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的战场

“非典”是一场世界性灾难，“非典”的战火在蔓延。

在广东之后，最先被“非典”挑中的战场是香港。

香港与广东一衣带水，不管是语言、饮食、习俗、思维还是行为方式，都是相似的。在广东的疫情刚刚泛起之际，香港社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２月１０日，《星岛日报》头版头条《珠三角爆夺命肺炎》。

２月１１日，《东方日报》头版以《夺命肺炎恐慌袭港》为大标题，整版报道广东的“非典”消息。

香港某些报纸的随意性人们也早已领教。一直到５月９日，《明报》在谈及２月的广东时还说：“病者死掉三分之一”，“广州的医院除了SARS病人躺在医院外，其他病人一律不敢到医院求诊”。

但是进入３月以后，香港就自顾不暇了。

谈到香港的“非典”，就不能不谈刘剑伦。

《南方都市报》５月２１日出版了共５６版的“非典百日特别报道”，将“非典”从２月１１日政府公开宣布“非典”两个字作为开端。这种算计方法多少给人一些作秀的感觉，因为历史绝没有可能这样划分。但是它也让人体会到报人们努力寻找报道切入点的苦心。

就在“特别报道”中，第一次公开提到了刘剑伦——

“时间回到２月２１日，那天，九龙京华国际酒店９层来了一位住客，他叫刘剑伦，今年６４岁，是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此前，作为专家，他在广州曾接触过２００个以上的‘非典’病患者。他这次来香港是为了参加亲戚婚礼，但是入住京华酒店的第二天，他就因病情恶化被送入院，３月上旬在广州去世。

“曾与他乘坐同一部电梯的共有６人，分别来自新加坡、越南和加拿大。而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源头病人，也曾到过京华酒店９层。

“这些，是香港卫生署于３月１９日宣布的‘肺炎个案源头发现’，但并未宣布为最后结果。内地的医学界也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不排除香港疫情有多个传播源的可能’。５月２日，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今年３月上旬‘非典’与威尔斯亲王医院爆发时，已最少有３个源头同时存在本港。换句话说，刘剑伦教授并不是非典型肺炎在香港爆发的惟一源头。”

关于刘剑伦一事，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人颇感委屈。刘剑伦是该院肾内科返聘的一位副教授，赴港之前已经有病。但是医院给他做过多次检查，都不是非典型肺炎症状。

多次测他的体温，最高一次只有３８℃，“非典”病人却多为高烧。

三次检查他的血象，白血球都高达１万以上。而“非典”病人的白血球表现为不高甚至降低。

他的左下肺有阴影，服用抗菌素后消失了。而目前几乎所有的“非典”病例都显示：抗菌素对“非典”病人无效。

更何况医院方面并不知道他要去香港。再说，刘剑伦对香港的影响也尚未盖棺论定。

所以中山二院的人对那些因刘剑伦一事责怪他们的人不满，那些人认为是中山二院放任刘剑伦带病赴港。

除了刘剑伦这件事之外，中山二院的委屈还有两条。一是“毒王”明明在他们那里住了两天，有些报纸为了行文的“好看”，硬说他在中山二院呆了不到２４小时就放倒了一大批医务人员。还有一条就是有人指责他们的医务人员不懂防护，最后都治理自己人去了。

对于一支几乎被打散的部队，这种批评确实令人伤心。

香港倒是把追究源头的事交给了卫生部门和研究机关，社会则全心全意来对付“非典”。

３月１０日，香港医院管理局报告，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８A病房有七名医生、四名护士出现“非典”症状。

次日，有不适感觉的医护人员增加到２３人，其中两人被确定为“非典”患者。

３月１７日，广东全省累计报告病例在这一天首次突破１０００例，达到１０１４例。

第二天，香港的疫情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出现首例死亡个案。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里，８A病房一个肾病患者几次到九龙观塘地区的淘大花园E座看望亲戚，不经意间把“非典”病毒留在了那栋楼里。

３月２０日，伊拉克战争打响。

战争与疾病联手杀入我们的生活。但是战争离我们很远，疾病就在我们身边。在“非典”的日子里，伊拉克的炮声成了惶恐生活的点缀。

在香港，最先被“非典”大规模骚扰的是学校。最先被迫改变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的是香港的孩子们。当市民们刚刚开始戴上口罩时，孩子们就已经面临巨大的冲击。

３月２２日，圣贞德中学发现一名学生染上“非典”。学校立即将其送往医院，并疏散全校1000多名学生，停课四天消毒。

３月２５日，社会继续恐慌。《大公报》消息：《九铁派口罩防夺命肺炎，每日派两万五个，地铁三巴未效尤》。“三巴”指三家巴士公司。“效尤”本指明知别人行为错误而照样去做。不知此处是报纸用错还是语含讥讽？
这天下午，已有五六十所中小学和幼稚园自行停课。

３月２６日，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称：“非理性停课会带来更多社会问题。”他认为，让学生到社会上去比在学校里更危险。

但是第二天，停课的学校已超过１００所。

政府对那些私营学校的校长不存在撤职、降薪、调动等威慑力量，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那些先行停课的学校使其他学校更加人心惶惶。

三天之后，３月２９日，全港中小学、幼稚园停课，宣布为九天。

４月３日，随着政府封楼令的施行，香港宣布，停课时间延长到４月２１日。但实际上直到５月中旬才陆续复课。

“非典”时代的生活将给幼小的心灵留下什么样的记忆？

但是最使港人震惊的是封楼。

３月２７日，香港宣布，从即日起禁止外界探访感染“非典”的病人，避免病毒扩散。

３月３１日，政府行使香港法例第１４１章《防止传染病蔓延规例》第２４条赋予的权力，从３月３１日早６时起至４月９日午夜１２时止，整体隔离淘大花园E座十天。所有居民只有获得卫生署医生的书面准许才能离开或进入。
这是香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紧急行动。

政府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封楼以后，政府派保安人员看守大门，派医务人员上门为楼里的居民体检，并免费挨家挨户送食品、清洗剂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包括雀粟狗粮。政府还给被隔离人士发放基本生活费，自食其力的人士每天发１５０元港币，靠社会救济金生活的人士每天９０元港币。淘大商场暂停营业。大业主恒隆集团宣布停收租金。

４月１日，《大公报》头版特大标题：《史无前例封楼戒炎》。

但是报纸报道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当天，政府进一步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把西贡和鲤鱼门的两座度假村设为隔离营，将淘大花园E座的几百居民全部迁往那里暂住。政府为隔离人士送去必需的生活用品，一些机构捐助了书籍、玩具和收音机、电视机等。

那天是西方的愚人节，不少人开始还以为是愚人节的把戏。但那是真的，就像那天晚上一代名伶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消息一样是真的。那天，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决定拨款２亿元作为抗“非典”之用，也是一条真消息。

电视台直播了淘大花园E座搬迁全过程。

有些E座居民在封楼令发布之前已搬到别处暂住，政府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与有关机构联系，自觉接受隔离，否则将按“失踪人口”处理。

短暂而又漫长的十天过去了。４月１０日，淘大花园E座的几百居民返回了自己熟稔而又陌生的家。

但是隔离生活并没有过去。

就在这一天，特区政府决定：对证实感染了非典型肺炎的家庭实行隔离措施，要求与患者同住或有紧密接触的人士必须在家中自行隔离十天。

那些家庭会收到一个信息资料包，里面有政府要求他们隔离的信件及教隔离者如何自我检查的卫生指引，还有发现症状后与卫生署的联络方法等。卫生署每天会派员为他们检查身体。

政府允许被隔离者委托亲友买食物及其他日用品，但只能将物品送至楼宇外，不允许入宅。

有关方面呼吁，在这个非常时刻，需要隔离的市民应有公德心，不要到处乱跑。对于不愿留在家中隔离的人士，政府允许其到隔离营去居住。警方如果发现被隔离人士擅离居所，第一次发出警告，第二次则强制搬入隔离营。

根据检疫及传染条例，违反隔离令的人士将被罚款甚至入狱。

４月１２日晚，卫生署在网上公布“非典”患者所住屋苑名单，共１６７栋大厦榜上有名。

中国诗人咏道：乡村四月闲人少，采罢桑叶又插田。

西方诗人却叹息：死亡的四月……

香港的４月既有忙碌，也有死亡的阴影。

香港的４月属于口罩。

４月４日，香港佛教联合会率僧人为市民祈福。释智慧法师一身袈裟并戴起口罩出现在法事现场，不免给人滑稽之感。

在张国荣的葬礼上，几乎所有的明星都戴着口罩，不知张国荣地下有知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使他的忧郁更加沉重？

在今年的电影金像奖颁奖晚会上，众明星依然口罩打扮，所有的人都只露出两只眼睛。

凤凰卫视台总结了当下市民的恐惧心理表现：一、罩不离口；二、随身带着消毒药水；三、失眠；四、不敢出门；五、有病不敢看医生。

淘大花园更是成为“鬼屋”。有一天，住在淘大花园的一位女士在街边拦了一部出租车，准备回家。司机一听说是去淘大花园，立即请她下车，说：“你可以去投诉，说我拒载，但我就是不去淘大花园！”其实那时淘大花园的疫情已解除。

社会在排斥，也在祈求。

４月１１日，香港道教通善坛举行“和平息灾”祈福法会，在遮打花园表演舞火龙。

４月１７日，香港道教联会自该日起一连七天祈福，希望“非典”早日绝迹。

香港佛教联合会以及众寺庙在报纸联合刊登整版广告，祈求“非典”疫情早日平息，并捐赠港币１００万元给香港受灾家庭。还捐出港币２０００万元，于５月８日在浙江普陀山普济寺、福建南普陀寺、上海玉佛寺、广东韶关云门山大觉寺等处举行水陆大法会，祈祷平安。

市民的心理正通过各种形式曲折地反映。

也有另一种声音出现。比如４月１１日的《大公报》刊登了香港青年联会一位参事的文章。作者指出：“本港一些传媒在处理这次疫症的宣传手法，令人深感遗憾，如将非典型肺炎称为‘世纪绝症’，既不科学又无根据，用大标题大肆渲染，制造恐慌，带来了不良的后果，令市民心理产生问题，恐惧心态普遍，因而影响了正常生活，对经济更加产生了不利的后果。……传媒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外面所见所闻多数由此得来，由于某些媒体报道太过夸张，使外国人闻者心慌，行者却步，种种旅游商务活动取消，来客骤降。”

４月份，访港游客比上年同期下降７０％，酒店入住率从９０％降至３０％，几乎所有的展览均告取消或延期。
香港不得不觉醒。４月１６日，特区政府在政府总部举行“集思会”，由工商及科技局局长唐英年主持，香港工商界人士包括四大商会的领袖出席，讨论如何纾解“非典”对香港各行业的影响。

接着，政府又分别举行了资讯业、电影业的“集思会”。

４月２３日，特区政府宣布推出八大救市措施，以图重振经济。

香港社会的勇气也在抬头。４月１７日，工联会代医院招临时工人，负责清洁、送餐、运送病人。欲招聘十几人，有百余人报名。

商家推出了印有勉励口号的T恤，呼吁共同对抗“非典”——

“共闯难关，永不放弃。”

“携手抗逆，共创明天。”

就在香港辗转于“非典”战事的同时，北京也卷入了这个巨大的旋涡。

３月３１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纱布口罩连日脱销。据说这是北京第一次报道关于“非典”的消息。
北京的疫情发展很快，但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怎么个快法。只有种种不实的传言非常及时地填充了市民的耳朵。

４月３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飞赴广州。广东向世界敞开了自己，尽管开始有一丝被动。

当天，北京的报纸还在刊登这样的消息：

“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告诉广大市民：……市卫生行政部门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已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和有效的应急机制。”

４月５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诊一名“非典”病人，感染了整个医院，有９３名医护人员被感染。４月２３日，这家医院被整体隔离，一直到５月１７日才解除。院长吕厚山很无奈地说，医院没有传染科，病人转不走，又不能拒收。

吕厚山表示：“我事先如果知道SARS是怎么一回事，吸取广州的经验教训，那我想我会准备得很好。”

他还说：“知道有SARS要来，但到底SARS怎么传染，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对这种烈性的上呼吸道传染病真的是没有认识。”

到４月５日的时候，广州抗击“非典”的战斗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如果广州之战没有成为前车之鉴，范信德、叶欣、邓练贤、陈洪光牺牲生命的伟大意义就打折扣了。

这是谁之过？

２００３年４月６日，《北京青年报》头版刊有外国游客乐滋滋在秀水市场逛街购物的照片，题目是：《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影响》。

４月１０日，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会见日本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时说：“对于１３００多万人口的北京市，２２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４月１２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列为疫区。这是３月底以来的第二次。这两次关于“非典”的重大事件，卫生部都没有向国人公告。

有人统计分析了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１２日西方四大媒体（《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BBC）关于中国“非典”的报道。据说２０２条报道中负面性的有１３２条，占６５％。其中公开指责的有４６条，占２３％；中性报道６９条，占３４％。“正面报道”只有１条。因而有学者认为：这是１９８９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华浪潮。但是病毒没有理睬这些，自顾携带着恐慌在北京游走。

４月１６日，中央财经大学宣布暂时停课，因为该校出现“非典”。民间流传的文本《中财“非典”经历》这样描述当晚的情景：“惊惶失措的人流拖着行李涌向校门，想逃离中财。放眼望去，白花花的全是戴口罩的逃难同学，一个又一个的寝室瞬间都空了……”

北京在恐慌，北京人坐不住了。

４月３日，７２岁的蒋彦永听到了政府当天公布的数字：患者１２例，死亡３例。退休前，蒋彦永是北京３０１医院的外科主任，熟悉北京医院的情况。他了解到：仅３０９医院当天就收治了６０例。气愤的蒋彦永第二天即写了一封署名信从网上发往北京的两家媒体。４月８日，美国的《时代周刊》刊登文章《北京遭到SARS袭击》，里面引用了蒋彦永的信。

４月２０日，中国抗击“非典”的战争终于有了一个转折。国务院撤换了卫生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通报了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情况，并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他坦诚卫生部工作存在缺陷，疫情报告制度亟待完善。

他说：“卫生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准备不足，防疫体系比较薄弱，地方报告要求不明确，指导不得力。北京市有关部门信息统计、检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病例数字。”

从这天开始，中国的“非典”之战走上了正规的阵地战，开创了新的里程。

４月２３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并决定由中央财政设立２０亿元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

４月２３日，北京市商业委员会通告：北京的米、面、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足，不要跟风抢购。同日，北京市物价局公布了涉及“非典”防护商品的最高限价。

铁路部门决定：凡在４月２３日之前购买的４月２２日至５月７日的火车票均可全额退款，并取消了“五一”期间加开的旅游专列。

北京市教委发出紧急通知：４月２４日至５月７日，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放假两周。要求中小学调整教学进度，一个月内不上新课，并取消期中考试和一切集体活动。

“非典”战斗急剧升级。

４月２３日，广东汕头一位读者给《南方都市报》发了一份传真件，题目是《防治非典勿漏现金传染途径》，并加了六个“急”字。许多读者为此人的草木皆兵失笑。可是笑声未落，首都的报纸就在４月２８日报道说：央行出台新措施防止“非典”通过货币传播，要求回笼的钞票至少要在发行库内存放２４小时才能调出使用。

报纸还报道了一条有关新闻：通州一位妇女将３０００元人民币放进微波炉灭杀“非典”病毒，结果钞票烧起来了，损毁四分之一。

暂停“五一”长假。

暂停一切赛事。

暂停旅行社组团接团。

暂停监所探视接见。

北京甚至还暂停结婚登记。也许是因为怕前来登记的男女中混有“非典”患者，感染我工作人员，为警惕起见不惜侵犯法定的权利。

北京有许多单位将工作停了下来，不再要求考勤。有的大学给教职员工发了价格不菲的防治“非典”药品，还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支体温计，要他们随时测量自己的体温。

４月下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推荐了六种防治“非典”的药方，主要是苍术、藿香、金银花、黄芪、沙参等。应该说，这些药方绝对没有实力与“非典”凶神进行正面交锋，甚至能否起到敌后骚扰的作用也很难说，只算是一种安慰剂。但是药方一经媒体公布，立即引起金银花、苍术等中药材的价格飙升。

广州是全国中药材集散中心之一，《羊城晚报》记者做了一次市场调查，发现原先每公斤十几元钱的金银花现在卖到１００元左右，有一家药材店胆子更大，竟打出了３００元的标价。平时几元钱即可以买１公斤的苍术也已经涨到１２０元。４月２７日《羊城晚报》报道：金银花这几天卖疯了！可是再贵也有人要。据经营药材的商贩说，北京等地有许多人来大量进货。

２００３年的春夏之交，敌情已经有了正确的发布，敌人已经现身站在了明处，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攻击方式。

可是这个阶段的北京反而陷入了迷惘、惊恐、慌乱。大批的学生和民工纷纷逃离这个让他们向往让他们奋斗的地方。在这极度恐慌的日子里，北京甚至流传出即将“封城”的谣言。

４月２６日的《文艺报》有高洪波的诗《非典的日子》。诗中说：

伊拉克的硝烟尚未散

非典部队偷袭了北京

这座城市不再喧嚣

也不再高傲地车水马龙

四处散发着醋意的气息

让春天变得姿态暧昧

几乎断绝一切应酬

预定的会议通通延期

国际人们以异样的目光看中国

外地人们以同样的目光望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非典 非典 非典

北京的恐慌其实并不仅仅是北京人自己造成的。有一条“搞笑”的手机短信息说：“高家庄路口出现了几辆京牌车，站岗的村童立刻放倒了消息树，村支书高老头敲响村头的老铜钟并高声喊：北京人进村了！乡亲们戴口罩！”

４月３０日的《人民日报》文章这样描述：“面对疫病，我们中的一些人没有被病毒击倒，却被恐惧伤害：有人盲目抢购、囤积食物，过度储备消毒用品和预防药品；过度担忧被感染，怕去医院，讳疾忌医；听信、传播小道信息；不敢进商店，不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从理论上说，只要社会依然运作，只要人们的交往依然存在，任何途径都有可能造成病毒的间接传播，包括钞票。但是现实并不那么可怕，太阳的光辉依然照耀着地球。

钟南山坚持不轻言“非典”已被控制，但是此刻他也忧心忡忡地说：“这个病不要搞成人人自危，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就不安定了。恐慌的心态比疾病本身更可怕。”

在“非典”危机中上任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也表示了这种担忧。５月１日，他在答记者问时说：“市民的恐惧心理确实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王岐山引用了一句西方格言：“恐惧的心理比恐惧的到来更可怕。”他很明确地表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工作，最终的成果都必然体现为人们从这场灾难中把恐惧逐渐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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