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与“魔鬼”争夺春天的战争

——读徐南铁《“非典”的典型报告》

李　钧

    2003年的春天，中国经历了一场被乌尔巴尼命名为“SARS”的大劫难。这个与“撒旦”有着相近的汉译音的病毒，让中国经历了一场与“魔鬼”争夺春天的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的报告文学《“非典”的典型报告》，就是纪录这场战斗的“史诗”，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全景式反映‘非典’战役的报告文学”。
　　作者徐南铁，诗人、“中国首家文化批评杂志”《粤海风》的总编辑、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为责任心所驱、为国人抗击“非典”中敢于牺牲的精神所感动，深入采访广东省抗“非典”一线指挥部、医务工作者，见证了这个春天的“英雄树”打破严寒绽开火红的木棉花的过程，心血与激情、文献与思索凝成了这部厚重之作。
　　一口气读完这部还散发着墨香的著作，起伏宕荡的情节、令人赞叹的英雄群像、深层的思索、宏观的视野，让人不能不说，这是一部难得的报告文学力作，的确堪称“典型”。
　　“文章合为时而著”。这部报告的“及时性”显而易见。4月11日，在非典疫情尚未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徐南铁开始深入全省各地采访，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和二手素材。作者采访了广州“510指挥部”、广东省卫生厅长黄庆道、广州市卫生局长黄炯烈等指挥和参与一线抗击“非典”的工作人员，塑造了钟南山、邓子德、邓练贤、叶欣、陈洪光等一系列英雄形象，也留下了鲜活生动的《护士长日记》的作者张积慧等人的身影，全景式地反映出广东和全国人民协手“抗非”的精神。从策划、采访、论证到写作、出版、发行，《“非典”的典型报告》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新闻与报告文学的“典型性”是指亲历性、相关性、权威性。广东是“非典”的首发地和主战场。作者身处广州，作为一名敏感而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者，徐南铁主动参与其事，以笔为号，吹响激励人们奋斗“抗非”的进行曲，参与到“众志成城、保卫家园”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他不仅与广东省文联的同志们一起创作了《有爱就有未来－－抗SARS歌曲集》，还为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写了朗诵诗《永恒的春天》。这是公益的事业，出于他公益的心。他全程亲历了广东灾难、亲自赴一线采访，感受到了“用生命点燃生命”“爱之火”。因此，区别于市面上已有的抗非书籍，《“非典”的典型报告》更翔实、更全面、更宏大，让人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作者是一个思想者，开放的叙述掩不住其浓重的“问题意识”。该报告以信息和事实为基础，从作家的生命体验出发，用理性精神表述他在大灾难面前的社会、人生见解。减少了以往的报告文学中火一样的政治激情、帝王式的全知主观评判，代之以客观、冷静的人性讲述和理性分析，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多角度地揭示了“非典”这场灾难的深远影响和所带来的崭新课题，如国家在重大灾难面前的预警机制、人民的知情权和生命权、法制建设与人治弊端、科学真理与政治权威、国家利益与国际合作等。这就使此报告集文献性与报告性、思想性与经典性于一体，所忧所感，水到渠成。
　　毕竟是诗人型的报告文学家，虽然“仓促上阵”，仍在写作中努力创新，保持了自觉的文体意识。此前徐南铁的报告文学《大道苍茫》（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就被评论界称为“理论性报告文学”：并非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而是以理论主题来谋篇布局，采取散点透视、分别聚焦等手法，将件事或素材分解，散布到不同主题不同章节中去，服务于不同需要，形成一个个小中心和高潮。在《“非典”的典型报告》一书中，作者采用“史志”书写方式，从灾难的出现到被战胜为主线，全书没有贯穿的主角，作者着意塑造的是英雄群像，间以对抢购、传谣、盲从的市民的“写意”性的描述，在对比中勾画出“民族脊梁”和国民性弱点。叙与论、诗思与批评的不着痕迹的结合，让人感到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散文化报告文学”：其中的《南山耸立》、《纷飞的泪水》都是可独立的散文诗章。
　　报告的感人，来自作者实实在在的英雄群像刻划。邓子德在被“非典”击倒后仍通过手机信息鼓励大家，表达“医者无悔”的情操；叶欣患“非典”后在写字板上写道“不要靠近我，会传染”，提醒护理她的人员保护自己。英雄们的语言是质朴的：“没有什么崇高的动机。这种事我们不干谁干？呼吸科的病人我们不看谁看？”“职业道德罢了。”“怕，但不是怕传染给自己，是怕传染给家人。”《护士长日记》的作者张积慧说：“就是想把感动自己的事写下来，留着自己老了慢慢看。”没有泛道德主义的滥情，没有意识形态化的“高大全”，而唯其如此，才见证了人性的真实，也反映了报告文学的进步。在这些英雄中，钟南山坚持学者立场反对长官意志的科学精神最让人难忘：他从实践出发，质疑“中国病毒形态学奠基人”洪涛院士称此次疫情祸首为“衣原体”的论断，甚至在官方发布“不要再为此事争论了”的指令以后，仍通过国际合作论证疫情为“病毒”所致，科学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他反对卫生部长官“疫情已得到控制”的不负责任的廉价许诺，主张百姓的“知情权”；他“追求一个未知数”的精神动力，为科学工作者树立了一个楷模。
　　有评论者说，进入上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渐渐退到了文学的边缘，再没有了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呼喊引发的轰动效应，文学在淡化意识形态、主张多元化、私人化写作的同时，对广阔社会场景和民众生活状态的贴近已经让位给市场的关注。但是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报告文学的力量。在这些报告文学中，《“非典”的典型报告》值得细读，因为，“‘非典’正在离我们而去，即将凝固成为历史，然而我们需警惕历史重演。”（徐南铁语）

（徐南铁，《“非典”的典型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