广州将怎样保卫自己？

２００３年的春节是广州近年来最冷的一个春节。

但是它依然热气腾腾，充满欢乐与祥和。

这一年是农历癸未年，属羊。

在中国文化里，羊代表吉祥。

上古人过着游牧生活，羊多，羊长得好，自然是吉祥的事。溯中国文字的源头，“祥”源于“羊”。在古器物的铭文中，“吉羊”，就是“吉祥”。

关于汉字的权威著作《说文解字》肯定地说：“羊，祥也。”

历来讲究吉祥、追逐“意头”的中国人当然不会放过新世纪登场的第一只“羊”。

随着春节渐渐走近的脚步，这些年大行其道的手机短信息如波浪涌来。传递着良好祝福的短信息紧紧扣住“羊”字，充分发挥了新生媒体无拘无束、诙谐生动的优势——

三“羊”开泰，“羊羊”得意，喜气“羊羊”，“羊”关大道，羊年发洋财……

但是，就在人们陶醉于祝福的时候，一股邪气正在暗地里升腾，渐渐形成旋风。

“非典”已经兵临城下。

１月３０日下午刚上班，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到了一个从广州市芳村区送来的病人，叫周作芬，男，４４岁，是个海鲜批发商。据说患者前不久曾到顺德一带进货，如今高热、咳嗽已经五天。到医院时，患者呼吸急促，已经出现明显的低氧血症。

放射科女主任、博士生导师梁碧玲为其进行CT检查，发现两肺都有阴影，即安排其住入设在岭南楼１２层的呼吸科病房。

谁都没有想到，这就是影响了广州抗“非典”战局大走势的重大病例。一场惨烈的阻击战从这里拉开序幕。“非典”的部队乘机开始大规模偷袭广州。

中山二院收治第一例“非典”患者的时间是在此前的１月１８日，患者来自东莞。

紧接着，该院又收治了顺德的两个患者。他们是兄弟俩。

中山二院收到省卫生厅的２号文已经是１月２９日。两天前，因为顺德患者兄弟治疗无效，医院已经进行过一次全院专家的大会诊，对“非典”的顽固已有初步的领教。

广州市卫生局是在１月２７日下班时候收到省卫生厅的２号文，离发文时间已经四天。按照程序，先由主管副局长阅。

１月２８日上午，广东省中医院报告：发现９例“非典”病例，其中１例是医务人员。

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在１月３１日看到省卫生厅的２号文。

１月３１日是除夕。

这天上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内科住院的一例“非典”患者死亡，是顺德兄弟俩中的兄长。恶魔“非典”挑选了中国人最神圣的节日进行狂欢。

中午１点３０分，广州市卫生局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会议，由副局长姚建明主持，向广州市各区及县级市卫生局局长、疾病控制科科长以及有关医院院长通报全省疫情，布置全市防治“非典”工作。

这时，过年的气氛渐渐升腾，有的人家已经开始安排年夜饭的事了。而防治“非典”的弦却越绷越紧。

赶在下班之前，广州市卫生局发出了“穗卫疾（２００３）１号”文件《关于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以及一些配套文件。

广州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周国生签署完最后一份文件，天已经黑了。市卫生局位于广州城市主干道东风路的一个岔路口，门面很小，与门口车水马龙的东风西路也就是五六米空地再加几级台阶的距离。此刻，街边的霓虹灯已经开始放射除夕的光彩，在办公室窗玻璃上闪烁。

这天下午４点左右，广东省卫生厅已经紧急通知各医院做好防治“非典”的工作，并指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等四家医院负责收治“非典”病人。

这几家医院立即动手建立隔离病房，组建救治队伍。

主力部队刚刚集结，战斗就打响了。

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副院长们接到通知立即赶回医院，刚作完部署，医院就接收了四个从其他医院转来的“非典”患者。

与此同时，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也开始紧张地忙碌。

中山三院建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与中山大学的历史相比，它很年轻。

中山大学共有五家附属医院，其中只有第三医院设有传染科，所以它理所当然地被列入第一批指定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

中山三院的传染科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洋洋４００万言的《现代感染性疾病与传染病学》就是由曾任该科主任的彭文伟教授主编的，据说是国内最权威的传染病学著作。目前，彭文伟主编的传染病学教材仍列入国家统编教材，在许多学校使用。

那天下午，按照中国不成文的规矩，一般的机关事业单位都不再安排工作，大家一起打扫办公室卫生。不少单位没什么大事，干脆就让大家回家打扫卫生去了。

但是医院不能松懈。有些职业注定了从业人员不能跟大家一样享受假期。

接到省卫生厅的紧急通知后，中山三院立即组织人马。

传染科、外科、呼吸科、麻醉科包括儿科的专家几乎同时收到了医院发来的短信息：

“你被任命为非典型肺炎医疗小组成员，医院会随时通知你回来抢救病人。春节期间别离开广州。”

医院又成立了以邓子德为组长的专家组，一共四个人，负责“非典”病人的救治工作，并在各种硬件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后来回顾这一段历史，邓子德用了两个成语：临危受命，仓促上阵。

对于中山三院的医护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永志不忘的春节。

除夕吃年夜饭时，邓练贤对妻子说：“这么多年没陪你过春节，今年我就把自己交给你啦。你想去哪里，我就陪你去哪里。”

每一个做妻子的都喜欢听这样的许诺。

邓练贤没有想到，他的许诺没有兑现，他依然没能够在家陪妻子好好地过上一个年。

他和妻子更没有想到，此后的春节，他们将阴阳两隔，邓练贤只能用遗像上的微笑来陪伴妻子了。

９点左右，邓练贤就被医院的紧急电话召去。

一个危重的“非典”病人送到了中山三院。邓练贤不但是医生，而且是中山三院党委委员，是传染科的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击“非典”的第一线。

他匆匆出门的时候，央视的春节晚会刚刚开始不久，而许多广州人还在花市徜徉。

邓子德也接到了医院的紧急电话，要他赶回去抢救病人。

他在岳父家吃年夜饭，刚放下筷子。一接到电话，他就出了门。

除夕的街上冷冷清清，没有多少行人。邓子德岳父家在新开发的珠江新城，平时行人就不多，这个时候更是稀少。人们大多团聚在家里享受欢乐。路边一幢幢楼房的窗子温馨地亮着灯光，间或还传来音乐和欢笑。

邓子德出门没有打到的士，就动用两腿匆匆往医院方向赶。走出不少路，才乘上的士。

当晚，忙碌和紧张并不仅仅属于医生。

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研究所梁文佳的家里，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正要启动。梁文佳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检验“非典”患者的尸体，进行尸体采样，尽快寻找“非典”留下的蛛丝马迹。梁文佳很平淡地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就出了门。

太平间里并不是梁文佳独自一人，在这种时刻来跟尸体打交道的，还有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所所长柯昌文。

没有怨言，因为他们知道这是需要。

从１１月１６日佛山的那个回顾性病例，到除夕这一天为止，是广东“非典”的初发阶段。全省有六七个地级市发现“非典”，共１０１例，死亡３例。

但是到除夕夜华灯初上的时刻，“非典”只是冲击了医疗和防疫人员的生活节奏。

这些人默默地守护着夜空的宁静。

十里长街，霓虹灯依旧按照过年的模式欢快地闪耀。

除夕夜的中山三院弥漫着紧张气氛。

病人是个１０岁的孩子，从一七七医院转来，肺部症状很严重，已经呼吸衰竭，正在吸氧。

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救治。他们已经彻底忘记了年夜饭，忘记了花市，忘记了春节晚会。他们的这个夜晚只属于病人，属于与“非典”的较量。

快到零点，电视上的春节晚会该敲钟辞旧迎新了。老人该给守岁的孩子发压岁钱了。

可是当晚中山三院接收“非典”病人的工作并没有画上句号，又一个病人赶在马年将逝羊年将到的时刻来了。

那是个女病人，广东省妇婴医院的护士，从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转来。但她不是在救护病人时感染的。

凡是转院的病人病情都很严重，何况在这除夕，在这午夜时分。

医护人员又是一阵忙碌。

直到凌晨３点，中山三院的医生们才陆续回到自己的家。

欢乐了一个晚上的人家大多都安静了，兴奋了一个晚上的大人孩子大多都安详地睡了。像往年一样，也有不肯安歇的广州人正准备去茶楼喝早茶。

但是医护人员都累了。

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更加紧张忙碌的白天。

天亮了。

看上去，这个大年初一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花坛的花依然红艳，孩子们依然穿着各式各样的新衣服。人们见了面依然送上一句“新年快乐”或者“恭喜发财”之类的问候。

《羊城晚报》当天有一条消息说：一大早，一艘大型豪华邮轮抵达黄埔港，１０００多名美国游客踏上广州的土地，开始了他们的欢乐游程。

但是他们的同胞、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上的七名宇航员却在那一天随他们的飞船坠落，扑向大地化为灰烬。

对于广州的春节，这只是一个遥远的故事。广州依然欢乐。

但是辛苦了一夜的医护人员已经对过年没有了感觉。

凌晨３点才回到家的邓练贤刚睡了一会。早晨７点，又被医院的电话叫走了。直到下午３点，才回家吃午饭。

这天上午，中山二院来电话通知，说要转一病人来。电话是邓子德接的。刚接完电话不久，病人就已经送到了。那时是大年初一上午１１点左右。

中山二院的司机范信德帮忙把病人从救护车上抬了下来。

这就是那个姓周的海鲜批发商。他的病情发展很快，情况危急。“非典”病毒正在他体内肆无忌惮地施暴，将这个体重８０公斤的高大汉子折磨得九死一生。

而且，“非典”病毒正在他体内集结，将他的身体作为运载兵力的战车，随时准备向四周发动新一轮的疯狂进攻。

这个病人因此很具传染性，后来被人戏称为“毒王”。

由于这个病例的出现，广东的抗“非典”战史增添了异常悲壮的一笔。

病人到中山三院时，全身缺氧，已经出现紫绀，随时可能死亡，必须立即插管上呼吸机。

由于肺部炎症厉害，病人在插管时不停地剧烈咳嗽，带有血丝的红色脓性分泌物不断通过插管喷射而出。“非典”的病毒就借助这些分泌液散布在天花板上、地上、周围的物品上，也溅在救护人员的脸上、衣服上。

呼吸机的另一头正对着医生的脸部，医生更是首当其冲。

但是医护人员没有退缩，没有停止救治，因为他们的停止就是病人生命的停止。

病人不停地挣扎，邓练贤只好用力按住病人的脑袋。

插管、吸痰、上呼吸机，同样的动作不断地重复。

经过三个小时的努力，病人的病情暂时稳定了。这期间，医护人员为其吸出至少３００毫升血痰，痰盂换了三个。

这时候，医护人员才得空去清理自己。那天晚上，邓练贤在医院从８点一直忙到１２点。

晚上８点３０分，为欢庆春节，广州市人民政府在珠江之畔举办了一场大型音乐焰火晚会，１８万发烟花将白鹅潭映照得五彩缤纷。

上百万市民在现场或者通过电视机观看了焰火，体会了节日的心情。这是安康中才能享受的心情。

正月初三。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那个１０岁的“非典”病孩出现气胸症状，开始上呼吸机。

下午３点，孩子情况危急。住在医院院子里的邓练贤、邓子德一接到电话就赶紧往医院跑。

下午４点到７点之间，孩子的心脏三次停止跳动。

医生们与“非典”展开了艰苦的争夺战，三次从“非典”的魔爪下把孩子抢了回来。

但是，弱小的生命最终没有战胜“非典”。孩子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孩子的父母大哭大喊不肯离开。“非典”偏偏选择春节给了他们丧子之痛。

当时，病房的场面非常之乱。为了保持病房的秩序，医护人员不得不将孩子的母亲连椅子一起抬进了电梯，让她暂时离开。

就在这时，邓子德开始感到胸部疼痛，但他以为是刚才为那孩子做人工呼吸做累了。

夜里，邓子德又去了医院。那孩子走了，但是还有其他的病人。

回家的时候已经１２点多了，累的感觉越来越严重。他住在７楼，平时一点也不觉得楼高，此刻却感到每迈一步都很困难。

这一夜，邓子德睡得很不塌实，头痛，发冷，脑海里不断盘旋着抢救孩子的情景，挥之不去。

邓子德自己形容：就像下棋下输了，总是想着那盘棋。这天晚上，在与邓子德隔楼相望的邓练贤家里，邓练贤也在经受头痛的折磨，体温已经上升到３８℃。

正月初四，立春。应当是万物苏醒的日子，是充满活力的日子。

早上，邓子德仍感到不舒服，一量体温，超过了４０℃。

这时，邓练贤来了电话，说自己头痛、发烧，没有力气，不打算去查房了。

在这种紧张时刻不去查房，这不像是邓练贤的风格。显然，他的情况非常不妙。

他们两家都住在医院的后院，从一家的窗子可以望到另一家。两人都在传染科工作，同样加班，同样忙碌，如今出现了同样的病症。

过不了一会，他们得知，病区护士长王乔凤发烧。

接着又传来消息，儿科主任王文清和呼吸科主任张天托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事实残酷地证明：他们都染上了“非典”。用广州话来表达就是已经“中招”。

送往三院的病人病情大都十分危重，传染性很强。尽管有常规的预防措施，医护人员还是无法抵御病毒的进犯。

就是在春节那一天，“非典”借助病人的飞沫发起攻击，凶猛地突破了传染科医护人员的口罩，杀入了他们的肺。

中山三院刚刚组建的抗击“非典”专家组遭到重创，四位专家全被感染。

正月初五，邓练贤、邓子德等不得不被正式隔离。

他们住进了自己亲手收治过无数病人的病房，成为需要别人治疗和看护的病人。

医院在外科临时开辟了两个病区。一开始，他们每人住一个单间。但是病人不断地进来，不几天，就进来２０多个。他们再也无法享受单间的待遇，变成两人一间了。

后来，邓练贤和邓子德都被转入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英东—广州危重病医学中心”。

邓练贤从此未能再回自己的家。４月２１日下午，邓练贤去世，终年５３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看了关于邓练贤的材料，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批示说：“德江同志，请转达我对邓练贤同志不幸逝世的沉痛悼念，对邓练贤同志亲属的亲切慰问。我相信，有广大医护人员的奋斗与贡献，有全国上下的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就一定能战胜疾病。”

社会记住了以身殉职者。邓练贤获得中共广东省委追授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邓子德却挺了过来。他在医院住了４８天，其中有９天生死一线间，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度过的。他说，那是生与死没什么区别的日子，只要意念一放松，就会垮下来。

在病房里，邓子德用手机短信息的方式写了好些诗发送给亲友，抒发情怀。其中一首题为《医者无悔》的诗写道：“救死扶伤闯险关，艰辛历尽意未残。矢志从医不言悔，一朝罹病更知难。他日还我强健体，再度悬壶百姓间。”

也是正月初五，就在邓练贤、邓子德开始隔离的时候，中山二院的司机范信德也被诊断为“非典”。他是在春节那天送病人到中山三院时“中招”的。那天他是代同事值班，同事的母亲刚过世，他让同事回家陪父亲。因为春节，上班的护工比平时少，范信德不但开车将病人送到中山三院，而且帮忙将病人从车上抬了下来。他的妻子说，结婚３３年了，家里早已经习惯了他在单位忙碌。今年的正月初一、初三他是替人值班，初二、初四是他自己轮值。没想到的是，初五他就倒下了。

范信德的妻子因照顾他而被感染“非典”，也住入了隔离病区。两人同住在一个病区却无法见面，妻子只好在纸条上写了一句“我和孩子支持你”，请护士带给他。半个多月后，５７岁的范信德逝世。他是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危重病医学中心去世的，去世时妻子不在他的身边。当妻子出院时，范信德已经化为骨灰。

范信德是第一个被“非典”夺去生命的医院工作人员。卫生部追授他“人民健康好卫士”称号，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去世当晚，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要求尸体解剖，他的儿子签字同意。两天后省卫生厅再次提出尸解，他的儿子知道这是为了寻找病因，再次忍痛签了名。

中山二院被“非典”击倒的不止范信德一个。

正月初六，中山二院又有一批医护人员出现了“非典”的症状，其中包括最早接触“毒王”的放射科主任梁碧玲，也包括副院长、ICU主任黄子通。黄子通是在为范信德做气管切开术时被感染的。

所谓的“毒王”在中山二院只停留了大约４５小时，还不满两天时间，却放倒了数十名医护人员，并形成了连环感染。呼吸科几乎“全军覆没”，ICU被迫关闭。

那些医护人员都是为救治病人倒下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可惜我们的英雄谱无法把他们的故事都一一写进去。

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创建于１８３５年，曾名博济医院。因孙中山曾在其附设的南华医学校读书，１９８８年改名为孙逸仙纪念医院。走进医院的大门，不宽敞的花园里迎面而立的是孙逸仙博士纪念碑。
这一次，这所创建已近１７０年的医院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５日编印的《中山二院简报》（增刊）刊载了该院内科主任伍卫写的长篇回忆文章，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突然而来的病魔使他们大批相继病倒了，持续高热，咳嗽，血丝痰，气促，肺部病变迅速进展折磨着这些原来天真可爱、无忧无虑的年轻护士，青春活泼的年轻医生，恐惧、惊慌、眼泪甚至绝望陪伴着他们，死亡时刻威胁着他们。他们躺在病床上，疑惑，迷茫，恐惧，相互对视、相互通手机，顷刻之间，怎么都病倒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伍卫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写下了这样一段感慨：

“内科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浩劫，前一段时间，当你走过岭南楼１２—１５层时，昔日忙碌的景象荡然无存，静静的，空空的，暗暗的，像刚刚被一场无情的战争洗劫过，催人泪下。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岭南楼灯火通明，惟有１２楼、１３楼黑黑的，这种凄凉景象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岭南楼的１２—１５层是中山二院的内科病房。医生办公室和部分病房的窗子面对着珠江，入夜，可以凭窗看着一艘艘游船满载着灯火缓缓滑过江面。大年初一的晚上，值班的医生还从窗口遥望白鹅潭上空五光十色的焰火，感受春节的气氛。但是作为抗击“非典”的主战场，春节后不几天里，内科的医护人员就一个个倒下了。由于岭南楼通风条件不适宜“非典”的防治，医院决定在中山楼新开病区，于是这里人去楼空。

病人转移了，转移不了的是那分沉重的记忆。

中山楼是中山二院抗击“非典”的第二个阵地。从２月６日开辟新病区开始，到３月２８日，５０天内，中山楼共收治“非典”患者９６人。其中本院职工９０人，职工家属５人，包括一名孕妇。有两人因为病情严重转往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范信德是其中之一。

有这么多人在火线倒下，这是一场何等惨烈的战斗！

伍卫的文章说，在战事最紧张的那些日子里，“我感到在自己的前面像是有一个深深的没有底的黑洞，一大批医生、护士倒进去，不见了，第二批医生、护士又倒进去，又不见了……”

但是惨重的伤亡没有中止战斗。

中山三院的专家组被打散了，医院重新组建了队伍开上前线。中山二院的ICU瘫痪了，医院将ICU的剩余人员编入普通病房，继续抢救危重病人。并将ICU关闭消毒，调集人马重新使用。

历史会记住２００３年春天的那一场阻击战，记住那些前赴后继的白衣战士，记住那一个个悲壮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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